中国民间庙宇众多，俗语说，"村村皆有庙，无庙不成村"。形形色色的庙会组织，在乡村文化传承、乡村社会秩序的维护、地方认同的建立、自然资源的管理与分配等方面，曾经发挥不可或缺的影响。如今，随着国家权力深入基层，庙会功能逐渐萎缩，大多仅余集市和娱乐功能，庙会组织则基本已退出乡村的公共领域。

然而，陕北榆林地区的黑龙潭庙会却是例外。

上世纪90年代以来，黑龙潭庙委会利用庙会的香火收入，多年来持续投资于地方公共事业建设，涉及环境、教育、医疗、农村基础设施、社会保障等多个领域，俨然类似一家具有庙会背景的社会企业。

黑龙潭庙会是如何实现这一旧神新社的转型之路的？其经验对转型期乡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以及乡村治理结构的完善，应有一定启发。

黑龙庙的兴衰沉浮

黑龙潭在榆林往南55公里处，周围群山环绕。在一处悬崖上有一股长流不断的泉水，对十年九旱的榆林地区来说，这股泉水异常珍贵，因此素有“龙穴藏珍”之称，被誉为榆林八景之一。景物殊胜，少不了灵异传说。自古至今，黑龙王显圣的传说在此地流传甚广。据说，郑氏女吞食仙桃，生下五龙，其中黑龙仙游至此，恋潭清水洌，屡屡显圣乡民。至明朝正德年间，乡民为其创建黑龙庙宇，以后几度重修扩建。这里每逢农历六月初十至十四，要举行盛大的庙会活动，数百年而不衰。

文革期间，黑龙庙被彻底拆毁。是年，流淌上万年的龙穴海眼干涸断流。但之后仍有部分信众遇会期和节日，或深夜或清晨，偷偷到庙址废墟内与牌楼前，上香烧纸，祭祀许愿。1980年初，政府开始落实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附近的白云道观重开山门，允许信众朝山。于是，当时黑龙庙的会首开始组织公开祭祀。据当地传说，祭祀期间曾出现异象。而当年，干涸12年的龙穴海眼也意外出水了。此事极大振奋了村民重修黑龙庙的决心。先由镇川镇红柳滩、陈家沟、八塔湾、高梁坡、朱家堡、柳湾沟六个村的老人推动，后来为募集俢庙资金的需要，又吸收了北河村、花河村、杨家沟三个村，这9个村组成了今天的黑龙潭庙委会。

在村民的齐心协力之下，黑龙庙于1982年完成重建。然而，那时民间信仰尚未获得政府的正式承认。后来，庙委会以保护黑龙庙遗留下来的文物为名，申请成立了黑龙庙文物管理所，从而获得一个传统文化场所的合法身份，而庙会则以物资交流会的名义得以定期举办。在文化和经济的名义之下，黑龙庙的场所和信仰活动暂时得到政府的认可。但作为民间信仰组织，其合法性存在诸多不确定性。

重修黑龙庙时立的牌坊

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黑龙潭庙会渐渐兴盛，香火之旺更甚于往日。地方经济结构的改变则促使黑龙王的职能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因农业比重下降，矿物开采成为主要经济来源，而矿物开采和运输风险大，因此黑龙王渐由原来的祈雨之神变成了财富和平安的施与者。当地人因为黑龙老爷的庇佑变富裕了，在愿望得到实现后，便会到黑龙庙来还愿。渐渐地，当地生意人不说自己出去挣钱，而是说“和黑龙老爷一起挣钱”，挣得的收入总有一部分不菲的资金流入到黑龙老爷的功德箱中。

至此为止，黑龙庙在历史上的兴衰沉浮与当下的重建，从表面上看与全国各地大多数庙会的经历没有太大区别，但新的变化已在悄悄酝酿之中。

获得社会合法性

榆林地区属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黄土广布，植被稀疏，风沙大，水土流失严重，对农业生产极为不利。自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政府开始大力推动黄土高原综合治理，鼓励社会多元力量参与种草种树、绿化荒山的行动。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988年，朱家堡村的朱序弼找到庙委会，希望庙会能支持建立一个山地树木园。朱家堡是参与黑龙庙复建的九个村庄之一，朱序弼是榆林市林科所的研究员，多年来他潜心于试验和培育适合陕北这片黄土地的树种，颇有建树，正想寻找一片山地进行更大范围的试验和推广。尽管朱序弼所在的林科院，对与庙会合作心存顾忌，但朱序弼是本地人，与庙委会诸成员都是熟人，故能更好地建立信任。

