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儒学和佛教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成分，并称“三教”。在政治上，他们都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三教”各有发展，他们之间，有异有同，有矛盾斗争，也有联系合作，融汇沟通。唐代的皇帝大多是儒、佛、道三教并用的，但也时有偏重。大体说来，历朝都尊儒，而于佛、道则不能一视同仁。唐高祖李渊为了自高门第，和老子李聃认本家。唐太宗自称“朕之本系，起自柱下”，以老子为始祖，当然要把道教放在佛教之上。下诏说：“自今以后，斋供行法，至于称谓，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高宗对佛道先后采取折中的办法，于上元元年（674）下诏说：“公私斋会，及参集之处，道士、女冠在东，僧尼在西，不为先后。”把佛、道的地位摆平。武则天要改李唐为武周，和尚们出了一把力，东魏国寺僧法明等撰《大云经疏》四卷献上。《大云经》原有黑河女主之事，薛怀义、僧法明等进《大云经》，说武则天是弥勒佛化身，“当代唐为阎浮提主”。给武则天称帝提供了神圣的根据。武则天称帝后，天授二年（691）四月，“令释教在道法之上，僧尼处道士女冠之前”，还下令诸州各置大云寺，大云寺一直修建到安西、疏勒等偏远地区。武则天当政时，广建寺院，普度僧尼，大兴佛法，佛教迅速发展，地位在道教之上。中宗在位，佛教仍占领先地位。到睿宗时，道教开始抬头。睿宗也像他的父亲高宗一样，把佛、道两教摆平，不过具体形式稍有不同。景云二年（711）规定：“自今每缘法事集会僧尼、道士、女冠等，宜齐行并进”，不分先后，并排行走。玄宗时，道教便走在佛教之前了。玄宗对三教的基本态度是：尊儒、崇道、不抑佛。

尊儒

儒家学说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忠孝节义的伦理道德观念是维护封建统治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所以，从西汉以来，历代都把儒学当做正统思想，加以倡导。玄宗对儒学的“教化”作用有深刻的认识。开元十九年，吐蕃派使者至唐廷，以金城公主的名义，要求取得《毛诗》、《春秋》、《礼记》等儒家经典，引起朝臣的一场争论。秘书省正字于休烈上疏，反对给吐蕃儒家典籍，主张愚民政策，他说：“今资之以书，使知用兵权略，愈生变诈，非中国利也。”玄宗让宰相们讨论这一意见，侍中裴光庭等认为：“赐以诗书，庶使之渐陶声教，化流无外。休烈徒知书有权略变诈之浯，不知忠、信、礼、义，皆从书中出也。”玄宗同意宰相们的意见，把诗书赠给吐蕃。开元二十七年，玄宗在追谥孔子为文宣王的诏书中，这样评价孔子的学说：“美政教，移风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民到于今受其赐。”高度赞扬了儒学在化民成俗、巩固封建伦理道德上的作用。

玄宗尊儒，表现在不断地抬高儒家始祖孔子的地位上。乾封元年（666）正月，高宗在封禅泰山之后，到曲阜致祭孔子，赠以太师的头衔。武则天天授元年（690）封孔子为隆道公。玄宗在开元十三年泰山封禅完毕，也到曲阜孔子宅致祭。开元二十七年八月，追谥孔子为文宣王，令西京国子监及天下诸州府学内，孔子均南面而坐，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冉有、子路、宰我、端木子贡、子游、卜子夏等十哲东西侍列，都封赠公侯。西京及兖州旧宅的孔子像，由宫内出衮冕之服衣之。终唐一代，玄宗对孔子的礼遇是最高的。

玄宗很重视儒学的教育、普及工作。他在为皇太子时，曾亲到国子学释奠，并命太子侍读、名儒褚无量讲《孝经》、《礼记》，无量“各随端立义，博而且辩，观者叹服焉”。开元六年，皇太子瑛及郯王嗣直等五人，年近十岁，尚未就学。褚无量缮写《论语》、《孝经》各五本献上，玄宗说：“吾知无量意无量。”他深知用儒学来教育皇室子弟的重要性，选择国子博士郗恒通、郭谦光、左拾遗潘元祚等学识渊博、德行高尚的学者，为太子、郯王等皇室子弟侍读。次年，又诏太子就国子监行齿胄之礼，由褚无量登坛解说儒家经典，朝中文武百官都去听讲观礼。

