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很多年前的一个清晨。

师父给我说，我昨天晚上一夜没有睡着，心里特别难受……，我说您是否病了？他说某道友还俗了，他的国民教育程度、道教专业知识以及主持斋醮法会的能力都能拿出手了，虽然学的不好，水平尚有欠缺，但是道教要培养出这样一个年轻人，也是很不容易，须下多年的苦功。我明白了师父彻夜未眠的原因……，师父是担心道教未来健康发展遇到了历史性的老问题，他说了一些中国近代发生的一些大事件和道教当时面临的种种困难，唉，道教有三不留之说，出家人是讲究缘分的，一切都是缘啊！人是学而知之，并非生而知之，理福呀，你赶上了好时代和好机遇，要刻苦学习，钻研道学。

师父是一位面严心慈的老人，在师父严厉的督促和细心的教导下，我对道教思想、全真威仪、祖师语录、丛林风范及道教徒的基本信仰、中国社会的近代状况等众多方面有了进一步的深入了解，这对我以后在中国道学院深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是啊，清中叶后，受到西方文化思想的输入和影响，对我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等众多领域造成剧烈动荡，列强辱华，争相分割，国势岌岌，危如累卵。从1840年起—1949年止，中华民族开始了一百多年的屈辱、苦难、探索及斗争的艰苦历程。“中国人从来就是一个伟大的、勇敢的、勤劳的民族，只是在近代落伍了。这种落伍，完全是被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反动政府所压迫和剥削的结果。”道教丛林宫观，遍布全国，名山福地，胜迹依然，道众沿袭教制，过着晨钟暮鼓的丛林生活和朝功晚课的修持方式，继承和保存了部分道教的形式，自十九世纪以来，道教的命运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早已被边缘化了，道教徒自身已无余力做到承前启后，且玄风颓敝，邪说流行，教门不兴，人才衰落，造成了道教内部的道学研究处于停止不前，变化不大的僵局。民间普通人士对道教的认识，又往往与外道、邪术、巫蛊、淫祀等妖言惑众之说混为一谈，清浊难辩，道教蒙受百般误解与侮辱，实乃中华之不幸，玄门之劫运也! 且疯传道教有被取消的巨大威胁，流言四起。有鉴于此，道教界觉醒，南北领袖因地制宜，开始着手改变过去的组织形态的革新，1912年7月16日，全真派联合在北京成立中华民国道教会，同年9月10日，正一派云集上海成立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两大组织凝聚了道教的有生力量遥相呼应，以张声势，争取生存，以图发展。之后全国陆续成立道教组织，如，1941年6月，兰州市成立甘肃道教会，会址设在兰州西关火神庙（现临夏路小学），会长正一派道人王受天。道教会设纠察一人，巡照八人，其余为道济士。道教虽分全真、正一两大宗派，但并未有门户之见，实属分派不分家，1939年，甘肃张掖全真、正一两派道士联合组成张掖道教会，会址设在紫阳宫，有道士300多人。1943年，安西县成立道教会，由理监事9人组成，卢有成任常务理事，段明礼任常务监事，发展会员41人。还有如，陕西、青海、四川、湖北、上海、浙江等地区都设有道教会。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亲切关心和大力支持下，1957年，中国道教协会成立，从此，道教走上了复兴之路。自古以来，整个国家与民族的命运，亦是道教和道教徒自己的命运，这是铁的道理，我国近现代更是如此，在反帝反封建爱国的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斗争、八年抗战及三年解放战争期间，许多道教徒同广大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喊出“一只手里端的香，一只手里拿着枪，该当烧香就烧香，该当使枪就使枪。”、“上马杀敌，下马烧香”等响亮的口号，一道参与了各种形式的革命救国运动，有众多道士为革命事业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和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是近当代道教界最辉煌的一页。

恩师王至全（1927—2010）大师，道德高尚，博学多能，而且深居简出，平易近人，他老人家叨依玄门八十个春秋，久经风霜的洗礼和目睹沧海桑田的变迁，对国体的革新，道教的变制，时代的过渡，世界风云之变化莫测的动态和当代道教继往开来的崛起等，在这个此起彼伏的年代，真可谓亲身经历，师父一身对道教的复兴，作出了一个老道长应尽的义务和担负起了这个时代给予他的艰巨责任，亦完成了道祖赋予的历史使命。从某些意义上讲，师父只是个有用的人，道教复兴，非一人之力所能，非一地所成。回顾师父走过的艰难路程与峥嵘岁月，他亦是一部浓缩的中国道教近代发展简史。