而且，这个想法与当时庙委会的会长王克华一拍即合。王克华不同于传统的陕北乡民，这位曾经的教书匠和成功的商人，对留名于世有强烈的渴望。他曾对记者说：一个人活在世上总得有自己的追求，自己奋斗的目标。总之，人活着总该给世间留下点什么才对头。因此，他有强烈的动力推动庙会的发展。

陕北风沙大，政府也一直提倡治理水土流失，如果庙会能把周围环境搞好，既能给周围老百姓也能给榆林做个样板。这是王克华心里的盘算。于是，由庙会出资、林科所出树苗、朱序弼提供技术支持，首个民办的黑龙庙山地树木园于当年正式成立，第一期租用了600亩后边村民的土地。如今这周围山上的一片绿荫正是当年所栽种。

山地树木园的创办为黑龙庙带来了巨大的声誉。1991年，朱序弼在中国植物协会的学术研讨会上介绍黑龙庙山地树木园的情况，得到媒体的关注，之后国内外专家慕名来访，使得黑龙庙声名远播，并多次获得政府的表彰，而王会长随后也经常受邀出国参加各种会议。更为深远的影响则是，黑龙庙的成功，带动了榆林地区的庙会兴办绿化事业的热情。虽然兴办植物园对庙会的收入没有影响，但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和政府的认可，有助于民间庙宇获得社会合法性。此后，陕北民间庙宇自办的民办植物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2002年，朱序弼联合一些有识之士，发起成立了“黄土高原国际民间绿色文化网络”，参加的庙会和群众社团多达56个，生态治理面积达5万亩。如今，这些散布于榆林乡村地区的一座座民间小庙，已成为陕北黄土高原上一道道靓丽的绿色风景。

黑龙潭庙会利用香火收入修建的休闲长廊，为庙会期间商贩摆摊香客休息之处。

九村共治的雏形

山地树木园的创建，将庙会带入地方公共事务的领域，回应了地方的公共需求，尽管这已超出传统信仰的范畴，但却为庙会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为其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和政治环境，这无疑为庙会下一阶段主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提供了借鉴。

黑龙庙的庙会文化周的唱戏活动

黑龙潭庙会是一个典型的因民间信仰的纽带而形成的地方共同体，其内部有着自发形成的组织结构。庙委会由9个参与重建的村庄的村主任和村书记共同组成，伴随地方基层行政组织的更替，五年一换。会长由庙委会成员共同选举产生。从庙会作为地方共同体的性质以及庙委会的组织结构即可看出，地方公共事务很自然地便会成为庙会所关注的重点话题之一。而地方上迫切的需求与庙会自身对合法性的追求则成为庙会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的重要助推力。

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组织，原本应承担起村庄公共服务的角色。但分田到户之后，当地农村的村集体经济普遍瓦解，而财政拨款有限，过去由村集体负责维护的公共基础设施难以为继，水利设施老旧，道路电网急需改造。伴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村民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的需求不断增加，如孩子就近上学的问题、老人的医疗保险、贫困孤寡老人的救助等等。作为地方共同体的庙会组织自然无法忽视这些迫切的现实需求。

随着庙会经济的发展，黑龙潭庙会的香火收入每年已达到上千万的规模，除去举办庙会、庙宇维修和扩建的开支，每年都有大量结余，雄厚的经济实力使得庙会承担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可能。而由于黑龙庙属于这九个村庄共同所有，其收入自然具有公有的性质，其使用则须体现共同体的公共意志，而投资于地方公共事务，既能切实改善地方公共服务水平，又符合信众所持有的“神神收入为周围群众”的价值观，能得到信众的认可和支持。

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黑龙潭庙会自1993年以来便坚持资助当地的公益事业。据学者的调研，庙会资助的项目涵盖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保障等方面，受益对象以庙会所辖的九个村庄为主。

