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的人民性初探

道教之音 王西平

2019-03-22 13:48:32

提要:有人认为“道家不以人为本”;又有人认为“老子是站在奴隶主立场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文用老子的大量论述,来印证《老子》有强烈的人民性。老子将人看作“神器”,极度爱惜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主张救度一切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尖锐地揭露统治者的贪婪、腐败,并反对进攻性战争,要求统治者戒贪、节私。统治者的好坏,要人民来评判。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主人。老子的这些思想,今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主题词:老子  人民性  以人为本  反贪  节私

1851年10月25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现在已经发现德国未来运动的意义,这就是人民性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4页)马克思将革命运动的最高原则看作是人民性。其实,古代一切文化典籍和现、当代精神文化产品,其价值、意义的考量,最基本、最高的原则,仍然在于是否具有人民性,是否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喜好、利益和需求。

《老子》流传了2500多年,其所以经久不衰,(在全世界,翻译语种及发行量据说已经超过《圣经》跃居全球第一;《纽约时报》列出全世界古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共有10位,老子居于首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人民性以及既深刻又广普的哲理性。后文,我们对《老子》的人民性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怜人,救度人

《老子》从西汉初、中期被尊之为“经”,到东汉道教产生后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其人其书皆逐渐被神圣化了。然而,《道德经》与佛经、《圣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道德经》是老子在世时著的书,全说的是“人的话”,而佛经、《圣经》是释迦牟尼、耶稣成佛、成上帝之后传授、默示的“经”,全说的是“神的话”。整部《老子》,把“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总根据。但老子言道论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在于人,在于人的社会,在于社会的人,在于人的方方面面,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社会学的思想库、百科全书。全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

(一)将人看作是“神器”

老子把人看得非常神圣。第二十九章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神器”,犹言“天下人是神器”,或曰“天下之神器”。神器即神物。这里的“神”,不是神鬼、神仙的“神”,而是神奇、神妙,有灵性,不同于一般的“物”,而是神物。他有思想,有智慧,需要自主,自由,“有为而治”的过分约束、管制是不行的。所以说“不可为也”。“天下”就是指的天下民众、民心,“取天下”,就是获得天下民众、民心。老子认为:“凡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凡物”,即言凡是神器、神物。“或行或随”,是说有的前行,有的随后。“或嘘或吹”,是说有的嘘暖气,有的吹寒风。“或强或羸”,是说有的刚强,有的羸弱。“或载或隳”,是说有的能承载,有的在危坏。老子用连续的排比来描述具有灵性的“神物”,是百人百性,各有不同,具有个性化、多样化的心理、性格特征。不能强取,也不能硬性地“有为而治”,更不能当无灵性之物去执持、把玩,只能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反之就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因此,老子告诫统治者做事情、行法令,必须要将轻重、分寸之合适度把握至恰到好处,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必须像圣人一样行事,“去甚,去奢,去泰”,不要走向极端,古希腊时期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老子的思想与普罗泰戈拉的思想何其相似!《老子》第四章论“道”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他认为“道”在“帝”之先,“道”是老祖宗,故而整部《老子》论道、论德、论人而不论“帝”。

(二)极度爱惜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

第三十一章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老子的用意十分明确也非常深邃,他将参与战争的人用“乐杀人”和不乐杀人区别了开来。同样在战场上杀人,乐与不乐是有颇大差别的。老子所指斥的是对胜利的“美之者”和“乐杀人者”。因此,老子在这一段最后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尽管事实上可能“乐杀人者”战后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或者打了胜仗,但老子还是坚持他的看法——“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老子极度爱惜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他极力反对“乐杀人”的人。同时对被杀的人,寄以非同寻常的哀悼!杀人,交战双方都有,因“众多”,双方都要以悲哀的心情“泣之”,表示哀悼。这是老子对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的看重,对人的死亡的悲悯,实在是可亲可敬可赞!最后一句是对战胜国说的,接应前面“胜而不美”、“美之者是乐杀人”的意蕴,胜了也不要或不能狂欢式地庆祝胜利,而要“以丧礼处之”。这真是独特的警世思维!又是何等高的精神境界!表现了一种极其崇高却在现实社会难以实行的人道精神和人道关怀!正如朱谦之所言:“此章……‘夫兵者不祥之器’,‘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等语,皆千古精言,非老子不敢道、不能道。”(《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老子校释》第129页  中华书局  1984年)我国古代,罪犯行刑,允许亲属见最后一面,并送饭食酒菜,让罪犯饱餐一顿。这是对人的生命的珍爱和尊重。这不能说与老子的思想影响没有关系。

