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出关的史事，历来扑朔迷离，众说纷纭。近几年来，全国各地有关专家，以及宝鸡市大散关文化博物馆和宝鸡市老子文化研究会的同志们做了许多调查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基本同意他们的看法。现在应该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以正视听。老子虽然经过函谷关，可那时那地没有关令尹喜强留老子著书的事。老子是出散关，到流沙、进西域、访中亚，带领徒弟们实践“以道立天下”。

一

老子出关的事，司马迁《史记》没有明确指明什么关？因而流传两种说法。一说在“函谷关”；一说在“散关”。实际上，此两关一东一西，相距甚远。唐《括地志》云：「散关在岐州陈仓县东南五十二里（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19公里处）。函谷关在陕州桃林县西南十二里（今河南灵宝县东北）。很显然，当时函谷关在周域内地，散关才是周域边关。

据司马迁《史记》的《老庄申韩列传》：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居周久之，见周之衰，乃遂去。至关，关令尹喜曰：「子将隐矣，强为我着书。」于是老子乃着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莫知其所终。

按司马迁记述，老子看到周王朝越来越衰弱了，眼见天下大乱，产生了对周朝的绝望，决定远离周朝，必须“出关”要到秦国去，到西域去。司马迁《史记》并没有指明哪一个“关”。

按[索隐]谓：“李尤函谷关铭云，‘尹喜要老子留作二篇’，而崔浩以尹喜又为散关令是也”。[正义]谓：“《抱朴子》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於散关，为喜著道德经一卷，谓之老子’。或以为函谷关”。索隐和正义都分别记了两种意见：其中，李尤是东汉和帝时人，他作的《函谷关铭》把老子遇尹喜的事记在函谷关。葛洪是东晋时人，他作的《抱朴子》一书把遇尹喜的事写在散关。到了南北朝时，这种争议仍然存在。北魏时的崔浩认为尹喜是散关令，当然老子遇尹喜也就在散关。

老子出关应理解为出国，但“函谷关”仍在周朝版图内，既然老子对周朝绝望，决定远离周朝到秦国去，到西域去，出“函谷关”也就达不到他“去周西游”的目的；老子出关后，是“西入夷狄”；据《后汉书·苏杨郎襄列传第二十》：东汉·廷熹七年（公元164年）大臣襄楷给汉恒帝上书中有云：“或言老子西入夷狄为浮屠”；《后汉书·楚王英传》中说：“楚王英……晚节更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永平)八年(公元65年)……诏报曰：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

“夷狄”在哪里？清·王国维著的《秦都邑考》说：“秦人先祖，起源于戎狄”。这里所说的“夷狄”是秦国人先祖的领地，也就是今渭河上游、洮河中下游和湟水一带，即今天的甘肃天水地区临洮县（古称狄道县）一带，上至战国，华夏族的诸侯国也是一直视秦国为“夷狄”。既然老子是“西入夷狄”，那么今陕西省宝鸡市西南19公里大散岭上的“散关”，则是老子“去周”“西入夷狄”所必至之“关”。老子要到秦国去，到西域去，这就得经过西周散国的边界（散关）。散关又名崤关，今称大散关，自古以来是关中四大门户（东有函谷关、南有武关、西有散关、北有萧关）之一。历史上流传的大散岭、散谷水、散关等以“散”为名的山、水、关名，都是因其地处的西周散国疆域而得名的。

郦道元在《水经·渭水注》“水东入散关”下谓：“皇甫士安高士传云：老子为周柱下史，及周衰乃以官隐，为周守藏室史，积八十余年好无名接，而世莫知其真人也。至周景王十年，孔子年十七，遂适周见老聃，然幽王失道，平王东迁，关以捍移，人以职徙，尹喜侯气，非此明矣”。

