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庙产兴学及其对道教的影响（刘成有）(2)_道教杂谈_道音文化_略论,庙产,兴学,及,其,对,道教,的,影响,刘成,

三、“庙产兴学”政策对道教的影响

“庙产兴学”政策对佛教的影响，复旦大学的王雷泉教授等一些学者已经专门做过分析。那么，“庙产兴学”政策对道教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呢?１９２９年刊印的山东《泰安县志?教育志》中的透露出的信息极为典型：

当时全县共设学校３４８所，其中校址设于佛寺者６７所、设在一般民俗庙宇的有２０３所、设在家庙祠堂的有２０所、设在清真寺者有１０所、不详所属的有２６所，以上合计３２８所，占所有学校的９４．２５％，真正由地方士绅出资兴办者可谓寥寥无几。(7)

其中的前两条信息说明，当时的“庙产兴学”政策，对传统道教势力的打击十分惨重。结合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思想界风行的“反宗教”、“反迷信”思潮，比如陈独秀、钱玄同、鲁迅等人对关帝、吕祖、九天玄女、瘟将军等偶像崇祀活动的猛烈抨击，以及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神祀废存标准(8)，可以看出近代的“庙产兴学”政策，道教受到的打击，并不亚于佛教。

佛门对这一运动的抗争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不仅保护了一批寺庙，更重要的是佛教开始了积极主动适应新时代社会需要的改革尝试，积极推行一系列慈善、办学等社会公益事业，也利用庙产开办了大量的僧教育机构，培养了一大批佛教新型人才，为佛教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相反，除了三青以来朝廷在佛教抑道教等原因外道教界自己抗争无力，而且内部不和，一些领袖人物仅仅顾及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根本无法维护道教的利益。所以清廷宣布“庙产兴学”政策，他们也就只能唯诺而行；１９２８年南京国民政府公布废止的名单中大量涉及到道教宫观时，他们也只能拱手相让。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量的道教庙观，被改建为学校、机关、军营等。道教庙产的丧失，反过来又加剧了道教的萎靡不振。

尽管这些情况可能比较典型，但毕竟透露出当时内忧外患的道教面临着空前的危机，道教的改革，同佛教一样，任务十分迫切，也十分艰巨!尽管１９１２年在北京白云观全真祖庭也成立了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央道教会”、第六十二代正一天师张晓初在上海筹建正一派的全国性群众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但未能取得政府核准。其他地方也成立了一些道教组织，但影响不大。道教学者陈撄宁创办“中华仙学院”，主编《仙学月报》、《扬善半月刊》等道教学杂志，试图分清以练养为主旨的“中华仙学”与道教的某些关系，继承发扬“仙学”传统，在道教界虽然具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的范围与深度，应该承认还是有很大的局限性。

１９５７年，全国性的道教徒群众组织“中国道教协会”在北京白云观成立，标志着中国的道教事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此后虽然有“文革”时期的极左错误的干扰，但拨乱反正以后，特别是１９８０年中国道教协会重新开展活动以来，各地道教活动恢复很快，影响日益扩大。中国道教协会不仅引导各地道教协会和广大道教徒积极与社会主义事业相适应，而且积极加强自身的建设。中国道教学院的创办，道教文化研究所的成立，全国性《中国道教》杂志的发行，与台、港、澳及欧、美、东南亚等境外地区道教界交往的开展，特别是一批年轻有为的道教人才的崛起，所有这些，都为中国道教今后的蓬勃发展打下了的坚实的基础。

回顾过去，展望未来，“庙产兴学”这一政策实施的过程中，道教的利益虽然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但对中国近代以来教育事业的发展，的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如何发扬道教中的重视科学、重视人本的优良传统，实现传统道教的现代转换，无疑是新时期道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内容。

注：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第６２３－６２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

(2) 《郭嵩涛日记》咸丰十年十月初四日。

(3) 王韬：《代上苏抚李官保书》，《弢园尺牍》卷七。

(4) 康有为：《京师强学会序》，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第１６５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

(5) 张之洞：《劝学篇》外篇设学第三，收入《张文襄公全集》卷２０３。

(6) 释明复：《中国近代佛教法难的瞻顾》，吼月刊，民国六十六年八月，第１９页。

(7) 据葛廷瑛、孟昭章编：《泰安县志?教育志》资料统计，民国十八年刊本。

(8) 在该决定中，如岳飞庙、关帝庙、土地神、灶神庙、太上老君庙、三官庙、天师庙、品祖庙、五岳四御庙、龙王庙、城隍庙、文昌庙、送子娘娘庙等传统的道教庙观，均在政府规定的废止神祀庙宇名单中。

注：

(1)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二)，第６２３－６２４页，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