(三)主张救一切人而无弃人

第二十七章说:“圣人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这和佛家所说的“众生平等”极其相似。在老子和释迦牟尼眼里,不论是好人坏人、善人恶人,都要一样对待,全不舍弃。故而佛家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佛家所说“众生”,包括一切生命体,老子说“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连无生命之“物”也包括在内了。这是更宽泛的“救助观”。老子和释迦牟尼在同一个时代、两个相邻的国家以相近的思想学说应世,真是让人思考难尽、意味深长啊!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孔子将“圣人”看作是难得一见、至高无上的人。老子、释迦牟尼非圣人乎?善于救人救物而不光显自己,都是因顺常道、大道行事,这就叫做“袭明”。圣人救人救物,无所弃,是从愿望、目标说的,是保持明境、因顺常道,并不是全都能救得了,世上的坏人、恶人不是个个都能救,收监、杀头的总是有。但这并不影响圣人的清明及明境的传承、接续、沿袭。善于救人者是不善之人的老师;不善的人,是善人的资粮。从社会学、人际学的角度看,常善救人的人,必然得到人们和社会的普遍爱戴与尊重,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构建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不图回报而必有回报,不露声息而必会传扬千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不善人,善人之资”。从佛家、道家修炼的角度讲,将救人救物、绝私忘我、积功累行,看作是成佛、成仙的资粮。同时明确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因果律。正因为这样,老子说“不贵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要妙”之侧重点在于“爱其资”。这一点,一般所谓聪明的人往往看不透。古往今来,有多少有权、有势、有钱的人能做到“常善救人”而且“爱其资”呵!往往多是在“大迷”之中度过自己纸醉金迷的富豪生活!当然,“善人,不善人之师”这一面也不能忽视。如果不善之人能经常向“善人”学习,以其为师,善人与不善人的双向努力,和谐社会的形成不是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吗?与人为善,这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对人应该持有的最基本的思想和态度。我们国家现在将“和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一条,是对老子思想和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二、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

《老子》书中“人”字出现53次,这一般指的是宽泛的人。“民”字出现34次,大都指的平民百姓,即人民,与君、官对称。老子将人民看作是国家、社会的主人,人民的感受、赞誉还是批评,是衡量君王和国家好坏的最高标尺。

其一,君主的好坏要平民百姓来评说,第十七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太上”是指最好的君主。“下知有之”,“下”为主语,即言“百姓知有之”。在老子的理想中,最好的君主应该行无为之治,施淳朴之政,任百姓自由自在地自然行事,耕者有其田,能者有其事,上与下没有多少交涉与冲突,因此,下仅知之有“上”而已。“其次”,指次一等君主,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的仁义之君、贤明之君,在商如汤,在周如文王、武王。在老子眼里,这都不是最理想的好君主。君主严于刑罚,故而老百姓“畏之”,这是第三等。“其下侮之”,就是说最下等的君主,既不仁义贤明,又法制毁坏,已属乱世,因此老百姓轻漫之,辱骂之。如殷之纣王,周之幽王。很明显,老子将君王分作四等:最好,次等,再次,最下。老子是按照平民百姓的反响、评判来划定的。这由《老子》文本“信不足,有不信”可以看出。意思是说:你在上者诚信、信誉不足(或作“不足信”),在下的平民百姓必然会有不信服、不信任的言行。平民百姓不信任,责任不在平民,而在于君主、侯王的“信不足”。这里老子是站在平民百姓一方说话的,是以维护平民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的。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以对平民百姓有利还是没利为原则。这里老子显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

其二,主张“以贱为本”,即是以民为本,第三十九章说:“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此其以贱为本耶?非乎!故数誉无誉。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远古的君主“忠于民”,“以贱为本”。但是后来的君主、侯王以至于秦以后的皇帝,权力集中,至高无上,“孤家”、“寡人”、“不榖”,所谓的自谦,已完全成为专制独裁的遮羞布。“此其以贱为本耶”是反问句,是说老子所处的当世——春秋末期,君主、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是真的“以贱为本”吗?老子的回答是否定的:“非乎!”即言“不是这样!”正因为不是这样,所以才“致数誉无誉”。称孤、称寡、称不榖,数数想得到老百姓的称誉,结果如何呢?“无誉”!“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是全章的结论。老子是要人们特别是君主、侯王不要只想“碌碌如玉”般的高贵,而是要宁愿“落落如石”般的贫贱。因为“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如果无休止地求贵,求高,老子警告曰“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蹶”,是失足、倒台的意思。即是说,你侯王虚伪地、假惺惺地“自称孤、寡、不榖”,是得不到平民百姓的赞誉和拥护的。如果这样,而且无休止的“贵以高”,就会倒台,覆灭。 “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老子将这个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老子以物理比喻事理。高楼大厦,如果没有稳固的基础,必然倒塌。身份高贵的君主、侯王,如果不以贫贱的平民百姓为根本,就必然倒台,倾覆。老子两用“必”字,其意在强调这是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四十二章老子在“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为称”之后说:“强梁者不得其死。”“不得其死”,犹言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得好死”。说明老子对自称“孤、寡、不榖”,实则非常强暴的“王公”,痛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时也可以想见他对柔弱者的同情与怜爱到了多么热切和真挚的程度!

其三,民众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者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第七十二章),是直接提醒、警告当权者。“威不能治民,民不能堪其威”,必然使“民不畏威”。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众连“死”都不畏惧,何以畏惧“威”?上层统治者“狭”民众之“所居”,“压”民众之“所生”,到了民居无所居,生无所生的时候,即“苛政猛于虎”,“民不能堪其威”,则冒死发威,聚众造反,这就必然会“大威至矣”。这个“大威”,首先指民众造反的巨大威力。对统治者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威胁。王弼说“天诛将至”,实则是民众“替天行道”,顺应了社会、自然的发展规律。平民百姓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真正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者。老子的这一思想很快在秦朝末年就得到了验证——陈胜、吴广起义,彻底推翻了秦王朝的一统江山!

