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作品中的新疆道教概况

道教综合文化网 佚名

2012-10-15 11:44:01

平时很少见到有关民国新疆道教的介绍,在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中叙述了一些民国新疆道教情况,权作豹窥一斑。

初到哈密,见有“定湘王”庙,规模很大,问了人,才知这就是城隍庙。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称为“定湘王”,则未得其解。后来又知道凡汉人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庙,皆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乡的城隍也搬了来了。今日新疆汉族包含内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为新疆汉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汉族,内地各省人皆有,会馆如林,亦各省都有;视会馆规模之大小,可以约略推知从前各该省籍人士在新省势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庙则仅一个,即“定湘王庙”是也。每年中元节,各省人士迫荐其远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庙中,罗天大醮,连台对开,可亘一周间。尤为奇特者,此时之“定湘王”府又开办“邮局”,收受寄给各省籍鬼魂之包裹与信札;有特制之“邮票”乃“定湘王府”发售,庙中道士即充“邮务员”,包裹信札寄递取费等差,亦模拟阳间之邮局;迷信者以为必如此然后其所焚化之包裹与信札可以稳度万里关山,毫无留难。又或焚化冥镪,则又须“定湘王府”汇兑。故在每年中元节,“定湘王府”中仅此一笔“邮汇”收入,亦颇可观。

昔在南北朝时,佛法大行于西域;唐初亦然,读三藏法师《大唐西域记》已可概见。当时大乘诸宗皆经由西域渚国之“桥梁”而入东土,其由海道南来者,似惟达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仪式多仍其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礼瓦圆寂于迪化,丧仪中除有喇嘛诵经,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丧,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数人。

伊斯兰教何时始在新疆发展而代替了从前的佛教,我没有作过考据,然而猜想起来,当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时代行和尚职权,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来,也许是在清朝季世汉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时候。但当时何以不干脆带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则殊不可解,或者是因为道士在宗教上带点“中间性”罢?于此,我又连带想起中国历史上宗教争论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时,佛法始来东土,即与中国固有之道教发生磨擦,其间复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时时变换,以至成为一件大事。但自顾欢、慧琳、僧绍、孟景翼等人一场无聊的争论以后,终于达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结论;然而这种论调,也表示了道教在当时不能与佛教争天下,故牵强附会,合佛道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平共处;故当时释家名师都反对之。不谓千年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们遗下的那笔买卖,居然由道土如数顶承了去,思之亦堪发噱。

然道士在新疆,数目不多,迪化城内恐不满百,他处更无足论。普通人家丧事,两三个道士便已了事。此辈道士,平日几与俗家人无异。

博格达山为天山之最高峰。清时初定天山南北路后,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达山。据《新疆图志》,山上最古之碑为唐代武则天所立。其后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图志》载之。

博格达山半腰有湖(俗称海子),周围十余里,峭壁环绕,水甚清,甚冷;此处在雪线之下,故夏季尚可登临,自山麓行五十余里即到。自此再上,则万年雪封锁山道,其上复有冰川,非有特别探险装备,不能往矣。山巅又有一湖,较山腰者为大。当飞机横越天山时,半空俯瞰,此二湖历历可睹,明亮如镜。《新疆图志》谓山上积雪中有雪莲,复有雪蛆,巨如蚕,体为红色,云可合媚药。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达,在山腰之湖畔过一宿,据云并不见有雪莲雪蛆,亦无其他奇卉异草,珍禽瑞兽,惟蚊虫大而且多,啮人如锥刺耳。湖边夜间甚冷,虽当盛夏,衣重裘尚齿战,乃烧起几个火堆,卧火旁,始稍得寐。又山腰近湖处有一庙,道士数人居之,不下山者已数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运粮资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闻问,俟来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数道士为真能清苦。诗以记之:

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灶断烟。(其一)

雪莲雪蛆今何在?剩有饕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其二)

据记载,天池一带的古庙道人由鼎盛时期的百多人,到1949年只剩下7人。1950年所余道人庙工亦被遣散回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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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作品中的新疆道教概况

道教综合文化网 佚名

2012-10-15 11:4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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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作品中的新疆道教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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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时很少见到有关民国新疆道教的介绍,在茅盾的《新疆风土杂忆》中叙述了一些民国新疆道教情况,权作豹窥一斑。

初到哈密,见有“定湘王”庙,规模很大,问了人,才知这就是城隍庙。但新疆的城隍何以称为“定湘王”,则未得其解。后来又知道凡汉人较多的各城市中都有“定湘王”庙,皆为左宗棠平定新疆以后,“湖湘子弟”所建;而“定湘王”者,本为湖南之城隍,左公部下既定新疆,遂把家乡的城隍也搬了来了。今日新疆汉族包含内地各省之人,湘籍者初不甚多,然“定湘王”之为新疆汉族之城隍如故。

