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常盘大定曾著《山西龙山》一文，发表于《支那文化史迹》第一辑。事隔多年，张明远教授对山西太原西南约２０公里处龙山道教遗址进行了多次考察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相关论文和专著，为深入研究唐朝道教，特别是蒙元时期的全真教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①。然而，尚存在一些问题值得商榷。本文拟就龙山道教遗址的定名和开凿的时间重新进行考证。并且，对保留至今的全真教实物资料所反映的文化内涵加以阐释。

一、关于龙山道教遗址的定名

龙山道教遗址，常盘大定和张明远教授定名为“龙山道教石窟”。笔者认为，当复原龙山道教遗址时，应尽量沿用全真教当时的命名，而不是重新另立名称。根据这一基本原则，虽然从字义上解释，石窟也就是指洞穴，佛教中多称为石窟。但是，该遗址究竟应称为石窟，还是与佛教有所区别而称之为石洞龛呢？

根据现存遗址中的“玄门列祖洞”门楣题刻称其为洞，实指“洞府”，又称洞宫，也称石室，是蒙元时期全真教的“祖堂”。这是全真教派原来的称谓，那时候，他们没有一处称为石窟。因此，现在复原龙山道教遗址时，应沿袭当时的叫法为安。上述称谓，“玄门列祖洞”东壁门南侧的刻文是最有说服力的见证之一：“三载洞府功毕，铭曰：道泰时昌，洞宫载缉。伟有神仙，从石壁出。丙申应钟，祖堂功毕。勖哉披云，有光先德。”而门之北侧题记为“祖堂赞”：“石室镌玉，祖堂绘金。功超往古，德冠来今。世与功远，年随德深。警尔后学，无忘孝志。”

另外，门人李志全述的题记中称“总真玉室”，门人秦志安述的题记中称“创凿石室”。

根据相关古籍所载，诸如《玄都至道披云真人宋天师祠堂碑铭并引》（《道家金石略》）中记载“古昊天观故址，有二石洞，皆道家像。壁间有‘宋仝’二字，修葺三年，殿阁峥嵘，金朱丹，如鳌头突出一洞天也”。由此可知，当时称石洞，也称洞天。

明朝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刻本《山西通志》记载：“昊天观在太原县一十里龙山绝顶，……建有石洞列为八龛，宋披云子所凿。一曰虚皇龛，内石像十一尊。二曰三清龛，内三清像三尊。三曰卧龙龛，内石像三尊。传为披云卧化之所。四曰玄真龛，内石像三尊。五曰三天法师龛，内石像三尊。六曰七真龛，内石像七尊。第七、第八龛俱名辨道龛，乃道士栖止辨道之所。石刻，国朝洪武中并北极观入焉。”②由此可知，从蒙元以来，一直到明朝初年，这里始终是全真教派活动的中心，上述石洞龛名称应是当时全真教的自称。其最明显的特点是将唐朝昊天观二石洞分别纳入了新开凿的洞龛中的第四龛玄真龛和第五龛的三天法师龛，形成一个整体，继续为全真教所利用。因此，玄真龛和三天法师龛是全真教时期为昊天观二石洞装修后的命名。此后，明清时期所纂修的《山西通志》、《太原府志》、《太原县志》等均沿用成化十一年刻本中的内容。直到清雍正九年（１７３１年）刻本的《太原府志》中才又新增加了“正德初（１５０６年）内官畅英重修。是时云间陆木居石洞，以道术著，内又有全真庵宋德方撰碑”③。这种说法仍然保留到清道光六年（１８２６年）刻本的《太原县志》之中。

需要说明的是，明正德初年（１５０６年）内官畅英重修的“玉皇大殿五间”应位于石洞龛群体西北部，属土木结构建筑形式④。现大殿已不存在，地基尚存。院外之西现存水井一口，应是较早的遗迹；院内现存一口人工修成之旱井，集聚雨水，可能为解决明朝扩大了规模而保障道士们生活用水所采取的办法。