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朝政腐败,反对进攻性战争

第一,强烈反对朝政腐败,第五十三章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誇;盗誇,非道也哉!”开头几句是说:“假使我坚定而有智,必然要行走在大道上,唯恐误入歧途。大道很平坦,而人们总是爱走捷径邪路。”这是比喻性陈说,为后文的论述铺垫蓄势。“施”作“邪”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是说“朝廷十分污秽肮脏,致使田园荒芜,仓库虚空”;然而,“朝廷的当权者还穿着文饰华美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酒足饭饱而厌饮食,钱财货物用不完”,腐败不堪!他们不劳而获,却还洋洋得意地夸耀着他们的财货富有,老子说“是谓盗誇”。“盗誇”,完全是一种盗贼的嘴脸,强盗的逻辑。所以,老子说:“非道也哉!”老子将朝廷靠掠夺获取财富的有权势者,直斥之为盗贼,可见他对这些人恨之入骨,而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平民哀怜之情的极度深切。过去曾有人说老子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说话,从此章可以证实,老子完全站是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盗誇”,是说作盗贼还夸耀自己的所得和富有,老子将上层统治者描写得多么穷形尽相啊?这是对上层统治者毫无掩饰、鞭辟入里的痛骂啊!如何治理朝政腐败?老子也有许多深刻、精到的论述:一是戒贪。第九章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咎”,灾祸、罪责。“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在给当朝不劳而获,却还洋洋得意地夸耀着他们的财货富有的“盗誇”们发忠告,敲警钟!我们国家现在反贪,中央、省部级的大贪官,动不动就有几个亿的不明财产收入。当他们一个个落网后,都像“龟孙子”一样。老子早已给他们作了结论——自遗其咎!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只有戒贪、反贪才是“天之道”。顺天意,合民心,才能“长保”名节!第四十四章曰:“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这里再一次给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既敲警钟,又苦口婆心地讲道理:“过分地爱名位、爱财货,必定大大地耗费精神;过分地积财藏宝,必定会引来争夺抢劫,而失去的更多。然而,知道满足就不会有过错,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引来灾祸。这样,就可以生命长久,安身立命,社会事务亦能干得长久。”如此忠告,对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大大小小贪官们也是金玉良言啊!当然,这些戒贪、知足、知止之论,对于一般人也是可以作为“座右铭”的。

二是节私。

老子对人的私心、私欲有非常客观、辩证的认识。第七章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后其身而身先”,是说圣人处事总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边,结果得到的名利却往往占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说遇险总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其结果却会生命得到保全。“非以其无私邪”,是说不是圣人没有私,他和常人一样,也是有私的。圣人和常人的区别在于能够经常挫私损己,遇事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边,把他人、大公的利益放在前边——“后其身”;遇到和生命攸关的危险,也能置身于度外——“外其身”。因此才能“身先”、“身存”、“成其私”。圣人虽然有私,但处处、事事、时时能放弃私,乐于助人、克己奉公,从而得到的好处、荣誉是应该的、合理的。他的“后其身”、“外其身”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是一种自觉行动,不是作给人看或玩弄权术的虚伪,故而人格是高尚的,行为是伟大的,业绩是值得赞誉的。圣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化的虚幻的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因能节制私欲而为社会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成为圣人,绝不能因为有成为圣人的欲望就不应该成为圣人。圣人有实现个人的价值或目标的愿望无可厚非,只要符合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老子这里为一般人,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标杆。他紧紧呼应他的反腐败、反贪婪思想,主要针对君主、侯王一类执权柄者,叫他们节私节欲,为国为民。第十九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看清了统治者上层所谓仁、义、礼、智、信的虚伪,即十七章的“信不足”、十八章的“有大伪”,因此他在这一章中明确地提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警示之语。这可以说是和上层统治阶级唱对台戏了。他说连“三绝”、“三弃”也 “以为文不足”,而要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来统摄、代替。这明显是给君主、贵族们出了一道难题。这些骄奢淫逸、强取豪夺已恶习难改的上层统治者们能做得到吗?老子自己心里恐怕也十分清楚——根本办不到,老子只能是发牢骚、泄愤慨而已。当然,老子受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超前地提出什么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只能向后看,虚幻地期望返朴归真,再现尧舜时期的“无为之治”。这已经证明他背叛了原来的贵族阶层,而是从民众的安居乐业、“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立场出发了!在当时实为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返朴归真的向后看,何尝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难道人类希望永远处在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旋流中吗?由此也可说老子的追求是超前的。

老子说“少私寡欲”,而不说“无私绝欲”,可见用词之准确,思维之精细。第十六章曰:“知常曰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容”,就是宽容、包容、接纳的意思。知常能包容人者必不自私;不自私者必能公平公正,公而忘私,克己奉公,故能为王、为君。在古代认为“王权神授”,做王者乃是天意,所以将皇帝称作“天子”。“王乃天”,是说王代表天。“天乃道”,天代表道;“道”是永久不变的,故说“道乃久”。“知常”那就是了知了“道”,也就会像“道”一样,天长地久,“没身不殆”。老子对执政者、治国者的要求是公平公正,公而忘私,克己奉公,故能为王、为君。反腐败、反贪婪,从根本上说是节制私心、私欲的问题。

