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一些太原本地人也会把龙山、天龙山混为一谈，因此说“龙山石窟”，很多人就会认为是“天龙山石窟”的缩称。其实，天龙山和龙山是两座山。天龙山原名“方山”，因北齐皇建元年（560年）山中筑天龙寺，以寺改名；而龙山夹悬瓮山天龙山之间，山名由来不知，北齐清河四年（565年），成武帝曾以山名改晋阳县为龙山县。天龙山石窟，是始凿于东魏、续凿于北齐及隋唐的著名佛教石窟；龙山石窟，则是初凿于唐、终成于元的我国规模最大的道教石窟。

宗教意义上的石窟起源古印度远僻的山林，但在古中国崇山峻岭间创造出辉煌，成为接受敬仰和膜拜的宗教文化盛景。谈论石窟，人们的话语会与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和麦积山石窟等佛教石窟形成习惯性链接，而承载中国本土文化、体现民间朴素信仰的道教石窟，则很难成为话题。造成这样的局面，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佛道自身教义的不同。佛教为“像教”，僧尼需观像禅修，信众求面佛跪拜，故佛教雕塑石窟甚众；而道教秉持“道本无形”理念，以为信仰无须岸然道貌，但后来即领悟久无形象、不利传播，也开始了塑像凿窟。

元代在太原龙山开凿道教石窟的宋德芳，就是这样清醒有为的弘法者。

元人李道谦《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述，宋德芳道号“披云”，曾先后拜丘处机等道教全真三大宗师，“修道早有所成”。尤其他在山西一域传教时不仅门徒广众，而且凿窟建宫修观，贡献巨大，另一位元人王利用在《道行碑》中赞其“三灯传一灯，一灯续三灯”，终成元代道教全真四大高道之一。

金兴定六年（1222年），宋德芳跟随丘处机赴西域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见到“日事攻战”的成吉思汗，目睹丘处机以“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之论规劝成吉思汗“敬天爱民”，感受到道家济世匡时的努力。而对自己的传道修炼，又蒙丘处机指点“汝缘在西南”。西域归来，宋德芳就循着师傅指引的方向，最迟在元太宗窝阔台六年（1234年）之前来到太原弘道。

肩负使命的宋德芳踏过晋阳故城的残砖断瓦，迫不及待地攀入西山内腹考察。他首先见到了巍然耸峙的蒙山摩崖大佛，随后又见到了松柏掩映的天龙山佛教石窟，他应该驻足1500余尊佛家石像前捻髯叹息。当宋德芳搜遍群山的时候，终于在龙山之巅发现了塌圮的昊天古观，道观旁，竟有两龛刻画着宋人名字的道教石窟！那一刻，忧喜交织的披云子临风发誓，一定以“千峰独步”之志凿造石窟，“玄风一扇，比屋回心”，3年内重振太原道教辉煌。

披云子宏愿立誓当然有现实政治社会背景作为支撑。蒙元一朝，对各类宗教采取自由流布、兼容并蓄的政治态度和优礼政策，各种宗教获得恣情发展的珍贵历史机遇。13世纪，波斯史学家志费尼所撰《世界征服史》说，成吉思汗对所有宗教持“不舍一种而取另一种，也不尊此而抑彼”的立场，“虽然选择一种宗教，但多数不露任何宗教狂热”。回溯元代太原宗教发展确实如此。蒙元统治者虽然对经营太原城阙没有多大兴致，还砍倒无数庄稼种草牧羊，但尊崇佛教的他们重修了北齐皇家佛教场所法华寺，新筑了阳曲帖木儿佛塔等佛教建筑，同时也放任宋德芳聚集资财、组织民力在龙山硁硁钎石，经年凿造道教石窟。

忽必烈至元十一年（1274年）的《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记载了宋德芳龙山凿窟之功，称其“历太原之西山，偶抵一道观，荒凉极目，乃向神游时所见。拂拭石刻，有宋童二字。真人曰：宿缘无可逃者，留居之。曾不三年，轮换一新，遂为西州伟观。”这段碑文，强调了宋德芳与太原城的“宿缘”，记述了他在此创造中国道教石窟“伟观”的非凡历程。

宋德芳后龙山石窟达到8窟66尊造像的规模。第1窟为虚皇龛，其内元始天尊坐像面容清癯；第2窟为三清龛，有雕像15尊，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结跏趺坐；第3窟为卧如龛，安卧之像传为全真派祖师王重阳或宋德芳本尊；第4窟为三天师龛，雕有道教创始人张道陵及子张衡、孙张鲁像；第5窟为玄真龛，雕有唐时飞升成仙的玄真子张志和；第6窟为七真龛，雕有“全真七子”像；第7窟为披云子自赞龛，雕刻了宋德芳及弟子秦志安、李志全论道场景，另有著名的“妇人启门”听讲造像；第8窟为三皇龛，应为神农、伏羲、黄帝造像窟。从洞窟艺术风格看，后人盛赞龙山石窟雕琢技术奇特，人物造像面形方圆，身形衣饰线条洗练，整体风格简约粗犷，散逸出浓郁的生活意趣。

披云子宋德芳率众自元太宗六年（1234年）山头动钎，自次年龙山石窟即大部告竣，又过了1年，残破的昊天观也重修落成。就在松风明月的龙山道观内，宋德芳与门徒启动了搜集、刊印道教经书的浩繁工程，并在6年后编校成“三洞三十六部之零章，四辅一十二义之奥典”的道教重要典籍《玄都道藏》。太原龙山也在这个时期成为北中国最为重要的道教活动区，确立了其在中国道教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令人喟叹的是，盛极一时的太原龙山随元灭再度陷入沉寂，钟磬之声久而难闻。战乱之中，龙山石窟中精美的石像头颅也大多割盗，至今难觅其踪。几页风云散去，龙山石窟，遂成元代留给太原凝重的背影。

（转自山西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