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周代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永路

2015-06-01 09:32:03

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并在近代以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论题。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因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化解现代社会弊病的重要思想资源。这种现代解读源于天人关系中“天”的意义多样性,不过当我们试图向前追溯至思想源头时,天所具有的宗教意义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众多神灵在人类早期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具体到与天有关的信仰,则情况更为复杂。《国语·楚语下》曾记载“绝地天通”的故事,叙述了从上古“民神不杂”的祭祀秩序到“民神杂糅”的混乱状态,最后到颛顼时“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新恢复了稳定的信仰秩序。但是,这里的“天”、“地”并无神格意义,更多是指示上下方位之别。同样,在殷墟卜辞的记录中,尽管早已有“天”字,但其却也不是在神灵意义上加以使用,仅有“大”字之义,如“天邑商”、“天戊”之“天”,都表示“大”的意义,与天帝之“天”无关,也与人头顶上之自然苍穹无关。在殷商时代,至上神被称为帝。殷商之帝权能巨大,可以令风令雨、降祸降疾、受年受佑,可以说掌控着人世间的一切。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作为君主的商王却只能向其祖先神以及其他神灵如河、岳祭祀献享祈福,卜辞中全不见祭祀上帝的记录。由此可见,作为至上神,殷商之帝与人间的关系只限于单方面的施加影响,而人却无法与其联系交通。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鼎革反映在宗教信仰层面,便是信仰对象由殷商之帝逐渐转换为周人之天。在周初文献中,帝、天两个概念在使用中可以互通并存。如《大盂鼎》铭文:“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而《大丰鼎》则是“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尚书·召诰》更是“天”、“帝”连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多士》也如是,“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与此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在周人看来,天和帝只是用字上的差异,二者实指则一,都指称至上神。从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的情况看,周初之天的神灵意义是由殷商之帝传接来的,而并非后世所理解的源自古人对自然苍穹之天的敬畏。然而,殷周之际的信仰变革,更重要的在于至上神与人的关系愈加密切。

准确地说,这种密切性主要体现在天与周王的关系中。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中记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灭殷后,便向天言告,这是对其新建政权合法性的一次宣言,而其中所透露的,无疑是周王与天的直接交通。随后,康王时期的《井侯簋》、《麦尊》等铭文上都同时出现了“天子”的称谓。其实,“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就已经意味着“天子”身份的确立,而“天子”一名的明确出现更昭示着周王与天之间关系的明晰化和正式化。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政治层面,《尚书》中屡屡出现的“天命”,乃是周人认定的殷周换代的合法性来源,而其具体便落实在周王与天之间的关系上。这体现了殷商时期至上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化。

在西周前期,与天建立密切联系是周王的特权,如子产所说:“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国语·晋语八》)唯有周天子可祭祀天帝。然而,到了西周末,天人关系之“人”的指称范围逐渐扩大。宣王时,大臣尹吉甫作《烝民》,其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诗经·大雅·烝民》),郑玄笺曰:“天安爱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此处所谓天生烝民及仲山甫,正表明天人之间的交通,已不再限于周天子一人。到了春秋早期,《曾伯漆簋》铭文中已有“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漆叚不(遐丕)黄耇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的祈寿祝嘏辞,其中“黄耇万年,眉寿无疆”都被视为“天赐之福”。到春秋晚期的《王义楚觯》,其文辞更为直接,“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台身,子孙宝”,这分明是连带天帝与先祖一并作为祭祀祈福对象了。在此趋势而下,至孔子的时代,其言“天丧予”(《论语·先进》)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便十分自然了。

天人合一思想的确立,其前提是“天”与“人”两个要件存在并发生关联。而在殷商时期,卜辞中的天只有“大”义,且至上神与人之间也并没有双向的交通。周初天与周王之间联系愈加密切,不过也只是政治意义上的天命授予。随着西周社会信仰与思想的变迁,天与人的交接范围逐渐扩展,以至到春秋时期天人之“人”已由天子扩至普通人,而人与天之间的交通联系也愈加丰富。于是,原本高高在上只有周天子可单独沟通的天,逐渐与天子以下的阶级发生联系,并为后世天人关系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只有天与普遍意义上的人之间发生关联,对天人关系的讨论才具有了一般的意义。基于上述关联,天神与凡人之间就有了最初的宗教信仰层面上的交通,并奠定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发生路径上的源头。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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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周代宗教