第二,反对进攻性战争,第三十一章曰:“以道作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事好还。”老子首涉军事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极高思想境界与人类和平相处之美好愿望的重大问题——“不以兵强于天下”,就是说不依靠军事力量来表示自己的强大而在天下逞强,那当然也不会主张以战争的方式征服别的国家。战争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历代的更替都是通过战争解决争端的。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也是靠武力打出来的。但战争终归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其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片面地反对战争是不行的,因为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必须竭尽一切可能防止战争,争取和平,这正是我们中国在目前解决世界各国争端中所坚守的方针和承担的历史责任。战争有时确实很难避免,但绝不能宣扬“穷兵黩武”主义。老子的“不以兵强于天下”,从方向和未来、长远的角度看,不但不错,而且表现了他珍爱生命和期望人类和平相处的至高思想境界。老子主张“以道作人主”,亦即以道为指导作君主。他反对“以兵强于天下”,不进行侵犯性战争,但又不反对防卫性战争。善于用兵的军事家在“道”的精神指导下应战,只要取得济危的结果,就要马上停止战争,“不以取强”,就是不以兵逞强。不以兵逞强的思想对当今世界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其针对性仍然存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往往欲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称霸世界,常搞什么联合军演威慑他国,使世界难有宁日。这就显得老子思想光辉之亮丽,人格之伟大,精神之不朽。“果而弗伐”,意思是取得了济危的结果之后不再反过来讨伐对方。这和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毛主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以及一般所说的“除恶务尽”,距离颇大。毛主席还说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不仁慈”。这两种似乎对立的处理方式和态度,究竟孰是孰非,这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战双方具体情况及战争的性质进行具体分析,这个问题很复杂,并非我们这里要解决的问题。老子是针对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争霸而言,只要能取得防范济危的结果就行了,不必再反过来进攻别国,以避免为了争霸逞强而造成生灵涂炭,这绝对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十分正确。老子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祥之器”,是对“兵”的诅咒,它会给人的生命带来灾难。表现了老子十分强烈的反战思想。“物或恶之”,是说兵器用于作战,作战过程中草木、庄稼遭到破坏,“物”都厌恶它,那人就不用说了;“故有道者不处”,是说有道的人更是不愿和不祥的兵器相处在一起,而是远离它。反映了老子强烈的感情色彩。第四十六章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惨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前四句的意思是:天下执政的君王按道的原则行事,就会退还战马归田,用来送粪;天下执政的君王不按道的原则行事,战马出生在郊野。戎马,指军马、战马。“戎马生于郊”,义为战马出生在郊野,亦即战马是在郊野出生。生马者必为母马,言外之义,说明战争竭尽国力,连母马也被迫服役上了战场,怀了马驹也不能生息。戎马是母马在战地生下的公马驹,又在战地养大作服役的战马,说明战争连年不断。后三句老子对战争连年不断的原因作了归结。从意蕴上讲是层进的,由轻到重。“可欲”就颇罪大。进一步“不知足”就成为“贪欲”,其后果会招来大祸患。最后贪欲付之行动成为“欲得”,得财宝,得名位,得美色,得领域,得都城,得王位,……征战杀戮,戎马生于郊,民众处于水深火热!国力耗尽!咎由自取!好不痛哉!要达到“得”的目的,就必须侵略别国,就必须打进攻性战争。对于这种战争,如前所述,老子坚决反对。为了防止这种战争,老子最后开出治疗之方:“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执政者如果能够“知足”,就会主动戒贪,节私,为国为民着想,这样必然内政治清明,外与邻友善,天下太平!

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教授发表了一篇网文,题目是“《老子》一切都源自并回归于道”。其中有一段话:“中国文化以儒家为其主轴,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虽然儒家饱受曲解与误解,但是它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模式则清楚明确。相对于此,道家的观点是不以人为核心,而是肯定万物各有其价值,因为一切都源自并回归于‘道’。”道家是不是“不以人为核心”?从道家的始祖老子这里,据我们上文所论,说道家“是不以人为核心”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请看英国著名媒体《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的一家小公司为了经营发展和协调内部关系,从《道德经》中获取灵感,提出以人为本、以企业文化吸引人才的公司理念,在短短几年之内盈利激增了200%,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据网文:《道德经》对世界的影响与古今中外名家评价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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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人民性初探

道教之音 王西平

2019-03-22 13:4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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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的人民性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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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有人认为“道家不以人为本”;又有人认为“老子是站在奴隶主立场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文用老子的大量论述,来印证《老子》有强烈的人民性。老子将人看作“神器”,极度爱惜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主张救度一切人。他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维护人民的利益。他尖锐地揭露统治者的贪婪、腐败,并反对进攻性战争,要求统治者戒贪、节私。统治者的好坏,要人民来评判。人民是国家的根基,主人。老子的这些思想,今天仍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主题词:老子  人民性  以人为本  反贪  节私

1851年10月25日,马克思在致恩格斯的信中写道:“现在已经发现德国未来运动的意义,这就是人民性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8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24页)马克思将革命运动的最高原则看作是人民性。其实,古代一切文化典籍和现、当代精神文化产品,其价值、意义的考量,最基本、最高的原则,仍然在于是否具有人民性,是否符合人民大众的愿望、喜好、利益和需求。

《老子》流传了2500多年,其所以经久不衰,(在全世界,翻译语种及发行量据说已经超过《圣经》跃居全球第一;《纽约时报》列出全世界古今最有影响力的作家,共有10位,老子居于首位。)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人民性以及既深刻又广普的哲理性。后文,我们对《老子》的人民性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以人为本,尊重人,爱怜人,救度人

