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示：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根源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不管是妈祖等传统民间神祗的「进香」、「刈火」，或是道德复振教派的「道统」说，都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异形」。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在台流行，乃是国民党「一个中国」、「独尊儒家」之教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只有打破这种教育政策，情形才能获得改善。

关键词：台湾 民间宗教

台湾民间宗教来自台湾历史上的三大移民潮：(1)明郑时期；(2)清代时期；(3)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前二时期，带给台湾两类神祗：(a)具有统治人民意义的「政教神祗」，例如妈祖、关圣帝君等；(b)不具统治人民意义的「非政教神祗」，又可细分为二：保生大帝(泉州人信仰)、玄天上帝(漳州人信仰)等凝聚乡亲的「乡土神」；文昌帝君(文人信仰)、水仙(商人信仰)等「行业神」。其中，以妈祖等政教神祗，受到政治的渗透和利用最为严重，所具「中国意识」也最明显。

而第(3)时期引进台湾的，则以「道德复振教派」为主；主要有一贯道、天德教、天帝教、轩辕教、夏教、红卍字会等。它们的共同特色是：复兴中华文化；所具「中国意识」极为强烈。受到它们影响的台湾本土民间宗教—俗称「鸾堂」的「儒宗神教」，例如台北行天宫、台中圣贤堂等，也因为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明显具有「中国意识」。

台湾民间宗教的「中国意识」，根源于儒家的「大一统」思想；不管是妈祖等传统民间神祗的「进香」、「刈火」，或是道德复振教派的「道统」说，都是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异形」。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在台流行，乃是国民党「一个中国」、「独尊儒家」之教育政策的必然结果。只有打破这种教育政策，情形才能获得改善。

另外，《监督寺庙条例》及其相关行政命令的颁布，提供台湾意识薄弱的地方政客，渗透、占据台湾民间寺庙的机会，这也是妈祖等台湾民间寺庙，举办回归中国湄洲「进香」、「刈火」等「寻根」活动的原因。订定或修改相关法令，以阻断地方政客的渗透、占据民间寺庙，也是改善这一现象的必要措施。

一、台湾民间宗教的类型

台湾民间宗教种类和教派繁杂，但大体可以依照下面两个原则，加以分类：

(一)中国移民潮所移植过来的民间宗教：

台湾历史上有三大移民潮：(1)明郑时期；(2)清期时期；(3)1949年国民政府时期?其中，第(1)、(2)时期的移民，又可细分为两类移民：〈a〉政治性集体移民，如郑成功、施琅等文武官员的移民，规模甚大；〈b〉经济性移民，民间自发行为，规模较小。而第(3)时期的移民，则完全属于国民政府之政治性集体大移民。

由于第(1)、(2)时期的移民，又可细分为〈a〉、〈b〉两种移民，因此，移植到台湾的神祗，也可细分为两类：政教神祗和非政教神祗。[1]前者如妈祖、玄天上帝、关圣帝君、城隍、土地神等，祂们大都负有保卫国家体制(清朝政府)的任务。而非政教神祗，则有开漳圣王(漳州人信仰)、保生大帝(泉州人信仰)、三山国王(客家人信仰)、定光古佛(汀州人信仰)等乡土神。祂们具有凝聚同乡移民，对抗外敌的功用。另外，非政教神祗当中，还有文昌帝君(官员学子信仰)、水仙(商人信仰)、药王(中医信仰)等，祂们则是掌理各各行业的神祗。

在政教神祗和非政教神祗(乡土神祗、行业神祗)当中，前者受到较多的政治影响。清朝时期，清廷利用妈祖等政教神祗，统治台湾先民。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后，妈祖等政教神祗则为国民党政客所渗透。这些受到利用和渗透的政教神祗，因而显现若隐若现的「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

1949年的大移民潮中，所移植入台的民间宗教，则属教派型(如一贯道、天德教、天帝教、红卍字会等)，有一些甚至是这些移民(外省人)，在台湾新创的教派(如弘化院、轩辕教、中华大道等)。由于传教者(外省人)和信徒身份[2]的特殊，这些教派大体具有浓厚的「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这些教派的特色是：它们大都不是以所供奉的神祗为信仰中心[3]，而是以「道德复振」为诉求。