黑龙潭庙会建的中学

教育是庙会公益支出最大的领域。1995年，在村民多年呼吁下，由庙会捐资，红柳滩村提供土地，政府配套部分资金，创办了一所设施齐全的完小，解决了村民就近上学的问题。2003年，因学生人数增加，地方中学入学压力加大，农村学生普遍面临上中学难的问题，于是庙会又出资将黑龙潭小学扩建为占地38亩的标准化完全中学，可同时容纳2000名学生。学校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教师实行聘任制，日常运营经费全由庙会提供。鼎盛期学校有教职工100人。对于黑龙庙所在的九个村的学生，黑龙庙中学免收住宿、取暖等费用，伙食费自理。对于非南片九村的入学学生则要根据入学时的成绩收取一定的学费。对品学兼优和贫困家庭子女，黑龙庙中学也有实行奖学金和减免学费制度。现在由于学生人数锐减，黑龙庙中学已停办，但小学仍继续运营。此外，庙会对于镇川镇范围内的小学和中学都有长期的捐助。几十年来，他们先后资助朱家堡小学走万余元，捐助镇川中学十五万元，用于改善教学条件，同时资助榆阳区、米脂县等地的若干优秀学子10多万元，作为贫苦补助。

庙会第二大公益领域是对当地村镇基础设施建设的出资。庙会资助的项目，涵盖水利、道路、电网等，资助范围主要在这九个村庄。

第三大公益领域是资助九个村的村民购买医疗保险。自2009年开始，这已成为庙会的常规性福利支出。

对于每年公益项目的支出，庙委会有一定决策机制。对村庄基础设施的资助，每年各村根据自身的需求向庙委会提出申请，资金额度在一定范围以下的，会长可决定，若是超出一定范围，则会长需与庙委会诸成员共同商量决定。涉及与9个村庄均相关的公益项目，同样须由庙委会成员共同商量并做出决策。

这一机制俨然酝酿着九村共治的雏形，它对于当下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多元共治或可提供不少有益的启发。农村的公共服务的合理布局，公共资金的使用和管理，如能与这种自发形成的地方共同体的自治相结合，上有“神灵”的监管，下有信众的监督，再辅以良好的内部治理与适度的政府监管，则无论公共资金的使用与管理，还是公共服务的公平与效率，都能得到更好的改善。事实上，当地政府在资助村庄项目时，为避免财政拨款被村政瓜分，曾经尝试过通过庙会会长来实现，但那只是基于个人的信任，而缺乏对于构建多元共治机制的思考和尝试。

具有民间信仰背景的地方公益机构

对社会需求的回应是民间自组织存在的天然合法性。现实功用性是民间信仰的本质特征，其仪式与信仰活动是地方社会的公共事务，且与解决生产生活的具体问题密不可分，传统庙会组织应此需求而产生。

随着时代变迁，传统的祈雨仪式因水利设施的改进而变得不再必要，而经济的发展和生活的改善催生了新的社会需求。在这样的背景下，黑龙潭庙会由一个传统的民间信仰组织转型为一个具有民间信仰背景的地方公益机构，持续地为地方公共服务的改善做出卓越的贡献，既是其自身为追求新时代下的社会合法性而做出的努力，也是其成功回应地方社会的公共服务需求而自然演变的结果。而在过程中，与各种外部组织和专家的互动则为庙会的转型提供了良好的催化剂。与此同时，庙会在转型中也催生了新的民间自发组织，如前文提到的由50多家庙会组成的“黄土高原国际民间绿色文化网络”的创建即是基于黑龙庙山地树木园的基础。

虽则大多传统乡村庙会组织仍处于公共功能萎缩之阶段，但仍可不时看到新的趋势在涌现。为获得新的社会合法性，主动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回应地方公共服务的需求，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庙会组织自觉或不自觉选择的路径。如广西融安县古营村的娘娘庙，为了更好的发展，通过参与捐资助学、慈善救助等社会慈善活动，资助村里架桥修路、维修电视差转台、承办农业讲座、赞助村民代表大会等社区公共事务的方式，寻求与社会的衔接。长沙县果园镇山河村石湾组的华佗庙每年从收入中拿出12000元做社会公益事业。

当然，这种转型仍在进行中，如果各种民间传统自组织、新兴的民间自组织与村两委及地方政府之间，最终能在地方公共事务的治理中形成多元力量参与共治的格局和相应的机制，或许这才是残存的宗族、庙会之类的传统自组织转型的终点。

这些趋势提醒我们，对这些传统自组织，应当予以更多关注，而且有必要对它们如何回应地方社会的公共需求、如何引导多元力量在地方公共事务中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与机制等，进行更深入的研究，激活这些传统民间自组织的社会功能，促进乡村社会健康有序转型。

（转自澎湃新闻网站，作者系芬芳文化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