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末期，由于宋王朝政局腐败，无力抵抗北方少数民族的入侵，致使日益强盛的北方女真族，强行侵占了中国黄河以北的大片国土。公元1132年，金兵乘黄河冰冻封河之机，兴兵渡过黄河，势如风火，一举攻占了宋王朝的国都东京汴梁（今河南开封），皇帝宋徽宗和宋钦宗父子双双被金兵俘虏，宋王朝宣布灭亡。宋皇室宗亲康王赵构逃到了江南的临安（今杭州），重新组建宋王朝（历史上被称为南宋）。随着南宋王朝的建立，北方大量的官员，商家，士族，百姓等纷纷逃离家乡，渡过长江，来到临安。南宋朝廷的军队固守长江防线，并且以长江为界，开始与金兵隔江对峙。从此中国南北音信隔绝，这种以长江为界，南北军队隔江对峙的局面前后维持了大约一百五十多年。

长江以北广大地区的汉族人民在外族统治者的血腥奴役之下，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长江以南的南宋王朝则一直处于半壁江山的偏安状态，人民的生活相对平稳安静。直到南宋德佑二年（1267年），元朝军队打过长江，攻占了南宋国都临安（杭州），末代皇帝逃亡，最终在海南跳海身亡（1279年），南宋王朝遂告灭亡。在这南北音信隔绝的一百五十多年里，生活在北方的全真道教和生活在江南的南宗后裔弟子，在不同的环境中各自生存、生活、成长和发展。

南宗丹道的创立、传播和发展

在金国军队与南宋军队隔江对峙长达一百三五十余年里，我国北方地区的百姓生活在外族统治者的奴役之下，兵荒马乱，饥寒交迫，人们过着生不如死的生活。而在江南，南宋朝廷维持着半壁江山，人民的生活却大大优于北方。南宋朝廷和达官贵人们根本无意去收复被外族侵略者占领的北方领土，他们依然生活在红灯绿酒中，过着醉死梦生的日子，到处是一派歌舞升平的繁华景象。当时的诗人林洪有一首著名的诗来描述当年京城临安（杭州）的繁华景象：“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吹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另据历史资料记载：据元代曾经游历过中国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记述，当时杭州人口已经超过百万，瓷器和丝绸通过海路源源不断地运往世界各地，换取了大量的资金，使得社会经济高速发展。南宋仅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就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北宋时期的经济实力。马可波罗惊叹当时的杭州：“是世界上最繁华的城市。”在这一片繁荣富贵的景象里，南宗丹道也以另外一种隐蔽的形式得到了传播和发展。

当时在江南地区的南宗子弟都是以个体云游方士的形式，或以注解丹经，讲授丹法的清客身份，在一些皇亲国戚、达官贵人、豪门巨富及有势力、有钱财的大户巨室的庇护之下，用一种极其隐秘的方式传播丹法。传统的南宗丹法为了防止同道和外人对丹法进行诽谤诋毁，为了能够顺利地将内丹修炼成功，所以要寻找并依附有势力的官宦人家、有财力的豪门巨室作为庇护，作为靠山；还要得到深喑此道的明师及道侣们的倾力相助，只有各种条件都完全俱备，才有修炼成功的可能。南宗弟子们借助豪门的势力与钱财，在完成自身修持之后，还要帮助出资的“外护”们完成丹功的修持。这种特殊的修炼方式，造就了南宗非常苛刻的“法，侣，财，地”四大修持条件，缺一不可。南宗阴阳法派的口诀和修炼层次步骤从来不著于文字，只在师徒间以单传亲授的形式口口相传，即所谓“三口不言，六耳不说”，亦即“法不传六耳”。 南宗丹道的发展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以传统的阴阳法派为主，自南宗五祖白玉蟾开始，则以南宗清静法派为主。南宗阴阳法派突出“先命后性”的修持原则，下手功夫就是筑基前的命功修炼。因为阴阳法派筑基就要用鼎，只有具备了“身备五能”的功夫之后，才敢筑基。因此，南宗丹法的筑基功夫又被称为“铁门槛”，又叫“铁馒头”。修习南宗丹道，无论是阴阳法派还是清净法派，都要先过这道“铁门槛”，先啃下这个“铁馒头”。先命而后性，是南宗丹法的特点。以全真龙门为代表的北宗清修丹法则以修习性功为主，先性而后命。南宗的清静法派虽同为清修，但是由于保持了南宗丹法的特色，与北宗的清修丹法相比，会有很大的差别。