《老子》从西汉初、中期被尊之为“经”,到东汉道教产生后老子被奉为“太上老君”,其人其书皆逐渐被神圣化了。然而,《道德经》与佛经、《圣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道德经》是老子在世时著的书,全说的是“人的话”,而佛经、《圣经》是释迦牟尼、耶稣成佛、成上帝之后传授、默示的“经”,全说的是“神的话”。整部《老子》,把“道”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道”是宇宙万物产生的总根源、总根据。但老子言道论道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却在于人,在于人的社会,在于社会的人,在于人的方方面面,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可以说是无所不及。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人学、社会学的思想库、百科全书。全都是以人为本,以人为核心的。

(一)将人看作是“神器”

老子把人看得非常神圣。第二十九章说:“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天下神器”,犹言“天下人是神器”,或曰“天下之神器”。神器即神物。这里的“神”,不是神鬼、神仙的“神”,而是神奇、神妙,有灵性,不同于一般的“物”,而是神物。他有思想,有智慧,需要自主,自由,“有为而治”的过分约束、管制是不行的。所以说“不可为也”。“天下”就是指的天下民众、民心,“取天下”,就是获得天下民众、民心。老子认为:“凡物或行或随,或嘘或吹,或强或羸,或载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凡物”,即言凡是神器、神物。“或行或随”,是说有的前行,有的随后。“或嘘或吹”,是说有的嘘暖气,有的吹寒风。“或强或羸”,是说有的刚强,有的羸弱。“或载或隳”,是说有的能承载,有的在危坏。老子用连续的排比来描述具有灵性的“神物”,是百人百性,各有不同,具有个性化、多样化的心理、性格特征。不能强取,也不能硬性地“有为而治”,更不能当无灵性之物去执持、把玩,只能因势利导,顺其自然。反之就会“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因此,老子告诫统治者做事情、行法令,必须要将轻重、分寸之合适度把握至恰到好处,过犹不及,物极必反,必须像圣人一样行事,“去甚,去奢,去泰”,不要走向极端,古希腊时期的普罗泰戈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 英国学者阿伦·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义传统》中指出,“古希腊思想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在于它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上帝为中心。”老子的思想与普罗泰戈拉的思想何其相似!《老子》第四章论“道”说:“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他认为“道”在“帝”之先,“道”是老祖宗,故而整部《老子》论道、论德、论人而不论“帝”。

(二)极度爱惜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

第三十一章说:“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杀人之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则以丧礼处之。”老子的用意十分明确也非常深邃,他将参与战争的人用“乐杀人”和不乐杀人区别了开来。同样在战场上杀人,乐与不乐是有颇大差别的。老子所指斥的是对胜利的“美之者”和“乐杀人者”。因此,老子在这一段最后说“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尽管事实上可能“乐杀人者”战后得到了提拔和重用,或者打了胜仗,但老子还是坚持他的看法——“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人的生命是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老子极度爱惜人的生命,维护人的尊严。他极力反对“乐杀人”的人。同时对被杀的人,寄以非同寻常的哀悼!杀人,交战双方都有,因“众多”,双方都要以悲哀的心情“泣之”,表示哀悼。这是老子对人的尊严和生命价值的看重,对人的死亡的悲悯,实在是可亲可敬可赞!最后一句是对战胜国说的,接应前面“胜而不美”、“美之者是乐杀人”的意蕴,胜了也不要或不能狂欢式地庆祝胜利,而要“以丧礼处之”。这真是独特的警世思维!又是何等高的精神境界!表现了一种极其崇高却在现实社会难以实行的人道精神和人道关怀!正如朱谦之所言:“此章……‘夫兵者不祥之器’,‘杀人众多,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等语,皆千古精言,非老子不敢道、不能道。”(《新编诸子集成》第一辑《老子校释》第129页  中华书局  1984年)我国古代,罪犯行刑,允许亲属见最后一面,并送饭食酒菜,让罪犯饱餐一顿。这是对人的生命的珍爱和尊重。这不能说与老子的思想影响没有关系。

(三)主张救一切人而无弃人

第二十七章说:“圣人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是谓袭明。故善人,不善人之师;不善人,善人之资。不贵其师,不爱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这和佛家所说的“众生平等”极其相似。在老子和释迦牟尼眼里,不论是好人坏人、善人恶人,都要一样对待,全不舍弃。故而佛家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之说。佛家所说“众生”,包括一切生命体,老子说“常善救物,故无弃物”,连无生命之“物”也包括在内了。这是更宽泛的“救助观”。老子和释迦牟尼在同一个时代、两个相邻的国家以相近的思想学说应世,真是让人思考难尽、意味深长啊!孔子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论语·述而》)孔子将“圣人”看作是难得一见、至高无上的人。老子、释迦牟尼非圣人乎?善于救人救物而不光显自己,都是因顺常道、大道行事,这就叫做“袭明”。圣人救人救物,无所弃,是从愿望、目标说的,是保持明境、因顺常道,并不是全都能救得了,世上的坏人、恶人不是个个都能救,收监、杀头的总是有。但这并不影响圣人的清明及明境的传承、接续、沿袭。善于救人者是不善之人的老师;不善的人,是善人的资粮。从社会学、人际学的角度看,常善救人的人,必然得到人们和社会的普遍爱戴与尊重,与周围的人和睦相处,构建一个和谐的周边环境,不图回报而必有回报,不露声息而必会传扬千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这就是“不善人,善人之资”。从佛家、道家修炼的角度讲,将救人救物、绝私忘我、积功累行,看作是成佛、成仙的资粮。同时明确宣扬“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报应因果律。正因为这样,老子说“不贵其资,虽智大迷,是谓要妙”。“要妙”之侧重点在于“爱其资”。这一点,一般所谓聪明的人往往看不透。古往今来,有多少有权、有势、有钱的人能做到“常善救人”而且“爱其资”呵!往往多是在“大迷”之中度过自己纸醉金迷的富豪生活!当然,“善人,不善人之师”这一面也不能忽视。如果不善之人能经常向“善人”学习,以其为师,善人与不善人的双向努力,和谐社会的形成不是会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吗?与人为善,这是一个人、一个社会对人应该持有的最基本的思想和态度。我们国家现在将“和善”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重要一条,是对老子思想和传统文化精神的继承与发扬。