综上所述，龙山道教遗址中的遗存应称之为石洞龛，而不应称为“龙山道教石窟”。现遗存主要是全真教的宋德方以唐朝昊天观二石洞的故址为基础，重新进行装修，称之为玄真龛和三天法师龛，这是作为蒙元时期全真庵石洞龛的组成部分而得名。新开凿的洞龛有虚皇龛、三清龛、卧龙龛、七真龛，而第七龛，实际上亦就是“玄门列祖洞”，相当于全真庵的祖堂。第八第九龛三壁环台座，无雕像，称辨道龛，乃道士栖止辨道之所。以民居形式为特色的石洞龛，安装门窗。洞龛崖面的孔洞，应是石洞龛顶部及外部建有木构的宫观楼阁形式的遗迹。它填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空白。全部洞龛的总称是全真教的全真庵。

二、全真庵修葺时间的考证

关于全真庵修葺的时间问题，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为了能够充分地利用龙山石洞龛的资料研究全真教的历史，我认为，必须将全真庵修葺的时间考证清楚。

其一，据虚皇龛壁刻文为“自甲午春至乙未冬，三洞功毕”，即公元１２３４年春至１２３５年冬，整整二年的时间内，可以确认是披云子宋德方主持，“东莱披云命工勒石”将虚皇龛已全部竣工。那么，“三洞功毕”之中剩下的是哪两间呢？我认为，这两个洞应是指对“古昊天观故址”二石洞的修葺。从《玄都至道崇文明化真人道行之碑》可知：“（宋德方）甲午，游太原之西山，偶抵一道宫，乃向神游时所见。拂拭石刻，有‘宋仝’二字。真人曰：‘宿缘无可逃者。’留居之。曾不到三年，轮奂一新，遂为西州伟观。”由此可证，宋德方甲午（１２３４年），从游太原之西山，得道宫而留居之，经过“曾不到三年”，从时间上来看，正如前文所述的“自甲午春至乙未冬”相吻合。将“古昊天观故址”二石洞“轮奂一新”。因此，全真庵起始的工程是装修原有的昊天观二石洞和新开凿的虚皇龛，共为“三洞功毕”。古籍记载的第四洞玄真龛雕像三尊和第五洞三天法师龛其雕像十一尊，分别是唐朝昊天观的遗迹，被宋德方古为今用，另立了不同的名称。张明远教授将第四洞与第五洞置换，却犯了古人并非今人从左向右计数的错误而是从右向左，现仍改过来，以古籍记载之名为准。另外，常盘大定认为“三洞”是指道藏中的“洞真、洞神、洞玄”。张明远教授又认为“三洞，指的就是一、二、三窟”。笔者根据考证，确认三洞，实指一、四、五石洞龛。

其二，乙未冬三洞功毕以后，虽然没有直接说明下一个是何洞龛开工，但是，我们推测应该是开凿第二洞龛，三清龛工程开始的时间。因为该洞龛西壁刻文明确记载：“岁在丙申（１２３６年）五月”“总真玉室庄严庆成”。由此可证，该洞的开工时间只能够是乙未（１２３５年）冬。所以，经过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即公元１２３６年５月才有这一洞室完工而举行庄严庆祝的事实。同时，洞龛东侧刻文也明确记载了宋披云创凿石室尊像的时间是“丙申岁七月初九日”，并特别说明宋披云主持“凿千寻碧玉之岩，幻数洞黄金之像。玄台共汉月争高，杰阁与晨霞相抗。幸百灵之拱卫，亘万劫而无量者也”。秦志安以极其华美的文辞赞扬“黄金之像”的威德无量无限。由此可证，所雕凿的尊像贴金比洞室的完工时间才晚两个月左右，表明当时工作效率是相当高的。