从历史的发展看，南宗在前期并无创立教派的意愿，他们既没有广大的信徒，也没有自己的庙宇宫观，只是依附于官宦富贾以维持生存而已。至于到以后的白玉蟾、彭耜，开始大规模开展社团活动，那是公开宣扬南宗清静丹法之后的事情了。

全真道教的兴起

在辽、金、元长期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广大汉族人民长期生活在异族的血腥统治之下，颠沛流离，民不聊生，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特别是生活在社会基层的广大汉族知识分子，欲报效国家而无门，欲反抗异族的统治而无力。眼看着复国无望，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过着生不如死的艰辛生活。国破家亡的痛苦，促使他们到宗教中寻求慰籍。

王重阳，陕西咸阳人，生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十四岁时逢南渡之变（宋王朝京城汴梁被金国军队攻陷，康王赵构渡江南下逃离，历史上称为南渡之变）。王重阳生长在国破家亡的动乱年代，目睹金兵的残酷暴行，既又无力反抗，又难以身报国，遂退隐乡间，终日意志消沉，疯疯癫癫而意不可测，百姓称之为“王害风”。金正隆四年（1159年）四十八岁时，王重阳自称在家乡的甘河桥“遇仙”，仙人指示其去东方传教，“东方有七朵莲花待其去度化”。三年后，五十一岁的王重阳来到了山东东部的崑嵛山下，收下了马钰，刘处玄，谭处端，丘处机，郝大通，王玉阳，孙不二等七位弟子。因其来山东后，弟子为其筑庵居住，庵名曰：“全真”，由此，凡追随其道者，皆号“全真道士”，至此，全真道教始兴。

王重阳创立全真道教，主张三教合一，三教圆融，“不主一相，不立一教”，以道教的《道德经》、佛教的《心经》、儒家的《孝经》同为全真教的祖经。全真教生活在异族统治下的北方，处境艰苦，因而苦行励志，潜晦韬光是他们修行的原则。全真教修炼方法则是求自立，尚苦行，始终贯彻以外体勤劳，内心静养来求得真道的纯朴宗风。为了适应北方残酷的特殊环境，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养成了不追求形式，以炼性为重点的全真教炼养风格。

在王重阳的七个弟子中，以丘处机的声望最高，成就最著。丘处机，号长春子，山东登州府栖霞县人（现山东省烟台栖霞）。生于金皇统八年（公元1148年）。十九岁入道，在二十岁时（金大定七年丁亥之岁）拜重阳为师（王国维考证为金大定六年，丘氏十九岁）。未足二年，重阳仙逝，临终之时，将其托付大师兄马丹阳。丘处机遂跟随师兄马丹阳身边，边守墓边学道历时四年，之后又独自一人在陕西秦陇磻溪庙苦修六年，然后再到甘肃陇州龙门山苦修七年，冥思深炼，总结师承，开创了全真教龙门一派，承传至今。

金兴定三年（公元1219年），丘处机审时度势，回绝了南宋王朝和金国皇帝的邀请，欣然应命于蒙古帝国成吉思汗的诏请，以七十四岁的高龄，历经千辛万苦，历时三年，不远万里面见成吉思汗。见面后劝其“敬天爱民为本，清心寡欲为要”，博得成吉思汗的极大钦佩和赞赏。自此，元代统治者下令停止了在中原地区的野蛮杀戮。丘处机利用获得的特权，大开善门，广收门徒弟子，广发度牒。只要民众手执全真教度牒就能避免杀身之祸，中原地区千千万万知识分子和劳苦人民为摆脱奴役，为求得一线生机，纷纷投靠全真教门下，求得庇护。丘处机的西行，奠定了全真道教兴盛的基础，随着元朝对于中国的统一，全真道教开始由北方地区而传向全国。自此，各地广修宫观道院，广收门徒弟子，形成了全真道教的鼎盛时期。

以丘处机龙门派为代表的北宗丹法，明确主张先修性而后修命。修心即是修性，修命即是修术，本来两者不能截然分开，但从丘处机开始，强调丹法修炼有先后之分、有轻重之别，故“先性而后命”成为北宗丹法的主要特点，并以此特点来区别于其他丹法，特别是南宗丹法。丘处机讲：“吾宗三分命功，七分性学，以后只称性学，不得称功。功者有为之事，性何功哉？”又曰：“吾宗惟贵见金，而水火配合，其次也；大要以息心宁神为初基，以性明见空为实地，以忘识化障为作用，回视龙虎铅汞，皆法相而已，不可拘执。不如此便为外道，非吾徒也。”丘处机来开示弟子的话，实际上是为北宗丹法“先性而后命”的修持方式拍板定音。因此，后世北宗丹法虽讲性命双修，实则以修性为主。北宗在前期还讲“三分命功”，但到后来，命功的修持连三分也没有了。丘处机“先性而后命”的丹法思想与当初全真教祖王重阳承传的钟、吕内丹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南北二宗丹法的风格各异