集解《列仙传》曰：「关令尹喜者，周大夫也。善内学星宿，服精华，隐德行仁，时人莫知。老子西游，喜先见其气，知真人当过，候物色而迹之，果得老子。老子亦知其奇，为着书。与老子俱之流沙之西，服臣胜实，莫知其所终。亦着书九篇，名关令子。」又按：《列仙传》：「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索隐《列仙传》是刘向所记。物色而迹之，谓视其气物有异色而寻迹之。

又有《抱朴子·神仙传》曰：老子西出关，关令尹喜候气，知真人将有西游者，遇老子，疆（强）令之著书，耳不得已，为著《道》、《德》二《经》，谓之《老子书》也。

干宝《搜神记》云：老子将西入关，关令尹喜，好道之士，睹真人当西，乃要之途也。

郦道元虽然没有明确说散关就是西关，只是提到散关时，便以西关代之。围绕关中的古关有四处，即南为武关、北为萧关、东为潼关、西为散关。对东西二关则另有说法。东关为函谷关、西关为陇关。西周至战国间，函谷关重于潼关，散关险于陇关，故而此西关乃散关无疑。

再查地方志：雍正十一年韩镛版《凤翔县志》记述了这样的故事：周无极元年，老子将要过关，关令尹喜敕门吏：“若有老叟从东来，乘青牛薄板车，不得放其过关。”一日，果有老者过关，门吏急忙报告尹喜，尹喜高兴的大叫：“好啊！‘道’要来了，我要见圣人了”于是带上印绶、以弟子礼迎接老子。老子就给他传授了《道德经》五千言，并留秘旨三十六章。临别，老子叮咛尹喜：“你修行千日后，到成都青羊寺找我吧”。尹喜将秘旨整理后称之为《西升经》。故事至此而止。

乾隆十二年许起凤版《宝鸡县志》人物卷方外篇中，更是将尹喜的住所确定为“居县南之通仙观”。在乾隆五十年邓梦琴版《宝鸡县志》人物卷仙释中，还假托《神仙传》讲述了如下故事：尹喜任散关令时，老子将出西关到昆仑山飞升为仙。尹喜占得将有圣人降临，十分惊喜，便派人清扫道路四十里，夹道焚香，以迎圣人。而“老子在中国未有所授，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老子有个车夫徐甲，自小就佃身老子，按照一百钱一天的身价计算酬金，老子总共欠徐甲七百二十万钱。徐甲见老子西出散关要远游，就向老子索要工钱。徐甲索要无果，就将老子欠钱的事告诉了当地一个十分爱财的人，那人一看徐甲有这样的金主，便答应将女儿嫁与徐甲，并怂恿徐甲将老子告到了关令尹喜那里，尹喜闻言大惊，却不知徐甲已经跟随老子二百余年了。尹喜带着徐甲去拜会老子，老子对徐甲说：“其实你早该死了，我当日雇你为我的车夫仆人，是因为我家贫没有使役的缘故，我放‘大元清生符’在你身上，你才有今日的长生。你竟然把这些事告诉别人，本来我要到西方安息国用黄金来偿还你的佣金，你竟不能忍耐须臾。”于是让徐甲张口向地，一道咒符飞出，上面的丹书文字还跟新的一样，而徐甲瞬间变化为一堆白骨。尹喜知老子神人也，立即下跪为徐甲求情，并愿意代老子偿还拖欠徐甲的二百万钱佣金，老子把那大元清生符投向徐甲白骨，徐甲又活生生地立在面前，尹喜付清工钱后打发了徐甲。尹喜执弟子礼追随老子直到成仙。再看唐、宋名人涉及老子与散关的诗文。