二、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

《老子》书中“人”字出现53次,这一般指的是宽泛的人。“民”字出现34次,大都指的平民百姓,即人民,与君、官对称。老子将人民看作是国家、社会的主人,人民的感受、赞誉还是批评,是衡量君王和国家好坏的最高标尺。

其一,君主的好坏要平民百姓来评说,第十七章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下侮之。信不足,有不信。”

“太上”是指最好的君主。“下知有之”,“下”为主语,即言“百姓知有之”。在老子的理想中,最好的君主应该行无为之治,施淳朴之政,任百姓自由自在地自然行事,耕者有其田,能者有其事,上与下没有多少交涉与冲突,因此,下仅知之有“上”而已。“其次”,指次一等君主,就是老子所说的“大道废,有仁义”的仁义之君、贤明之君,在商如汤,在周如文王、武王。在老子眼里,这都不是最理想的好君主。君主严于刑罚,故而老百姓“畏之”,这是第三等。“其下侮之”,就是说最下等的君主,既不仁义贤明,又法制毁坏,已属乱世,因此老百姓轻漫之,辱骂之。如殷之纣王,周之幽王。很明显,老子将君王分作四等:最好,次等,再次,最下。老子是按照平民百姓的反响、评判来划定的。这由《老子》文本“信不足,有不信”可以看出。意思是说:你在上者诚信、信誉不足(或作“不足信”),在下的平民百姓必然会有不信服、不信任的言行。平民百姓不信任,责任不在平民,而在于君主、侯王的“信不足”。这里老子是站在平民百姓一方说话的,是以维护平民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和评判标准的。第十九章说:“绝圣,弃智,民利百倍”。老子判断是非的标准,是以对平民百姓有利还是没利为原则。这里老子显然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

其二,主张“以贱为本”,即是以民为本,第三十九章说:“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是以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此其以贱为本耶?非乎!故数誉无誉。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远古的君主“忠于民”,“以贱为本”。但是后来的君主、侯王以至于秦以后的皇帝,权力集中,至高无上,“孤家”、“寡人”、“不榖”,所谓的自谦,已完全成为专制独裁的遮羞布。“此其以贱为本耶”是反问句,是说老子所处的当世——春秋末期,君主、侯王自称孤、寡、不榖,是真的“以贱为本”吗?老子的回答是否定的:“非乎!”即言“不是这样!”正因为不是这样,所以才“致数誉无誉”。称孤、称寡、称不榖,数数想得到老百姓的称誉,结果如何呢?“无誉”!“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是全章的结论。老子是要人们特别是君主、侯王不要只想“碌碌如玉”般的高贵,而是要宁愿“落落如石”般的贫贱。因为“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如果无休止地求贵,求高,老子警告曰“侯王毋已贵以高将恐蹶”。“蹶”,是失足、倒台的意思。即是说,你侯王虚伪地、假惺惺地“自称孤、寡、不榖”,是得不到平民百姓的赞誉和拥护的。如果这样,而且无休止的“贵以高”,就会倒台,覆灭。 “贵必以贱为本,高必以下为基”,老子将这个问题提到哲学的高度。老子以物理比喻事理。高楼大厦,如果没有稳固的基础,必然倒塌。身份高贵的君主、侯王,如果不以贫贱的平民百姓为根本,就必然倒台,倾覆。老子两用“必”字,其意在强调这是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第四十二章老子在“人之所恶,唯孤、寡、不榖,而王公以为称”之后说:“强梁者不得其死。”“不得其死”,犹言我们今天所说的“不得好死”。说明老子对自称“孤、寡、不榖”,实则非常强暴的“王公”,痛恨已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同时也可以想见他对柔弱者的同情与怜爱到了多么热切和真挚的程度!

其三,民众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者

“民不畏威,则大威至矣”(第七十二章),是直接提醒、警告当权者。“威不能治民,民不能堪其威”,必然使“民不畏威”。第七十四章“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民众连“死”都不畏惧,何以畏惧“威”?上层统治者“狭”民众之“所居”,“压”民众之“所生”,到了民居无所居,生无所生的时候,即“苛政猛于虎”,“民不能堪其威”,则冒死发威,聚众造反,这就必然会“大威至矣”。这个“大威”,首先指民众造反的巨大威力。对统治者来说是生死存亡的大威胁。王弼说“天诛将至”,实则是民众“替天行道”,顺应了社会、自然的发展规律。平民百姓能载舟亦能覆舟,他们真正是国家前途命运的决定者。老子的这一思想很快在秦朝末年就得到了验证——陈胜、吴广起义,彻底推翻了秦王朝的一统江山!