玄宗为皇太子入学举行隆重的典礼，说明他对学校教育的重视。唐代的学校教育制度是比较完备的。中央的教育机构主要是国子监。门下省的弘文馆，东宫的崇文馆及开元时期设置的崇玄馆等，都是官办学校。国子监所领官学有国子学、太学、四门馆、律学、书学、算学。律、书、算是培养法律、文字训诂、算术等专门人才的学校。国子学、太学、四门馆的学生则主要研读儒家经典，“凡教授之经，以《周易》、《尚书》、《周礼》、《仪礼》、《礼记》、《毛诗》、《春秋左氏传》、《公羊传》、《谷梁传》各为一经。《孝经》、《论语》兼习之”。各州县也有学校，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各级各类学校根据不同的条件招收学生。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的贵族子弟，太学招收五品以上的高官子弟，四门学招收一般官僚子弟及有才能的平民子弟。国家设立的各级各类学校，既有传授文化知识的任务，也是用儒家思想教育和训练官僚后备队伍的地方。

开元二十一年，玄宗下敕“许百姓任立私学”。在中央、州县的官学之外，允许私人办学。五年之后，即开元二十六年正月，玄宗又下敕：“古者乡有序，党有塾，将以宏长儒教，诱进学徒，化民成俗，率由于是。其天下州县，每乡之内，各置一学，仍择师资，令其教授。”玄宗命各乡各里都要办学，这就把学校教育普及社会的最基层。教育的普及，意味着“宏长儒教”，“化成民俗”。

玄宗特别重视《孝经》。开元十年六月二日，玄宗把自己亲自注解的《孝经》颁于天下及国子学。天宝二年五月二日，玄宗又把重注的《孝经》颁行于天下。天宝三载十二月敕令：“自今日后，宜令天下家藏《孝经》一本，精勤教习。学校之中，倍加传授。州县官长，明申劝课焉。”玄宗为《孝经》作序、注释并亲自书写刻碑，这通碑至今仍保存在西安碑林，就是著名的“石台孝经碑”。玄宗深知唐廷中央政局的不稳定，问题主要出在皇室的父子兄弟的矛盾之中，所以，他特别重视《孝经》，他要利用儒家思想，大讲孝道，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维护自己的地位，巩固尊卑长幼各安其位的社会秩序。

总的来说，唐代尊儒有自己的特点，不同于两汉，也有别于宋明。唐人务实的风气浓厚，理论色彩较为淡薄，唐代没有出过像董仲舒、二程、朱熹那样的儒学大师，也不大讲“天人感应”之类的高深儒学理论。但对于像《孝经》这样于治世安民有用的典籍，则颇为重视。玄宗把尊儒和普及教育结合起来，也主要是着眼于儒学的社会效益。

崇道

玄宗崇道在历史上是著名的，他把道教的地位放在儒、佛之上。玄宗给老子加的尊号是“大圣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比孔子的文宣王封号高出许多。老子既然称“皇帝”，祭祀老子的玄元庙也就升格为宫，老子之后的庄子、文子、列子、庚桑子被封为“四真人”，其著作不再列入子书而称“经”。开元二十五年，玄宗下令置玄学博士，在科举中第一次出现了道举，考试办法依明经举。玄宗还在中央设立崇玄学，置博士、助教各一人，学生一百人，作为研究道学理论、培养道学人才的地方。后来，又将两京崇玄学改为崇玄馆，博士改为学士。玄宗对道学颇有研究，他曾自述：“听政之暇，常读《道德经》、《文》、《列》、《庄子》等书。”开元二十三年，玄宗亲自注释《道德经》，颁示天下，并令天下庶人家，每户必备《道德经》一部。玄宗还礼尊道士。邓紫阳、司马承祯、赵法师、薛季昌等著名道士，都是他的座上宾。玄宗所作诗歌赠送道士者颇多。玄宗与道士谈论神仙方药，也谈治国之道，在追赠道士叶法善越州都督的诏中就曾写道：“朕当听政之暇，屡询至道。公以理国之法，数奏昌言。谋参隐讽，事宣弘益。”天宝之后，玄宗崇道的心情更加迫切，每年举行郊祀典礼，首先到太清宫朝拜老子。次日，享太庙，祭祀李唐王室列祖列宗。次日，合祀天地于南郊。