初唐四杰之一的大诗人王勃，有一首诗<散关晨度>：

关山凌旦开，石路无尘埃。

白马高谭去，青牛真气来。

重门临巨壑，连栋起崇隈。

即今扬策度，非是弃懦回。

王勃在诗中引用老子骑青牛来散关时，有紫气东来的传说，说明老子骑青牛过散关的故事在初唐已经尽人皆知了。

《凤翔县志》有几条编者按。一是解释青羊寺为今之青羊观。另一条涉及授经台。既然老子为尹喜传授《道德经》和《西升经》必然有授经台存在，“按授经台本不在此地，台并传其来已久”。该志还引用了苏轼在凤翔时的一句诗：“此台一览秦川小，不待传经意已空。”这个故事虽然没有提到紫气东来，却明明白白的讲述了老子与尹喜相遇的故事就发生在散关。从苏轼的诗中可知，宋代时散关的授经台似乎还有遗迹可寻。

宋嘉祐七年(1062年)时任凤翔府签书判官的苏轼，奉命出府，到宝鸡周围四县，写了长诗“五百言”给他弟弟苏辙，其中有四句诗：

尹生犹有宅，老氏旧停车舟。

问道遗踪在，登仙往事悠。

苏轼的诗明确写到当时有尹喜故居和老子的行踪遗迹。

据《宝鸡县志》（民国11年铅印本）载：“周尹喜为散关令”，关令尹喜，字公文，是春秋末陇西（今甘肃临洮）人。他自幼究览古籍，精通历法，善观天文，习占星之术，能知前古而见未来，曾做“散关”关令。老子将西出散关以升昆仑。喜占风气逆知当有神人来过，乃扫道四十里，见老子而知是也。老子在国中未有所授，知喜命应得道，乃停关中。宝鸡市区西南益门镇之通仙观（虽毁战火，但迹尚依），旧址原是尹喜故宅。

《道藏·西升经》和东晋·葛洪著《抱朴子》亦有云：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为喜著《道德经》。据传老子西游遇关令尹喜于散关，授《道德经》一卷。老子在散关遇到尹喜，两人相聊甚欢，尹喜感动了老子，老子遂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和以王朝兴衰成败、百姓安危祸福为鉴。溯其源，著上、下两篇，共五千言，即《道德经》。让尹喜自己去钻研，并约定千日之后四川相见。就这样，尹喜成了老子的大弟子，并因为这本影响天下的奇书而闻名。在尹喜故宅，遗有老子给尹喜授经的“说经台”。老子的《道德经》是应尹喜之请，经老子“语之伍千言”，由尹喜“过而书之”。

有人说：老子是在镐京将道德经写完之后，才去周至（盩厔）关。与《天水伯阳，老子西行之路探秘》中：“伯阳一带的民间传说，尹喜接到老子后，伴随老子一路西行，先到了现在周至县的楼观台，在此抄录完了《道德经》”注意，是老子到楼观台后，关尹开始抄录道德经。而不是“疆为我著书”。

今天我们可以顺理推想：老子经过内地函谷关后，必然去原周都镐京参观游览，到周至楼观台修道，过眉县、宝鸡等地。或者，他过散关结识尹喜后，应尹喜之请，留著《道德经》，然后去原周都镐京参观游览，到周至楼观台讲经说法，再过过眉县、宝鸡等地。然后从散关出周域，西去流沙。

所以，今天陕西有周至楼观台、说经台、吾老洞、老君殿；太白山青牛洞、宝鸡天台伯阳山、散关尹喜故居等遗迹。

二

司马迁《史记》说老子“莫知其所终”。其实，有不少史料印证老子入夷狄，过西域，之天竺。还做了不少大事。

班固在其《汉书·艺文志》中指出：老子入关西去，尹喜“去吏而从之”且“俱之游流沙之西。”这说明老子在尹喜的陪同下，一直到了甘肃河西的居延地区。

据《三国志·魏志》裴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中说：“《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屠属老子弟子，别号合二十九，不能详载，故略之如此。”鱼豢，魏明帝(公元227至239年)时为郎中，卒于晋武帝太康(公元280至289)之后。《魏略》大概作于曹魏之末。“《浮屠》”指佛教的经典《当为当时的某一经典》，此处所说的“《老子》经，”很可能就是指《老子化胡经》之类的“经”，当然不是指的《老子道德经》，因唐道宣《归正篇·佛为老师章》的注说“出《老子》、《符子》”，或此处《老子》指《老子西升经》。

