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外来宗教与中亚文明(3)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韩香

2014-12-22 14:09:12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所创立的,主要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基督教、巴比伦古代宗教及佛教等教义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宗教,主张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对立,是彻底的二元论。祆教的排他性使之不易于在伊朗语之外流行,摩尼教的这种折衷性在其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2] 摩尼创教不久,即遭到萨珊波斯统治者的禁绝,教主摩尼被处死,教徒四处出逃。许多人向东逃至诸国林立的中亚地区,在摩尼教徒的影响下,当地信教者日益增多,从而使该地区成为摩尼教在东方传教的中心。林悟殊认为在中亚地区,信奉摩尼教的不仅仅是粟特人,还有当地的其他诸多民族。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残片,主要是用古突厥语和三种著名中古伊朗语即中古波斯文、婆罗钵文和粟特文写成的。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属西伊朗语,系中亚教会用语,粟特文属东伊朗语,系中亚的地方语言。此处还有一小块残片是用大夏文写的,两块残片是用乙种吐火罗文写的,故可知古代中亚的各个民族,都曾不同程度地流行过摩尼教。[23] 40,183-190,191-207而新疆焉耆、和田等地,也发现若干粟特文的关于摩尼教的文献材料等;另外,吐鲁番地区K遗址发现的有关摩尼教的壁画,壁画上绘有身穿白色衣服,戴白色帽子的摩尼及他的众选民们,画像上或画像旁有粟特文题记,其绘画的艺术风格,很多方面受中亚中世纪细密画艺术的影响。

摩尼教之所以在中亚获得发展,一方面是与中亚地区诸国林立的社会状况有关,一方面亦与其灵活折衷的传教方式不无关系。在东传的过程中,摩尼教教义有很多方面同佛教教义相折衷,中亚和中国的摩尼教经文越来越受佛教的影响。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残片中,亦往往把摩尼与佛教的神划一。[23] 43

摩尼教大概于武周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内地,受到武后的赏识。其后又凭借回鹘的势力而在长安等地建立寺院,广为流传。《佛祖统纪》卷41云,代宗大历三年(768)正月“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不过长安等地流行的摩尼教,并非直接来自摩尼教发祥地,即古波斯巴比伦一代的摩尼教团,而是来自中亚摩尼教团。因为其东来途径显然经过中亚,而且中亚胡人本身就是各种宗教的热心传播者。对摩尼教亦是如此。《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支汉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大慕阇为摩尼教法师,吐火罗王支汉那王(今阿姆河北岸支流苏尔汉河上游一带)信仰摩尼教,所以欲将其教介绍给中国。而回鹘人中的摩尼教徒亦多是粟特人,1909年在外蒙古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可以证明这一点,该碑用回鹘语、汉语,粟特语三种文字写成,上面记载了回鹘可汗(牟羽可汗)助唐平“安史之乱”后,于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携睿息等摩尼教四僧返回漠北,从而开正教于回鹘之事。当然,这些粟特人多为经商之人,常依回鹘势力而辗转内地来经商。《新唐书》卷217《回鹘传》记载:“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同卷又记“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与九姓胡,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九姓胡即昭武九姓胡人,也即粟特人,他们的到来,也使得摩尼教在长安及江淮一带开始盛行。《僧史略》卷下云大历六年(771)正月“敕荆、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册府元龟》卷999载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

此外,同祆教、景教一样,摩尼教在东传的过程中,也多依托佛教。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是现存最早的汉译摩尼教经典,大约传译于武后时代,其中已充斥佛教术语;而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部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它是开元十九年(731)驻唐京城的摩尼传教师奉诏而作的一个解释性文件。林悟殊先生通过利用国外学者对其研究成果认为:《仪略》里所用的一些音译词语,多源自中亚的语言(包括中古波斯语、婆罗钵语及粟特语),并认为随着摩尼教的东向发展,这个教团的佛教色彩进一步加深佛化,如教主摩尼就被称为摩尼光佛,该经典还将摩尼与佛陀、老子合为一体,三圣同一,其内容与行文,亦多依托佛教。这是研究唐代长安等地摩尼教直接来自中亚摩尼教团的一个极好的例证。[23]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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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韩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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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于公元3世纪所创立的,主要吸收了琐罗亚斯德教(祆教)、基督教、巴比伦古代宗教及佛教等教义思想而形成的一种宗教,主张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的对立,是彻底的二元论。祆教的排他性使之不易于在伊朗语之外流行,摩尼教的这种折衷性在其传播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22] 摩尼创教不久,即遭到萨珊波斯统治者的禁绝,教主摩尼被处死,教徒四处出逃。许多人向东逃至诸国林立的中亚地区,在摩尼教徒的影响下,当地信教者日益增多,从而使该地区成为摩尼教在东方传教的中心。林悟殊认为在中亚地区,信奉摩尼教的不仅仅是粟特人,还有当地的其他诸多民族。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大量摩尼教残片,主要是用古突厥语和三种著名中古伊朗语即中古波斯文、婆罗钵文和粟特文写成的。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亚文属西伊朗语,系中亚教会用语,粟特文属东伊朗语,系中亚的地方语言。此处还有一小块残片是用大夏文写的,两块残片是用乙种吐火罗文写的,故可知古代中亚的各个民族,都曾不同程度地流行过摩尼教。[23] 40,183-190,191-207而新疆焉耆、和田等地,也发现若干粟特文的关于摩尼教的文献材料等;另外,吐鲁番地区K遗址发现的有关摩尼教的壁画,壁画上绘有身穿白色衣服,戴白色帽子的摩尼及他的众选民们,画像上或画像旁有粟特文题记,其绘画的艺术风格,很多方面受中亚中世纪细密画艺术的影响。

