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张珣、江灿腾：《编者序》，见《台湾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维》，第xxii页。

(21)三尾裕子：《台湾民间信仰研究：日本人观点》，《台湾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维》，第280页。

(22)李亦园：《人类学与现代社会》，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3年，第297-306页；黄应贵：《光复以来台湾地区人类学的发展》，《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集刊》第55期，1984年。

(23)林美容：《台湾民俗学史料研究》，载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推广辅导组编：《庆祝建馆八十周年论文集》，台北：国立中央图书馆台湾分馆，1995年，第633-636页。

(24)陈秀蓉：《战后台湾寺庙管理政策之变迁(1945-1995)》，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8年，第50-63页。另见《苗栗县政府准电提供改善民俗意见请查照由》（1963年8月29日），栗字第四一一六九号，见何凤娇编：《台湾省警务档案汇编·民俗宗教篇》，台北：“国史馆”，1996年，第7页。

(25)目前台湾大学城乡研究所林传凯及台北大学民俗艺术所简有庆正在从事这方面的调查。

(26)高致华：《郑成功信仰研究》，合肥：黄山书社，2006年。

(27)瞿海源：《宗教、术数与社会变迁》，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14-269页。

(28)冈田谦：《台湾北部村落之祭祀圈》，陈乃蘖译，《台北文物》第9卷第4期，1960年。

(29)张海洋：《1949年以来的台湾民族学》，《广西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李亦园：《民族志学与社会人类学、台湾人类学研究与发展的若干趋势》，《清华学报》新23卷第4期，1993年。

(30)许嘉明；《祭祀圈之于居台汉人社会的独特性》，《中华文化复兴月刊》第11卷第6期（1978年6月），第64页。

(31)施振民：《祭祀圈与社会组织——彰化平原聚落发展模式的探讨》，《中央研究院民族所集刊》第36期，1973年，第204页。

(32)参见林美容、许谷鸣：《关渡妈祖的信仰圈》，《妈祖信仰与现代社会国际学术会议论文》，台北：台湾宗教学会，2003年，第148-153页。

(33)王崧兴；《台灣にぉける漢族社會の研究史的軌跡》，《国立民族学博物馆研究报告别册》第14号，1991年，第8页；张宏明：《民间宗教祭祀中的义务性和自愿性——祭祀圈和信仰圈辨析》，《民俗研究》2002年第1期。关于祭祀圈地域划分的讨论，参见赖旭贞：《佳冬村落之宗族与祭祀——台湾客家社会个案研究》，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1999年，第42-57页。

(34)关于村落此一地域单位与神明关系的讨论，参见末成道男：《村廟と村境—台灣客家集落の事例から》，《文化人类学》（日本）第1卷第2号（1985年）；濑川昌久；《香港新界の漢人村落と神祇祭祀》，《民族学研究》第52卷第3号（1987年），第197页。

(35)张珣：《打破圈圈：从“祭祀圈”到“后祭祀圈”》，载张珣、江灿腾编：《台湾本土宗教研究的新视野和新思维》，台北：南天书局，2003年，第96-101页。

(36)戴炎辉：《清代台湾之乡治》，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第5页。

(37)关于日治时期的街庄行政的讨论，参见蔡慧玉：《日治台湾(1920-1945)街庄行政的编制与运作》，《台湾史研究》第3卷第2期，1996年。

(38)林美容以草屯镇为例还提到“庄”从构成型态上来看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聚落，所谓聚落是人群聚居的最小单位，也就是自然村，即日人的“部落”或日据时代的“小字”。一种则是聚落群，由邻近数个聚落构成，而可分为村落与街市。而我们只有透过祭祀圈的观察，才能洞彻聚落与村落这两个村庄型态。林美容：《乡土史与村庄史：人类学者看地方》，台北：台原出版社，2000年，第193-195页。

(39)薄庆玖：《台北市实施地方自治的过去与未来》，《台北文献》直字94期，1990年。

(40)徐汉雄等：《台北市区里行政发展纪实》，《台北文献》直字94期，1990年；黄得时纂修：《台北市志·沿革志》，台北：台北市文献委员会，1970年，第62-64页。

(41)杜赞奇对中国华北村落社会研究，很清楚地显示出现代国家体制是如何透过税制将触角深入地方。

(42)关于台北都市中空间的均质化与视觉化的讨论，参见苏硕斌：《看不见与看得见的台北》，台北：左岸文化事业公司，2005年，第145-15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