与鱼豢大约同时有杜挚作《笳赋》，在其序中说：“昔李伯阳避乱西入戎。戎越之思，有怀土风，遂造斯乐。美其出入戎貉之思，有大韶夏音。”

《后汉书·窦章传赞》章怀太子注说：“茄，胡乐也，老子作之。”至西晋初年，“老子化胡说”仍很流行，如作《高士传》的皇甫谧尝说：“老子出关，入天竺国，教胡王为浮屠。

关于记载王浮造《化胡经》以及他和僧人法祖关于佛道二教正邪的争论的材料，在此一时期有东晋末竺道祖撰的《晋世杂录》、刘宋时刘义庆的《幽明录》、梁裴子野的《众僧传》等。记载“老子化胡”故事的书也不少，如葛洪的《神仙传》、东晋孙盛的《老聃非大贤论》、《老子疑问反讯》等。但最重要的材料应是梁僧祐《出三藏记集》卷十五《法祖法师传》中的记载，其文说

“有一人姓李名通，死后更苏，云见祖法师在阎罗王处为王讲《首楞严经》。……又见祭酒王浮，一云道士基公，次被锁械，求祖忏悔。昔祖平素之日，与浮争正邪。浮屡屈，即意不自忍，乃作《老子化胡经》，以诬谤佛法。殃有所归，故死方思悔。”

慧皎《高僧传·帛远传》也有同样的记载。帛远字法祖，是晋惠帝时(公元290—306年)的人，这时已是西晋中期了。从上面所引的材料可以看到两个问题：一是，在西晋时道教不仅有“老子化胡之说”，而且创造出了《老子化胡经》这样的书，用以证明佛教是出于道教；第二是，西晋中叶后，佛教势力渐盛，不再能容忍道教关于“老子化胡”的说法，因而与之争辩。但是王浮与法祖争论的内容不得其详，大体上是争论哪一种宗教是“正道”，哪一种宗教是“邪道”，似乎也还不是直接争论佛道先后问题。

今存《西升经》有多种版本，据《道藏》中所收宋徽宗注本《西升经·西升章第一》说：“老子西升，开道竺乾，号古先生，善入无为，不终不始，永存绵绵。”同本末章《戒文章》第二十九说：“老君曰：吾重告尔，古先生者，吾之身也。今将返神，还手无名，绝身灭有，绵绵常存。吾今逝矣，忽然不见，喜出庭中，即仰睹悬身坐空中，其状如金人。”

道经《玄妙内篇》仍持老子入夷狄为浮屠的传说，宝鸡天台山之峰有道家尊崇的祖庭“玄都”，山脚有“玄关”，二峰以伯阳命名，从废墟年代不详和重建的上下老君洞所用建材有先秦砖，弥罗天三字似唐代书字，把老子当弥勒佛（弥罗天）本身就是基于老子到中亚创教，影响世界哲学的说法。关于老子西入化胡之事又一记载：据《续高僧传》载，正光元年(520)，孝明帝请佛道二教上殿议论。有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人昙谟最对论。此事《广弘明集》卷一亦载，其文尤详：

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门人殿前斋讫，侍中刘腾宣教：“请法师等与道士论议，以释弟子疑纲。”时清通观道士姜斌与融觉寺僧昙最对论。帝曰：“佛与老同时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时以充侍者，明是同时。”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按《老子开天经》是以得知。”最曰：“老子当周何王几年而生？周何王几年西入？”斌曰：“当周定王即位三年(元前605)……九月十四日夜子时生，至敬王元年(元前519年)年八十五，见周德凌迟，与散关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

