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外来宗教与中亚文明(2)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韩香

2014-12-22 14:09:12

景教即西方基督教派的一支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公元5世纪,产生于东罗马,因其教义与基督教义相左,故遭排挤,被赶出拜占庭,教徒多至波斯,得到波斯统治者的保护与支持,遂得到发展。后因阿拉伯征服波斯,其信徒亦纷纷逃到中亚,故其教又在中亚一带广泛流行开来。约在贞观九年(635),景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据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该年大秦国上德阿罗本(Alopen)始来长安,诏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21人。又据该碑所述,从太宗以降直到立碑时的德宗,除了武则天皇帝外,最高统治者几乎都对景教表示了好感,景教徒也曾公开在汉人中传教。特别是在“安史之乱”时,景教徒伊斯也曾效力于郭子仪的朔方军中,“效节于丹廷,策名于王帐”,使得肃宗“于灵武等五郡重建景寺”[16] 作为奖励。

景教在东传的过程中,亦免不了受伊朗及中亚文化影响。该教经典本用叙利亚语,但在古高昌地区(今吐鲁番)发现既有叙利亚语,也有婆罗钵语(Pahlavi)、粟特语和突厥语的福音书和教论,还有景教内容的壁画。亦有汉文景教经典,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从敦煌携走的文书中就有汉文景教抄本,如《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等,其中《尊经》列举了著名的景教僧景净译出的30种经书的名称。[17] 而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亦是汉文与叙利亚文的对照。

此外,来中国内地的景教徒中,既有波斯人,亦有不少中亚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所录的景教僧首罗含、大德及烈,还有撰述此碑的景净等即为伊兰血统之波斯僧人。其中景教碑上一名叫“文贞”的波斯僧人还曾在唐朝入仕,据荣新江先生考证,此人便是1980年西安出土的《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的主人李素,李素的家族“是一个入仕唐朝波斯景教家族”。[18] 而碑文所记大施主伊斯“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王舍城即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以西之巴儿赫。另外,西安西郊出土的唐代《米继芬墓志》云米继芬“其父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邀至京师,永通国好……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幼曰僧惠圆,住大秦寺。”[19] 从铭文中可知米继芬为中亚米国人后裔,其父突骑施以王子作质的身份来长安,其本人继续以质子的身份留居长安。其幼子僧惠圆住大秦寺,大秦寺即景教寺院,可知长安米国人中即有景教徒。

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在传教过程中亦借助佛教的外衣。如汉译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的笔法、内容,充满佛教净土的色彩;《尊经》则是效法佛教忏悔灭罪的敬礼文。[20] 而景教碑文的作者景净还曾与迦毕试(罽宾)高僧般若合译佛经《六婆罗密经》;立于唐建中二年(781)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重译耶和华为阿罗诃,与佛教中的阿罗汉相近。[21] 另外长安城中祆祠、大秦寺(亦称波斯胡寺)与佛寺并立的现象亦存在,如唐仪凤二年(677),波斯王子卑路斯曾请于醴泉坊置波斯胡寺,波斯胡寺即为景教寺,亦称大秦寺,而醴泉坊西北隅本身就立有一处祆教祠。前云米继芬的幼子景教徒僧惠圆,其名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其传教政策的灵活性与入乡随俗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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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韩香

    2014-12-22 14: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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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景教即西方基督教派的一支聂斯托里派(Nestorianism),公元5世纪,产生于东罗马,因其教义与基督教义相左,故遭排挤,被赶出拜占庭,教徒多至波斯,得到波斯统治者的保护与支持,遂得到发展。后因阿拉伯征服波斯,其信徒亦纷纷逃到中亚,故其教又在中亚一带广泛流行开来。约在贞观九年(635),景教经中亚传入中国内地,据出土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该年大秦国上德阿罗本(Alopen)始来长安,诏于义宁坊造大秦寺一所,度僧21人。又据该碑所述,从太宗以降直到立碑时的德宗,除了武则天皇帝外,最高统治者几乎都对景教表示了好感,景教徒也曾公开在汉人中传教。特别是在“安史之乱”时,景教徒伊斯也曾效力于郭子仪的朔方军中,“效节于丹廷,策名于王帐”,使得肃宗“于灵武等五郡重建景寺”[16] 作为奖励。

    景教在东传的过程中,亦免不了受伊朗及中亚文化影响。该教经典本用叙利亚语,但在古高昌地区(今吐鲁番)发现既有叙利亚语,也有婆罗钵语(Pahlavi)、粟特语和突厥语的福音书和教论,还有景教内容的壁画。亦有汉文景教经典,法国的伯希和(P. Pelliot)从敦煌携走的文书中就有汉文景教抄本,如《景教三威蒙度赞》及《尊经》等,其中《尊经》列举了著名的景教僧景净译出的30种经书的名称。[17] 而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亦是汉文与叙利亚文的对照。

    此外,来中国内地的景教徒中,既有波斯人,亦有不少中亚人。《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碑文所录的景教僧首罗含、大德及烈,还有撰述此碑的景净等即为伊兰血统之波斯僧人。其中景教碑上一名叫“文贞”的波斯僧人还曾在唐朝入仕,据荣新江先生考证,此人便是1980年西安出土的《大唐故李府君墓志铭》的主人李素,李素的家族“是一个入仕唐朝波斯景教家族”。[18] 而碑文所记大施主伊斯“远自王舍之城,聿来中夏”,王舍城即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沙里夫以西之巴儿赫。另外,西安西郊出土的唐代《米继芬墓志》云米继芬“其父米国人也。代为君长,家不乏贤……父讳突骑施,远慕皇化,来于王庭,邀至京师,永通国好……公有二男,长曰国进,任右神威军散将,宁远将军。幼曰僧惠圆,住大秦寺。”[19] 从铭文中可知米继芬为中亚米国人后裔,其父突骑施以王子作质的身份来长安,其本人继续以质子的身份留居长安。其幼子僧惠圆住大秦寺,大秦寺即景教寺院,可知长安米国人中即有景教徒。

    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在传教过程中亦借助佛教的外衣。如汉译景教经典《志玄安乐经》的笔法、内容,充满佛教净土的色彩;《尊经》则是效法佛教忏悔灭罪的敬礼文。[20] 而景教碑文的作者景净还曾与迦毕试(罽宾)高僧般若合译佛经《六婆罗密经》;立于唐建中二年(781)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重译耶和华为阿罗诃,与佛教中的阿罗汉相近。[21] 另外长安城中祆祠、大秦寺(亦称波斯胡寺)与佛寺并立的现象亦存在,如唐仪凤二年(677),波斯王子卑路斯曾请于醴泉坊置波斯胡寺,波斯胡寺即为景教寺,亦称大秦寺,而醴泉坊西北隅本身就立有一处祆教祠。前云米继芬的幼子景教徒僧惠圆,其名字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佛教色彩,从另一个方面也说明其传教政策的灵活性与入乡随俗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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