玄宗崇道，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玄宗的父亲睿宗，在政治斗争中成功地运用了道家的主张，很尊崇道教，这无疑会对玄宗发生影响。玄宗的个性豪爽乐观，积极奋进，多情多欲，多才多艺。他身为皇帝，拥有无限的权力，又生当盛世，国力富强，天下太平，府库丰盈，人间的一切享受他几乎都可以得到。道教宣扬的那套化金销玉，行符敕水，奇妙方术，羽化飞天的光怪陆离的神仙境界和延年益寿的长生术。就对他具有格外强烈的刺激性和诱惑力。

在客观上，玄宗崇道是政治斗争的需要。一方面，武则天革唐命而建武周时，也革掉了老子“玄元皇帝”的称号，把佛教置于道教之上。在当时特定的政治环境下，佛、道高下实际反映了李武斗争。玄宗要振兴李唐，改革武周末年以来的弊政。但又不能直接指责祖母武则天。多年来，李武两家交错的血缘亲族关系，使李唐与武周的政治关系异常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就会发生错误。在这种情况下，玄宗选择崇道的旗号，用来掩饰政治上对武周的某些清算，是极其高明的政治斗争方式。另一方面，对医治武周末年以来久经动乱的社会，玄宗认为，道家思想是有效的救世良方。

在玄宗看来，道家学说的重要性在于理身理国，理国的核心则是“无为”，“无为而无不为”，说明玄宗是深知道家治国之要的。所以，开元前期，拨乱反正的一些措施、政策，如节欲戒奢、重本务农、废除烦苛、行宽简之政、与民休息等，都是在道家清静无为的思想影响下实施的。这些政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为开元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基础。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学派和以神仙方术，炉鼎丹药为特征的道教是既有区别、又互相融合，很难分开的。玄宗的崇道，既有对道家治国救世思想的尊重和运用，也有对道教神仙丹药的向往和追求。前者，运用适当，对社会国家会发生有益的影响，故名之“崇道”，后者，追求过分，则会带来巨大的消极作用，故名之“佞道”。玄宗自身有一个从崇道向佞道转化的过程。

不抑佛

开元初年，玄宗曾下令沙汰僧尼，限制兴建佛寺，禁止铸像写经。这些抑佛措施，是在武则天末年以来，佛教势力过分膨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危及李唐王室，损害国家利益的特定情况下实施的。从玄宗当政期间的全面情况看，道教地位在佛教之上，但玄宗并不抑佛。玄宗对佛法也颇有研究。开元二十四年继颁布御注《道德经》后，又把《御注金刚般若经》颁行天下。玄宗经常诵读、研习佛经，颁行这部御注的《金刚经》是应僧徒的请求，对兴教表示支持。事实上，除开元初期极短暂的“抑佛”外，玄宗并不限制佛教的发展。开元二十六年（738）曾诏敕天下诸郡立龙兴、开元两寺。次年，又敕天下僧尼遇国忌日就龙兴寺行香、散斋，千秋节就开元寺祝寿。

在僧道之间，玄宗也不特别歧视僧尼，往往一视同仁。开元二十七年正月，根据河南采访使、汴州刺史齐的奏请，玄宗批准僧尼、道士、女冠等犯有罪行的，应按教规处理，“所由县官，不得擅行决罚。如有违越，请依法科罪。天宝三载夏四月，玄宗令两京、天下州郡取官物铸金铜天尊及佛各一躯，送开元观和开元寺。可见，玄宗是把佛、道两教摆平的。在开元时期，佛教中的密宗传入，并得到极大的发展。这期间，先后从印度来了三位梵僧，即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也就是佛教史上著名的“开元三大士”，中国的密宗就是由他们开创的。

善无畏（637―735）曾于那烂陀寺学习密教。开元四年来到长安，深受玄宗礼遇，被尊之为“教主”，居住在长安、洛阳两地寺院。在一行的协助下，翻译经典，译出密教经典多部，其中《大毗卢遮那成佛神变加持经》（七卷），即有名的《大日经》，是密宗最重要的经典。善无畏在死后被追赠为鸿胪卿。金刚智（669―741）是开元八年到长安的，他先后译出密宗经典多部。金刚智死后，玄宗敕赐“国师”称号。不空（705―774）自幼随父来中国，15岁时，拜金刚智为师，从学密教，协助译经，曾于开元二十五年赴五印度和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寻求密藏梵本，天宝五载（746）返回中国。玄宗请不空住进鸿胪寺，优礼有加，并亲从不空受“五部灌顶法”。不空一生共译出密教经典110部，143卷。他和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