迪化汉族,内地各省人皆有,会馆如林,亦各省都有;视会馆规模之大小,可以约略推知从前各该省籍人士在新省势力之如何。然而城隍庙则仅一个,即“定湘王庙”是也。每年中元节,各省人士迫荐其远在原籍之祖先,“定湘”庙中,罗天大醮,连台对开,可亘一周间。尤为奇特者,此时之“定湘王”府又开办“邮局”,收受寄给各省籍鬼魂之包裹与信札;有特制之“邮票”乃“定湘王府”发售,庙中道士即充“邮务员”,包裹信札寄递取费等差,亦模拟阳间之邮局;迷信者以为必如此然后其所焚化之包裹与信札可以稳度万里关山,毫无留难。又或焚化冥镪,则又须“定湘王府”汇兑。故在每年中元节,“定湘王府”中仅此一笔“邮汇”收入,亦颇可观。

昔在南北朝时,佛法大行于西域;唐初亦然,读三藏法师《大唐西域记》已可概见。当时大乘诸宗皆经由西域渚国之“桥梁”而入东土,其由海道南来者,似惟达摩之南宗耳。但今日之新疆,则除蒙族之喇嘛外,更无佛徒。汉人凡用和尚之事,悉以道士代之。丧事中惟有道士,而佛事所有各节目,仪式多仍其旧,惟执行者为道士而已。蒙族活佛夏礼瓦圆寂于迪化,丧仪中除有喇嘛诵经,又有道士;省政府主席李溶之丧,道士而外,亦有喇嘛数人。

伊斯兰教何时始在新疆发展而代替了从前的佛教,我没有作过考据,然而猜想起来,当在元明之交。道士又在何时代行和尚职权,那就更不可考了,猜想起来,也许是在清朝季世汉人又在新疆站定了脚跟的时候。但当时何以不干脆带了和尚去,而用道士,则殊不可解,或者是因为道士在宗教上带点“中间性”罢?于此,我又连带想起中国历史上宗教争论的一段公案。南北朝时,佛法始来东土,即与中国固有之道教发生磨擦,其间复因北朝那些君主信佛信道,时时变换,以至成为一件大事。但自顾欢、慧琳、僧绍、孟景翼等人一场无聊的争论以后,终于达到“三教”原是“一家”的结论;然而这种论调,也表示了道教在当时不能与佛教争天下,故牵强附会,合佛道为一,又拉上孔子作陪,以便和平共处;故当时释家名师都反对之。不谓千年以后,伊斯兰教在西域既逐走佛徒,和尚们遗下的那笔买卖,居然由道土如数顶承了去,思之亦堪发噱。

然道士在新疆,数目不多,迪化城内恐不满百,他处更无足论。普通人家丧事,两三个道士便已了事。此辈道士,平日几与俗家人无异。

博格达山为天山之最高峰。清时初定天山南北路后,即依前朝故事,祭博格达山。据《新疆图志》,山上最古之碑为唐代武则天所立。其后每年祀典,率由地方官行之,祭文亦有定式,《新疆图志》载之。

博格达山半腰有湖(俗称海子),周围十余里,峭壁环绕,水甚清,甚冷;此处在雪线之下,故夏季尚可登临,自山麓行五十余里即到。自此再上,则万年雪封锁山道,其上复有冰川,非有特别探险装备,不能往矣。山巅又有一湖,较山腰者为大。当飞机横越天山时,半空俯瞰,此二湖历历可睹,明亮如镜。《新疆图志》谓山上积雪中有雪莲,复有雪蛆,巨如蚕,体为红色,云可合媚药。二十九年夏,有友登博格达,在山腰之湖畔过一宿,据云并不见有雪莲雪蛆,亦无其他奇卉异草,珍禽瑞兽,惟蚊虫大而且多,啮人如锥刺耳。湖边夜间甚冷,虽当盛夏,衣重裘尚齿战,乃烧起几个火堆,卧火旁,始稍得寐。又山腰近湖处有一庙,道士数人居之,不下山者已数年,山下居民每年夏季运粮资之,及秋,冰雪封山,遂不通闻问,俟来年夏季再上山探之。在全疆,恐惟此数道士为真能清苦。诗以记之:

博格达山高接天,云封雪锁自年年。

冰川寂寞群仙去,瘦骨黄冠灶断烟。(其一)

雪莲雪蛆今何在?剩有饕蚊逐队飞。

三伏月圆湖畔夜,高烧篝火御寒威。(其二)

据记载,天池一带的古庙道人由鼎盛时期的百多人,到1949年只剩下7人。1950年所余道人庙工亦被遣散回乡。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