在金国入侵中原，南宋军队与金国军队双方隔长江对峙的一百五十多年间，南北方音信隔绝。由于南北二宗互无关联，各自发展，因此在丹法的理论上，丹法的程序上，传授对象及修炼形式上，南北两宗截然不同。南宗创建虽早，但是并无意立派创教，既没有庞大的道众信徒，又没有属于自己本门派的宫观庙宇，更没有显赫的社会地位。南宗丹道的修持方式又极其特殊，既不能公开，又不能宣扬。所以，尽管张伯端比王重阳早生一百二十五年，但是南宗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不如北宗。南北两宗之所以能够在后来的历史上相提并论，除去二宗同属钟、吕丹法源流以外，主要原因是全真道教的变化给予南宗的影响。

南北两宗的丹法，都自称“直承钟吕”。全真教主王重阳自称在甘河桥“遇仙”，并没有明确二位仙人具体是谁，只是讲：“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诀传来便有功。”明代王世贞在《王重阳碑》的跋文中讲，为了说明北宗丹法直承钟、吕，丘处机主张，将教主王重阳在甘河桥上所遇二仙人，明确为钟离权和吕洞宾。这一主张的目的，不仅要抬高教主的地位，更重要的是要让北宗龙门丹法直承钟吕。同样，南宗丹道的师承也存在有类似问题，南宗开山祖师紫阳真人张伯端只讲过在成都天回寺遇“异人”传授丹诀，至于“异人”是何人？却始终未明讲。后世所传“异人”，是指刘海蟾之说，也是依理推来，并没有明确真实的记载。所以，南北二宗所谓承传于钟、吕之说，都是后世弟子为了抬高教主的身价而附会上去的。

需要说明的是；丹法是丹法，道统是道统，两者没有必然的联系。内丹学是一种独立的学术，内丹修炼是一种特殊的养生功夫，并没有必然的宗教性质。丹道只不过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较多地依附了道教而传。在道教内部，也并非道士们人人都在修炼内丹，能够修炼丹道的是极少数人。至于在全真教内部的传法受戒，则与丹道承传没有任何关系，完全是两回事。正如当代仙学大师陈樱宁夫子所说：“道不易闻，赖有仙而后知‘道’之足贵。‘仙’难普渡，赖有‘教’而后知‘仙’可修。世间奉‘道’者，固未必皆‘仙’，而历代成‘仙’者，都不离乎‘道’。试观秦汉以降，至于近代诸仙，对于道教关系若何？其故堪思也。”（见陈樱宁《仙道月报》1941年1月）

蒙元统治者对全真教的几次打压及加封

在元代初期，全真道教在全国得到蓬勃发展和迅速的扩张，这一现象，引起蒙元帝国统治者的警惕，于是想借助本民族喇嘛教和国内佛教的共同势力，来遏制全真道教。他们借道士侵占僧人庙产的偶然事件为理由，推波助澜，掀起一场又一场“佛道辩论”的事件，先后几次对全真道教进行残酷的打压。最为严重的是至元十八年（1281年），元朝统治者借口《道藏》中有“伪经”，要组织相关人员予以“评判”，评判的结果是《道藏》中除了《道德经》之外，竟全部是伪经。元朝统治者下令焚毁《大元玄都宝藏》等各类经书经版七千八百余件，迫使大批道士还俗，对于全真教造成空前浩劫，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至元焚经之祸”。 经过了几次沉重打击的全真教在国内的发展受到严重的遏制和压抑。

在第三次“佛道辩论”后，沉寂了十几年的全真教为了挽回和维持自己的声望，将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列为“全真五祖”，报请朝廷于以封赠。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皇帝下诏封赠王玄甫为教主东华紫府少阳帝君，钟离权为正阳开悟传道真君，吕洞宾为纯阳演正警化真君，刘海蟾为明悟弘道真君，王重阳为全真开化真君。全真五祖被皇帝加封后，全真道的声望有所提高。虽然南宗列祖在此时尚无封号，但是由于同尊钟、吕为祖师，南北两宗同宗同祖，一荣俱荣，因此，南宗的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

又过了四十多年后，元朝皇帝遏制全真教发展的目的基本达到，便又一次对“全真五祖”加封。在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全真五祖均加封“帝君”封号。加赠全真教主王玄甫为“东华紫府辅元立极大帝君”、钟离权为“正阳开悟传教垂教帝君”、吕洞宾为“纯阳演正警化孚佑帝君”、刘海蟾为“海蟾明悟弘道纯佑帝君”、王重阳为重阳“全真开化辅极帝君”。由于教主加封帝号，神位则更加崇高，神像可以冠以皇冠，庙宇可以用黄色的琉璃瓦。全真道教的声望更高，信徒愈广，更加兴盛发展。南宗由于与全真教同宗同祖的关系，地位也得到响应的提高。