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朝政腐败,反对进攻性战争

第一,强烈反对朝政腐败,第五十三章说:“使我介然有知,行于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人好径。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彩,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誇;盗誇,非道也哉!”开头几句是说:“假使我坚定而有智,必然要行走在大道上,唯恐误入歧途。大道很平坦,而人们总是爱走捷径邪路。”这是比喻性陈说,为后文的论述铺垫蓄势。“施”作“邪”解。“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是说“朝廷十分污秽肮脏,致使田园荒芜,仓库虚空”;然而,“朝廷的当权者还穿着文饰华美的衣服,佩带着锋利的宝剑,酒足饭饱而厌饮食,钱财货物用不完”,腐败不堪!他们不劳而获,却还洋洋得意地夸耀着他们的财货富有,老子说“是谓盗誇”。“盗誇”,完全是一种盗贼的嘴脸,强盗的逻辑。所以,老子说:“非道也哉!”老子将朝廷靠掠夺获取财富的有权势者,直斥之为盗贼,可见他对这些人恨之入骨,而对处于水深火热的平民哀怜之情的极度深切。过去曾有人说老子是站在奴隶主阶级立场上说话,从此章可以证实,老子完全站是在人民大众的立场上,替人民说话。“盗誇”,是说作盗贼还夸耀自己的所得和富有,老子将上层统治者描写得多么穷形尽相啊?这是对上层统治者毫无掩饰、鞭辟入里的痛骂啊!如何治理朝政腐败?老子也有许多深刻、精到的论述:一是戒贪。第九章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咎”,灾祸、罪责。“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老子在给当朝不劳而获,却还洋洋得意地夸耀着他们的财货富有的“盗誇”们发忠告,敲警钟!我们国家现在反贪,中央、省部级的大贪官,动不动就有几个亿的不明财产收入。当他们一个个落网后,都像“龟孙子”一样。老子早已给他们作了结论——自遗其咎!老子说“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只有戒贪、反贪才是“天之道”。顺天意,合民心,才能“长保”名节!第四十四章曰:“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老子这里再一次给贪得无厌的统治者既敲警钟,又苦口婆心地讲道理:“过分地爱名位、爱财货,必定大大地耗费精神;过分地积财藏宝,必定会引来争夺抢劫,而失去的更多。然而,知道满足就不会有过错,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引来灾祸。这样,就可以生命长久,安身立命,社会事务亦能干得长久。”如此忠告,对我们今天社会上的大大小小贪官们也是金玉良言啊!当然,这些戒贪、知足、知止之论,对于一般人也是可以作为“座右铭”的。

二是节私。

老子对人的私心、私欲有非常客观、辩证的认识。第七章曰:“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后其身而身先”,是说圣人处事总是将自己的利益放在后边,结果得到的名利却往往占先;“外其身而身存”,是说遇险总是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其结果却会生命得到保全。“非以其无私邪”,是说不是圣人没有私,他和常人一样,也是有私的。圣人和常人的区别在于能够经常挫私损己,遇事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后边,把他人、大公的利益放在前边——“后其身”;遇到和生命攸关的危险,也能置身于度外——“外其身”。因此才能“身先”、“身存”、“成其私”。圣人虽然有私,但处处、事事、时时能放弃私,乐于助人、克己奉公,从而得到的好处、荣誉是应该的、合理的。他的“后其身”、“外其身”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是一种自觉行动,不是作给人看或玩弄权术的虚伪,故而人格是高尚的,行为是伟大的,业绩是值得赞誉的。圣人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理想化的虚幻的人,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而是现实社会中存在着七情六欲的活生生的人,他们因能节制私欲而为社会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而成为圣人,绝不能因为有成为圣人的欲望就不应该成为圣人。圣人有实现个人的价值或目标的愿望无可厚非,只要符合公众利益和社会发展方向。老子这里为一般人,特别是上层统治阶级树立了一个做人的标杆。他紧紧呼应他的反腐败、反贪婪思想,主要针对君主、侯王一类执权柄者,叫他们节私节欲,为国为民。第十九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看清了统治者上层所谓仁、义、礼、智、信的虚伪,即十七章的“信不足”、十八章的“有大伪”,因此他在这一章中明确地提出了“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的警示之语。这可以说是和上层统治阶级唱对台戏了。他说连“三绝”、“三弃”也 “以为文不足”,而要用“见素抱朴,少私寡欲”来统摄、代替。这明显是给君主、贵族们出了一道难题。这些骄奢淫逸、强取豪夺已恶习难改的上层统治者们能做得到吗?老子自己心里恐怕也十分清楚——根本办不到,老子只能是发牢骚、泄愤慨而已。当然,老子受各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不可能超前地提出什么革命的共产主义理论,只能向后看,虚幻地期望返朴归真,再现尧舜时期的“无为之治”。这已经证明他背叛了原来的贵族阶层,而是从民众的安居乐业、“百姓皆谓我自然”的立场出发了!在当时实为难能可贵!