中国社会科学报 张永路

2015-06-01 09:3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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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想起源于周代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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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人合一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论之一,并在近代以来成为中国古代文明的代表性论题。特别是20世纪以来,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日趋紧张,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因此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化解现代社会弊病的重要思想资源。这种现代解读源于天人关系中“天”的意义多样性,不过当我们试图向前追溯至思想源头时,天所具有的宗教意义乃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众多神灵在人类早期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具体到与天有关的信仰,则情况更为复杂。《国语·楚语下》曾记载“绝地天通”的故事,叙述了从上古“民神不杂”的祭祀秩序到“民神杂糅”的混乱状态,最后到颛顼时“绝地天通”,“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重新恢复了稳定的信仰秩序。但是,这里的“天”、“地”并无神格意义,更多是指示上下方位之别。同样,在殷墟卜辞的记录中,尽管早已有“天”字,但其却也不是在神灵意义上加以使用,仅有“大”字之义,如“天邑商”、“天戊”之“天”,都表示“大”的意义,与天帝之“天”无关,也与人头顶上之自然苍穹无关。在殷商时代,至上神被称为帝。殷商之帝权能巨大,可以令风令雨、降祸降疾、受年受佑,可以说掌控着人世间的一切。但是,令人好奇的是,作为君主的商王却只能向其祖先神以及其他神灵如河、岳祭祀献享祈福,卜辞中全不见祭祀上帝的记录。由此可见,作为至上神,殷商之帝与人间的关系只限于单方面的施加影响,而人却无法与其联系交通。

王国维先生曾说:“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殷周鼎革反映在宗教信仰层面,便是信仰对象由殷商之帝逐渐转换为周人之天。在周初文献中,帝、天两个概念在使用中可以互通并存。如《大盂鼎》铭文:“丕显文王,受天有大令”,而《大丰鼎》则是“丕显考文王,事喜上帝”,《尚书·召诰》更是“天”、“帝”连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尚书·多士》也如是,“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为,惟天明畏”,与此类似的例证还有很多。在周人看来,天和帝只是用字上的差异,二者实指则一,都指称至上神。从甲骨文、金文及传世文献的情况看,周初之天的神灵意义是由殷商之帝传接来的,而并非后世所理解的源自古人对自然苍穹之天的敬畏。然而,殷周之际的信仰变革,更重要的在于至上神与人的关系愈加密切。

准确地说,这种密切性主要体现在天与周王的关系中。周成王时期的《何尊》铭文中记载:“惟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周武王灭殷后,便向天言告,这是对其新建政权合法性的一次宣言,而其中所透露的,无疑是周王与天的直接交通。随后,康王时期的《井侯簋》、《麦尊》等铭文上都同时出现了“天子”的称谓。其实,“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就已经意味着“天子”身份的确立,而“天子”一名的明确出现更昭示着周王与天之间关系的明晰化和正式化。这种关系主要存在于政治层面,《尚书》中屡屡出现的“天命”,乃是周人认定的殷周换代的合法性来源,而其具体便落实在周王与天之间的关系上。这体现了殷商时期至上神与人之间关系的进一步密切化。

在西周前期,与天建立密切联系是周王的特权,如子产所说:“夫鬼神之所及,非其族类,则绍其同位,是故天子祀上帝,公侯祀百辟,自卿以下,不过其族。”(《国语·晋语八》)唯有周天子可祭祀天帝。然而,到了西周末,天人关系之“人”的指称范围逐渐扩大。宣王时,大臣尹吉甫作《烝民》,其言:“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监有周,昭假于下。保兹天子,生仲山甫”(《诗经·大雅·烝民》),郑玄笺曰:“天安爱此天子宣王,故生樊侯仲山甫,使佐之。”此处所谓天生烝民及仲山甫,正表明天人之间的交通,已不再限于周天子一人。到了春秋早期,《曾伯漆簋》铭文中已有“用孝用享于我皇祖文考,天赐之福,曾伯漆叚不(遐丕)黄耇万年,眉寿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之享”的祈寿祝嘏辞,其中“黄耇万年,眉寿无疆”都被视为“天赐之福”。到春秋晚期的《王义楚觯》,其文辞更为直接,“用享于皇天及我文考,永保台身,子孙宝”,这分明是连带天帝与先祖一并作为祭祀祈福对象了。在此趋势而下,至孔子的时代,其言“天丧予”(《论语·先进》)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便十分自然了。

天人合一思想的确立,其前提是“天”与“人”两个要件存在并发生关联。而在殷商时期,卜辞中的天只有“大”义,且至上神与人之间也并没有双向的交通。周初天与周王之间联系愈加密切,不过也只是政治意义上的天命授予。随着西周社会信仰与思想的变迁,天与人的交接范围逐渐扩展,以至到春秋时期天人之“人”已由天子扩至普通人,而人与天之间的交通联系也愈加丰富。于是,原本高高在上只有周天子可单独沟通的天,逐渐与天子以下的阶级发生联系,并为后世天人关系的讨论奠定了基础。只有天与普遍意义上的人之间发生关联,对天人关系的讨论才具有了一般的意义。基于上述关联,天神与凡人之间就有了最初的宗教信仰层面上的交通,并奠定了天人合一思想在发生路径上的源头。

(作者单位:天津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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