    摩尼教之所以在中亚获得发展,一方面是与中亚地区诸国林立的社会状况有关,一方面亦与其灵活折衷的传教方式不无关系。在东传的过程中,摩尼教教义有很多方面同佛教教义相折衷,中亚和中国的摩尼教经文越来越受佛教的影响。吐鲁番发现的摩尼教残片中,亦往往把摩尼与佛教的神划一。[23] 43

    摩尼教大概于武周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内地,受到武后的赏识。其后又凭借回鹘的势力而在长安等地建立寺院,广为流传。《佛祖统纪》卷41云,代宗大历三年(768)正月“敕回纥奉末尼者建大云光明寺”。不过长安等地流行的摩尼教,并非直接来自摩尼教发祥地,即古波斯巴比伦一代的摩尼教团,而是来自中亚摩尼教团。因为其东来途径显然经过中亚,而且中亚胡人本身就是各种宗教的热心传播者。对摩尼教亦是如此。《册府元龟》卷971记载开元七年(719),“吐火罗国支汉那王帝赊,上表献解天文人大慕阇。其人智慧幽深,问无不知……望请令其供奉,并置一法堂,依本教供养”,大慕阇为摩尼教法师,吐火罗王支汉那王(今阿姆河北岸支流苏尔汉河上游一带)信仰摩尼教,所以欲将其教介绍给中国。而回鹘人中的摩尼教徒亦多是粟特人,1909年在外蒙古发现的《九姓回鹘可汗碑》可以证明这一点,该碑用回鹘语、汉语,粟特语三种文字写成,上面记载了回鹘可汗(牟羽可汗)助唐平“安史之乱”后,于唐代宗宝应二年(763)携睿息等摩尼教四僧返回漠北,从而开正教于回鹘之事。当然,这些粟特人多为经商之人,常依回鹘势力而辗转内地来经商。《新唐书》卷217《回鹘传》记载:“摩尼至京师,岁往来西市,商贾颇与囊橐为奸”,同卷又记“始回纥至中国,常参与九姓胡,往留京师,至千人,居赀殖产甚厚。”九姓胡即昭武九姓胡人,也即粟特人,他们的到来,也使得摩尼教在长安及江淮一带开始盛行。《僧史略》卷下云大历六年(771)正月“敕荆、洪、越等州各置大云光明寺一所”;《册府元龟》卷999载宪宗元和二年(807)正月“回鹘使者请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许之”。

    此外,同祆教、景教一样,摩尼教在东传的过程中,也多依托佛教。北京图书馆所藏的《摩尼教残经》,是现存最早的汉译摩尼教经典,大约传译于武后时代,其中已充斥佛教术语;而本世纪初在敦煌发现的一部摩尼教残经《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它是开元十九年(731)驻唐京城的摩尼传教师奉诏而作的一个解释性文件。林悟殊先生通过利用国外学者对其研究成果认为:《仪略》里所用的一些音译词语,多源自中亚的语言(包括中古波斯语、婆罗钵语及粟特语),并认为随着摩尼教的东向发展,这个教团的佛教色彩进一步加深佛化,如教主摩尼就被称为摩尼光佛,该经典还将摩尼与佛陀、老子合为一体,三圣同一,其内容与行文,亦多依托佛教。这是研究唐代长安等地摩尼教直接来自中亚摩尼教团的一个极好的例证。[23] 64-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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