上阳子陈致虚促成南北两宗的合并

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几年，到了元朝的顺帝时代，已经接近元朝的末期了。这时北方的全真道已经在江南地区迅速地发展和扩张，势力日益强盛。如江西南昌和崇仁游仙山，湖北武汉和武当山、九宫山以及苏州和杭州等地，都成为了全真教的传教中心，全真教在苏，浙，闽，赣，鄂等地区不断发展和扩张。由于南北二宗同属钟、吕丹道传人，同宗同祖，全真道教在江南地区大规模发展时，南北两宗并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因此能够互相提携，互相支持。

当时中国存在有两个比较大的道教派系，一个是北方的全真道，一个是在南方的正一道。元朝后期，北方全真道在壮大兴旺，南方的正一道也在扩大发展，并且逐渐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全真教的扩张对于久处江南的正一道的发展构成了很大的威胁，正一道也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信徒和扩张自己的领域。所以说，真正与全真道教在江南地区争夺势力范围的是长期生活在江南的正一道。

元朝末期，全真道教中出现了一位著名的人物——上阳子陈致虚。陈致虚多年来一直以全真道士的身份在南方一带传播道教，对于全真道教与正一道教在争夺江南势力范围的形势很清楚，对于南宗丹道在南方的生存发展以及南北两宗同宗同祖的关系也非常了解。在这种形势下，上阳子陈致虚大胆地提出了“三教合一，南北合并”的主张。这一主张的提出，得到南北两宗的赞同，南宗要发展壮大，急需全真教的大力支持；全真教得到南宗的加入，既加强了在江南地区的号召力，又壮大了与江南正一道抗衡的力量。所以，上阳子陈致虚提出“将南北两宗合并同归于全真道教门下”的主张，得到了南北两宗的普遍赞成。

陈致虚，字观吾，道号上阳子，江右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师事全真高道缘督子赵友钦。赵友钦的师祖是全真七子之首的马丹阳，马传披云子宋德方，宋传太虚真人李珏，李传紫琼真人张模，张传缘督子赵友钦，赵传上阳子陈致虚。由此推来，陈致虚是马丹阳的五传弟子，为全真教嫡传正宗。赵友钦在云游天下时，于芝山茶肆中偶遇南宗二传祖师石泰，拜师后得南宗丹法口诀，遂成为内丹学历史上兼乘南北两宗丹法的第一人（此事史书有记载，但学术界有争议）。赵友钦后将南宗丹诀传法于上阳子陈致虚，陈致虚遂成为全真道教正宗嫡传弟子中一生致力于弘扬南宗阴阳丹法的第一人。

在南北两宗合并的过程中，上阳子陈致虚起到了重要的组织协调作用。首先要对南北两宗的教祖进行适当调整。在合并之前，南北五祖的排列顺序为：北宗五祖：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南宗五祖：张伯端，石泰，薛道光，陈楠，白玉蟾。陈致虚首先倡议，以北宗五祖为南北两宗共同的教祖，得到了双方的赞成。在五祖的排列顺序上，他有意识地提高了王重阳的地位；首先，将王重阳与刘海蟾并列，理由是二人同为吕洞宾弟子，其目的是为抬高全真教的地位。其次，将南宗五祖降格，张伯端列在王重阳之后。原来的北七真人不变，南五祖降格为南七真人（加上刘永年和彭耜）。自此之后，全真道教在祀典中均按此新的顺序排列。由于上阳子陈致虚的积极倡导、协调和努力，全真道教统一南北二宗的事业在元代末期顺利完成，南宗从此合并于全真道教之中。

合并以后的南北两宗教祖排列顺序为：

全真道教五祖：王玄甫，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重阳。

北七真：马钰，丘处机，谭处端，刘处玄，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

南七真：张伯端，石泰，薛道光，刘永年，陈楠，白玉蟾，彭耜。

在元朝统一中国以后，全真道教的势力逐渐强大，由北方而向南方广大地区扩张发展，可以与其抗衡的是长期生活在南方的正一道。由于上阳子陈致虚的努力，使得南北二宗合并，同归于全真道教麾下，不仅进一步扩大了全真教在南方广大地区的势力，而且有利于南北两宗丹法的融合与发展，特别是为南宗清静丹法的大面积传播，提供了更加充分便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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