另一方面,“见素抱朴,少思寡欲”返朴归真的向后看,何尝不是人类的终极追求?难道人类希望永远处在物欲横流、尔虞我诈的旋流中吗?由此也可说老子的追求是超前的。

老子说“少私寡欲”,而不说“无私绝欲”,可见用词之准确,思维之精细。第十六章曰:“知常曰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容”,就是宽容、包容、接纳的意思。知常能包容人者必不自私;不自私者必能公平公正,公而忘私,克己奉公,故能为王、为君。在古代认为“王权神授”,做王者乃是天意,所以将皇帝称作“天子”。“王乃天”,是说王代表天。“天乃道”,天代表道;“道”是永久不变的,故说“道乃久”。“知常”那就是了知了“道”,也就会像“道”一样,天长地久,“没身不殆”。老子对执政者、治国者的要求是公平公正,公而忘私,克己奉公,故能为王、为君。反腐败、反贪婪,从根本上说是节制私心、私欲的问题。

第二,反对进攻性战争,第三十一章曰:“以道作人主者,不欲以兵强于天下。善者果而已,不以取强。果而弗伐,果而弗骄,果而弗矜,是谓果而不强。其事好还。”老子首涉军事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极高思想境界与人类和平相处之美好愿望的重大问题——“不以兵强于天下”,就是说不依靠军事力量来表示自己的强大而在天下逞强,那当然也不会主张以战争的方式征服别的国家。战争有它存在的合理性。因而,历代的更替都是通过战争解决争端的。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新中国也是靠武力打出来的。但战争终归要千百万人头落地,其残酷性是不言而喻的。片面地反对战争是不行的,因为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但必须竭尽一切可能防止战争,争取和平,这正是我们中国在目前解决世界各国争端中所坚守的方针和承担的历史责任。战争有时确实很难避免,但绝不能宣扬“穷兵黩武”主义。老子的“不以兵强于天下”,从方向和未来、长远的角度看,不但不错,而且表现了他珍爱生命和期望人类和平相处的至高思想境界。老子主张“以道作人主”,亦即以道为指导作君主。他反对“以兵强于天下”,不进行侵犯性战争,但又不反对防卫性战争。善于用兵的军事家在“道”的精神指导下应战,只要取得济危的结果,就要马上停止战争,“不以取强”,就是不以兵逞强。不以兵逞强的思想对当今世界有极大的意义和价值,其针对性仍然存在。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往往欲以强大的军事力量称霸世界,常搞什么联合军演威慑他国,使世界难有宁日。这就显得老子思想光辉之亮丽,人格之伟大,精神之不朽。“果而弗伐”,意思是取得了济危的结果之后不再反过来讨伐对方。这和鲁迅的“痛打落水狗”,毛主席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以及一般所说的“除恶务尽”,距离颇大。毛主席还说过“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不仁慈”。这两种似乎对立的处理方式和态度,究竟孰是孰非,这必须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作战双方具体情况及战争的性质进行具体分析,这个问题很复杂,并非我们这里要解决的问题。老子是针对春秋时期的诸侯国争霸而言,只要能取得防范济危的结果就行了,不必再反过来进攻别国,以避免为了争霸逞强而造成生灵涂炭,这绝对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十分正确。老子认为“夫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不祥之器”,是对“兵”的诅咒,它会给人的生命带来灾难。表现了老子十分强烈的反战思想。“物或恶之”,是说兵器用于作战,作战过程中草木、庄稼遭到破坏,“物”都厌恶它,那人就不用说了;“故有道者不处”,是说有道的人更是不愿和不祥的兵器相处在一起,而是远离它。反映了老子强烈的感情色彩。第四十六章曰:“天下有道,却走马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惨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前四句的意思是:天下执政的君王按道的原则行事,就会退还战马归田,用来送粪;天下执政的君王不按道的原则行事,战马出生在郊野。戎马,指军马、战马。“戎马生于郊”,义为战马出生在郊野,亦即战马是在郊野出生。生马者必为母马,言外之义,说明战争竭尽国力,连母马也被迫服役上了战场,怀了马驹也不能生息。戎马是母马在战地生下的公马驹,又在战地养大作服役的战马,说明战争连年不断。后三句老子对战争连年不断的原因作了归结。从意蕴上讲是层进的,由轻到重。“可欲”就颇罪大。进一步“不知足”就成为“贪欲”,其后果会招来大祸患。最后贪欲付之行动成为“欲得”,得财宝,得名位,得美色,得领域,得都城,得王位,……征战杀戮,戎马生于郊,民众处于水深火热!国力耗尽!咎由自取!好不痛哉!要达到“得”的目的,就必须侵略别国,就必须打进攻性战争。对于这种战争,如前所述,老子坚决反对。为了防止这种战争,老子最后开出治疗之方:“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执政者如果能够“知足”,就会主动戒贪,节私,为国为民着想,这样必然内政治清明,外与邻友善,天下太平!

台湾著名学者傅佩荣教授发表了一篇网文,题目是“《老子》一切都源自并回归于道”。其中有一段话:“中国文化以儒家为其主轴,这是不可抹杀的事实。虽然儒家饱受曲解与误解,但是它以‘人’为本位的思想模式则清楚明确。相对于此,道家的观点是不以人为核心,而是肯定万物各有其价值,因为一切都源自并回归于‘道’。”道家是不是“不以人为核心”?从道家的始祖老子这里,据我们上文所论,说道家“是不以人为核心”的观点是难以成立的。请看英国著名媒体《泰晤士报》的报道:“英国的一家小公司为了经营发展和协调内部关系,从《道德经》中获取灵感,提出以人为本、以企业文化吸引人才的公司理念,在短短几年之内盈利激增了200%,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

(据网文:《道德经》对世界的影响与古今中外名家评价汇总)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