其三，自甲午（１２３４年）春开工的重点工程，应是第七龛“玄门列祖洞”。我认为，首先确定该洞龛竣工证据是洞东壁南侧刻文“丙申应钟”的丙申（１２３６年），指“祖堂功毕”。也就是“玄门列祖洞”于丙申（１２３６年）应钟之时，即年底竣工。并且，我们从该洞龛东壁门南侧明确镌刻“三载洞府功毕”，可以推断出这一洞龛的全部施工时间是用了“三载”，因此，从丙申（１２３６年）年底，往前推算３年，正是甲午（１２３４年）春。也就是说，该洞龛是与第一洞虚皇龛同时开工的。

其四，真正难于确定开凿时间的是第三洞卧龙龛和第八、第九洞辨道龛，因为这三个洞没有洞壁刻文的纪年依据。但是，当“玄门列祖洞”竣工以后，即公元１２３７年初，应对上述三龛进行设计与开凿。换句话说，没有纪年可考的这三个洞的施工时间应在第七洞龛竣工以后，新的一年之初。需要指出的是，明成化十一年（１４７５年）刻本《山西通志》记第七、第八龛俱名辨道龛，实际是第八、第九龛俱名辨道龛之误。

其五，第六洞雕凿的时间从洞东壁北侧刻文明确记载：“自戊戌春至己亥秋工毕”。也就是指明了这个洞龛的开工时间是“戊戌（１２３８年）春”，到“己亥（１２３９年）秋”竣工，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工毕”。

第三洞卧龙龛，虽然没有纪年可考，但是，我们不能忽略洞龛正中距台座０．１４米处，曾雕出长０．７米、宽０．２３米的深槽，以立石碑。从宋德方亲自撰写了《昊天观重刊全真庵记》来看，至迟于己亥（１２３９年）秋，龙山道教石洞龛全真庵已彻底竣工。

综上所述，宋德方以唐朝昊天观故址为基础，修葺全真庵的全部时间是从甲午（１２３４年）春开始，到己亥（１２３９年）秋结束，历时整６年。

三、全真庵石洞龛的文化内涵

在太原龙山修建全真庵的时代背景是王重阳七大高徒之一的丘处机，针对金、南宋和蒙古三方军事实力和政治统治急剧较量的转折关头，毅然选择了接受成吉思汗的诏请，于１２２０年春启程，历时两年多，远逾万里，以其对全真道宗旨的阐述博得了成吉思汗的赏识与支持，为全真道的兴盛发展奠定了基础。当他在１２２４年农历三月返回燕京之后，太极宫成为全真道中枢所在地，为北方道教的中心。丘处机不失时机地向其弟子发出立观度人的号召，通过大建宫观，广收门徒，使全真道迅速发展至鼎盛时期，知名而杰出的道士各显其超群之才能。其中，宋德方以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十八随行者之一返燕，随师居太极宫。丘处机告宋德方：“汝缘当在西南。”所以，宋德方遵从师意来山西度人收徒、修宫观、编修《道藏》，并非偶然⑤。宋德方是遵从师命而在山西弘扬全真教的骨干。宋德方不愧为集智慧与才能于一身的高人，神奇般地选择了山西太原龙山之巅，唐朝昊天观故址，于甲午（１２３４年）春，雕凿山石以开洞龛，造全真道之祖师尊像，历时６年，一座极其别致壮观的全真庵完全显示出了全真教兴旺发达的景象；以其精美的雕像造型而焕发金光，象征着全真的永恒。别具风格的宫室洞天，龙飞凤舞旋天，仙鹤祥飞；殿阁峥嵘，气势庄严雄伟，屹立在群山翠柏中的全真庵标志着全真教宗旨发扬光大的真实历程，这是中国雕塑史上智慧的结晶。它更显示出蒙元一代杰出道士全面宏扬全真的意蕴功德无量。因此，保留至今７００余年的全真教实物资料所反映出的文化内涵发人深醒。现阐述于下：

（一）全真教的宗旨是提倡人的修炼导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