(二)神坛、阴庙与「道德复振教派」：

宗教人类学者—李亦园，曾以「道德复振教派」，来称呼一贯道、天帝教、天德教等新兴(新引入)的民间教派，以便和家庭式的神坛或祭拜鬼魂的阴庙，做一区隔。[4]后者的共同特色则是：不具宗教上的「整合功能」(integrativefunction)或「认知功能」(cognitivefunction)，仅具「生存功能」(adaptivefunction)。[5]也就是说，神坛和阴庙的主要功能，是在解决个人家庭、婚姻、事业、儿女、赌博(大家乐、六合彩)等生活上的问题(生存功能)，不像明、清时期传入的台湾神祗，具有整合(团结)村民、乡亲、族群或社群的功能(整合功能)，也不像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制度化宗教，可以提供一套知性的宇宙人生观，做为信徒的生活指南(认知功能)。这些神坛和阴庙，固然有让台湾民间宗教，逐渐走向功利主义的忧虑[6]；但也正因为它们所要决解的，只是个人的问题，以致这些神坛和阴庙，较少受到政治污染，「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并不明显。

为了反制神坛和阴庙的功利主义，一贯道、天帝教、天德教、慈惠堂、恩主公庙(行天宫)等「道德复振教派」，因应而兴。就以台北行天宫为例，每天举办六次到八次，每次半小时的宣道，内容包括政令倡导、阐扬五伦八德、劝导信众爱国、尽孝道、守秩序、唤起公德心等，并竖立告示牌，推行国民生活须知。每年农历三月一日至九日、九月一日至九日，举行春秋两季祈安法会，祈求国家元首政躬康泰，国运昌隆、风调雨顺、国泰民安。[7]

以「道德复振」为诉求的台湾本土性民间宗教，还有为数甚多的「鸾堂」。台湾以「扶鸾」或「扶乩」为主的「鸾堂」(日据时期称为「降笔会」)，至迟到清朝光绪年间即已存在。[8]早期的鸾堂大都由仕绅、儒生所主持，扶乩出来的「鸾书」或「善书」，多以儒家伦理为主，劝善的功能多，民间宗教的色彩少。日据中期，台北赞修宫杨明机(1899-1985)，伙同淡水三芝智成堂鸾生，合编《儒门科范》，正式采用「儒宗神教」一词，做为智成堂所传教门的称号。[9]1978年，全台五百余位鸾堂负责人，齐聚日月潭开会，决议成立「中华民国儒宗神教会」。[10]

杨明机曾和流行于中国华北、东北的民间教派—红卍字会、道德学社有所接触。[11]而红卍字会和道德学社，虽是民间宗教的教团，但都带有浓厚的儒家气味；酒井忠夫即这样描述道德社：『道德学社的教义是以儒家为中心，揉合佛、道、耶、回诸教的教义成一体系，主张世界大同，五教合一…。』[12]另外，王见川也指出，1952-1953年间，杨明机也接触到一贯道发一组的「前人」—韩雨霖和陈源珍，成为一贯道的「道亲」(信徒)。[13]一贯道也是一个以儒家伦理为中心的教派，使得杨明机所开创的儒宗神教，更增添一分儒家色彩。杨明机派下的台中圣贤堂，曾刊行《圣贤真理》，其中第二辑，页22，即曾这样说明「儒宗神教」的宗旨：『儒宗者，即在宣扬孔孟仁义道德；藉飞鸾阐教，即是神教也。然飞鸾阐教之理不出孔门心法…。』[14]显见其儒家的浓厚色彩。也许是受到这种影响吧!台中豊原拱衡堂出版的《拱衡》杂志，即说：『鸾门以儒为宗，以神设教，秉持儒家思想而启迪众生…。』[15]

以上这些「道德复振教派」，都以弘扬儒家哲学和伦理为职志，并已粗具宗教的「整合功能」和「认知功能」，有别于神坛和阴庙的仅具「生存功能」。也正因为这样，这些道德复振教派，对台湾人民在政治态度和民族认同等与「整合」、「知性」有关的论题，具有一定的影响力。不幸的是，它们都含有浓厚的「统派」色彩和「中国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