三

公元前500年左右，老子“西出流沙西”，最后走到了甘肃一带，然后在当地讲学传经，在甘肃的行程线路大体为：经游天水、清水、礼县、秦安、甘谷、陇西、渭源、临洮、兰州（皋兰）、广河、积石山、永靖、永登、武威、青海门源、张掖、高台、酒泉（居延）等地后，又回归陇西邑，落户临洮，然后去新疆和田及中亚一带创浮图道，建浮屠邦。陕西有出土文物显示，有伯阳在印度后代返东土，证们老子到西域、中亚活动，影响全世界。

老子提出实行大道革命(“行以大道“——《老子》53段，以下引老语只注段)建立以和谐，协调为原则的大道制度(“以道立天下“——60段)的主张。此属恩格斯所称的“使古代氏族制度终结的革命“。大道革命的战略分两步走：第一步，建立“以正之邦“(57段)，即创造用以矫正天下的经验的示范之邦，故又叫“邦之母“(59段);第二步，把“邦之母“的经验，推广到天下，而实现“以道立天下“。按老子的说法是：“执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大。“(35段)

老子和他的弟子们，实行“使民重死而远徙“(67段)的方针，即发动奴隶们以柔制刚，不与贵族死拚硬碰，而远徙他乡。这样，一方面可削弱贵族之邦的势力(“小邦寡民“——削小其邦而寡其民——67段);另一方面，可组织远徙他乡的逃亡奴隶，立自己的新邦。0他们选择了边远的贵族势力莫及的西域，出关便可进入罗布泊地区。

阿克斯皮力古城，地处塔里木南河岸边，今洛甫县城北十七公里的沙丘中，依稀可见的城墙遗迹约七，八里，现仅存93。6米长的城墙，高5米，底宽2。5米，顶宽1。5米。用白色粘土坯砌成。土坯上有类文字的符号，就是庄子说的“建德之邦“。唐朝贞元间宰相贾耽所作《四道记》记于阗时云：“有宁弥故城，一日达德力城“，

老子和徒弟们带领一批奴隶来到了昆仑山下的于阗（国外音译“伊甸”）在那里建立了“万民平均，万邦协和”的“大道之邦”。当时，这一事件，在全世界引起了轰动，于阗成为全世界哲人、思想家争先恐后求道的地方。因此，这一时期，被西方人称之为人类新思想爆发的轴心时代，代表人物风气云涌，宗教叠起，理想国层出。释迦牟尼（约公元前565年——前485年）、毕达哥拉斯等均与老子结缘，聚会于阗。（有释迦牟尼佛在和田牛角山说法图）“大道之邦”被纷纷传说为“西方极乐世界”、“西仙源”、“天国”、“伊甸园”等地球人间乐园。古希腊的著名诗人品达尔（pindar约公元前518至前438年）赞赏道：“那里的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盛筵供奉他们的阿波罗，歌舞快乐，无疾病，无衰老，寿长千岁，公正无争。”据后来托勒密《地理学考》，品达尔歌颂的这个“人间乐园”，在昆仑山北面，即和田绿洲。可见品达尔歌颂的是和田大道之邦。

老子西行传道还可能到达地中海。据柏拉图（公元前427年至前347年）在他的《理想国》中，一再提到品达尔和他的诗，显然，他那《理想国》的想像，与品达尔的颂诗紧密联系着。就是说柏拉图的《理想国》及其后两千多年欧洲的一系列的乌托邦，与老子的大道之邦，都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参考资料：

1，刘晓应：《老子出散关，道德发源地》

2，李仲操：《散关考辨》

3，刘晓应：试论老子《道德经》诞生地

5，朱玉林：《老子文化传承在宝鸡》

6，罗尚贤：《和生论》

7，罗尚贤：和田绿洲的大道之邦

8，天水伯阳：老子西行之路探秘

（作者邱锋系《老年报》副总编辑;现任中国老子文化研究院院长、中国毛泽东研究院书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