师父降生于民国十六年（1927年），正月二十四日，1933年，在陇西马龙山出家，拜郭明礼道长为师，随后跟着师父参访、学道、诵经、习医，并得其师父郭道长的针灸秘传。1940年，到陕西周至县楼观台常住半年，随后到西安八仙宫常住并担任道知随两年，在此拜全真派著名高功大法师，田明禧道长学习道教义理、经典、经韵、威仪、高功及丛林规范等三年，后调到经堂当经师。之后，又挂单于临潼骊山继而任三元洞、老母殿主持。老人家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身处内忧外患，灾难深重的年代。幼年入道，少年有成；精通道典，擅长科仪及中医针灸。十年浩劫中，社会动荡，是非不分，黑白混淆，宗教亦逢厄运。师父身遇艰难，道众离散，教务终止，师父被迫离开了他虔诚信仰的道教队伍，他个人的命运同道教和整个中华民族一样，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中步入了困境。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开始恢复正常，百废待兴的国家和遍体鳞伤的道教，饱经苦难之后，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师父看到道教有了复兴的气息，但是他还在默默的等待着，静静的注视着首都北京的路向，1979年，中国道教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他等待已久的夙愿终于来到了。从此，一位目睹道教沧桑的玄门大师，再次走进了他向往已久的道观，这段路程虽不远，但是却走了很久很久，此时，他百感交集，对道教的未来大起尘劳，在教门用力，为培养青年一代的道教人才付出了大量的心血。在陇西开始组织县道教协会的筹备小组，同时亦着手培养道教接班人，利用休息时间，传授道教经典，甚者牺牲自己宝贵的休息时间，他与陇西的道友们风雨同舟，清晨四点钟起床，踏着蒙蒙月色，去给弟子们传授经韵及道教典籍，用来应供十方香火，仅在陇西地区培养学生达百余人。其他老道长们曾感慨的说，王会长在七十年代，就组织当地的徒弟、学生及道教居士学习道教知识，早都为道教的复苏作打算了，真乃功德无量的一代高道!
我与恩师初次见面，是1990年夏季的一个下午，我走进白云观前院，到吕祖殿磕头后，正巧碰到，仙风道骨、鹤发童颜，慈祥质朴，谦柔宁静的长者，是一位面带微笑，和蔼可亲的老道长，正提一壶水往房间走（我不知是省道协办公室），道院里有位执殿的道长说：“王会长你把水壶放下，让这小孩给你提进去”，王会长说：“不用了，我自己提吧”。那道长又说：“你每天都在提水，就让他给你提吧，你休息一下”。这时我说：“爷，那你放下，我来提”。王会长说：“那你就给爷提一次水吧”， 到他的房间后王会长对我说“谢谢你小朋友”。我心里很是高兴，离开了白云观，王会长的形象一直在我脑海里不能忘记，我被他超然物外的这种气度所折服，这是我初次见恩师的场景。我回到范坪纯阳宫问主持道人张宗义老先生，白云观的王会长是干什么的，张道长说：“他是省道协的会长，陇西王爷王至全大师，他的全真正韵特别好，又是德高望重全真派高功大师，道协每年举办培训班，都是他亲自教学，培养出来很多的道教后继人”。此时的我住在纯阳宫侍奉张宗义道长，所以很多人误以为我是张爷的弟子，张老慈颜和逊，对我特别好，亦十分关心，我真想拜张老为恩师，可惜我岁数太小，张爷的部分弟子反对收我做弟子，理由是，我和他们的后继人是同一代人，故不能收。所以，我称张爷为师爷。机缘巧合，1992年程时雨副会长留我到省道协伺候王会长，不久便拜王会长为度师了。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晃尽过20年出头了。

1993年孟冬，师父给天水玉泉观执事打电话，给我要了《老子八十一化图说》和《三乘集要》两本书，说“八十一化”是树立道教信仰的入门教材，“三乘集要”是加强道风建设的礼仪书籍。从此他有时间就讲书中记载的内容，现在回忆起来，这两本书的主旨思想，就是培养道士对道教感情、信仰、义理等方面的纯正性，亦在规范道士修养和行住坐卧等方面，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开春后，师父说，高功的范畴，它是一个综合体系，大家都说学高功难，如果把基础打好了，学高功就简单多了。故曰，经师学出头，高功不费半灯油，讲的就是夯实基础。如把步罡、掐诀、念咒、叩拜等宗教形式，认为是高功至要，那道教的高功就太简单了。之后，师父又让我学高功背科仪，由简到繁，如，天地、祝将、祝寿、庆贺、三清、玉皇、大表、接驾、真武、三元、诸真、开坛、荡秽、午朝、十献、渡魂车、施食等诸科品及道场所用之宝诰、斋文、醮文、愿文、臣文、香文等，在科仪典籍中我又度过了很长的时间，白天走路晚上做梦都是与科仪有关的事务，背诵科仪是个苦差事，我想没有人愿意干，因为按师父的要求，需要背诵的科仪太多了，背诵的越多，就可以根据修斋设醮的要求，方可信手拈来，按法修持，才能依教奉行，成就善因。时间久了，发现科仪难背还行，圣班不易背，不慎就混淆了，有次，听经师们说，有通用圣班，背一篇可通用。我去向师父要通用圣班，师父曰：“等我有时间了再说”，数日后，我和师兄魏理仁进师父房间，他老人家就开始大发雷霆，训斥我们说：“我让理福多背科仪，你们却说通用圣班”，师父严肃的又说“我从来都不知有通用圣班之说，《玉皇经》有诸真诰，该诰经文也没有提示说就是通用圣班的，我是不知道哪有通用的，许久，师父又说：“有诸真科仪，不见得有通用圣班，老修行们认为诸真诰就是通用圣班，那是人老了记忆力差，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如果一个年青高功师，有宫观邀请他前去主持斋醮道场，在所有科仪的圣班节次中，都念一篇圣班文，会招人骂的，也会说这个高功师学的不扎实，叫我说那就是投机取巧的歪理，理福你还是接着背科仪吧”。我俩只是静静的听着师父的训斥，师父待人最仁慈，最温和，从来没有说过一句伤人的重话；在学习上管束最严，只是有点凶。如果说我的文化基础，那都是师父的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