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宗教学30年（下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宗教学研究成果获得了全面丰收。宗教学原理与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宗教史学、五大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基督教）、民间宗教与萨满教、当代宗教、宗教法规与政策，还有宗教学各分支如宗教人类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哲学、宗教文化学，质量和数量上都有可观的成果问世。外国宗教学著作的评介、汉译与出版也更加系统和及时。

中国宗教学在许多领域取得重大的突破性的成就

①宗教学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研究

以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通论》（1989年）和他独撰的《宗教学通论新编》（1993年）为标志，中国人创建了自己的宗教学理论体系，其特点是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与西方宗教学成果及中国国情结合起来，提出宗教“四要素”说和宗教是一种“社会文化体系”、“信仰要尊重，研究要理性”，影响巨大。罗竹风与陈泽民主编的《宗教学概论》（1991年）总序指出：“宗教学的根本目的不在于证明宗教信仰命题的真伪，而在于通过对宗教现象的探索、研究去认识人和人的社会。”陈麟书的《宗教学原理》（1986年）和吕大吉主编的《宗教学纲要》（2003年）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在培养宗教学人才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卓新平的《宗教理解》（1999年）和张志刚主编的《宗教研究指要》（2005年）都从世界文化的视野介绍外国宗教学的成就，并与中国宗教文化连接起来，推动了宗教学的发展。罗竹风主编阮仁泽、肖志恬为副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的宗教问题》（1987年）阐释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协调的问题。此后，施船升（高师宁）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及其相关动向》（1998年），王作安的《中国的宗教问题和宗教政策》（2002年），龚学增的《社会主义与宗教》（2003年），叶小文的《宗教问题怎么看怎么办》（2007年），何虎生的《中国共产党的宗教政策研究》（2004年），魏琪的《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的形成与变迁》（2008年），都对马克思主义宗教理论作了新的解释，从正面探讨了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的兼容性及实践途径。

关于宗教的本质，学者们突破了宗教“鸦片基石论”的前苏联模式，提出“宗教是文化”的宗教文化论，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视宗教为异己力量的观念。先是赵朴初强调宗教的文化性，而后吕大吉、方立天、卓新平、牟钟鉴等一大批学者从不同角度阐释宗教的社会文化功能，并认为提高文化品位是宗教发展的健康方向。于是宗教研究超出“教义宗教”的狭小范围，进入广阔的天地。

关于宗教的结构和功能，学者们打破以往平面化的视野，揭示宗教立体化多维度的结构和各种社会功能。有吕大吉的宗教“四要素”说（宗教观念、宗教体验、宗教行为、宗教组织），牟钟鉴的宗教“四层次”说（宗教信仰、宗教理论、宗教实体、宗教文化），王雷泉的宗教“三层次”说（精神层面、社会层面、文化层面）等。关于宗教的功能，除以往较多关注宗教的政治功能外，现在则更多地关注宗教的心理功能、道德功能、公益功能、文化功能，其正负价值则要视具体的情况而定。

②世界与中国宗教史研究

综合性宗教史和各大教专史都有重要成果问世。如：牟钟鉴、张践的《中国宗教通史》（2000年），周燮藩、牟钟鉴等的《中国宗教纵览》（1992年），郭鹏的《中国佛教思想史》（1995年），任继愈主编、杜继文、杨曾文主撰的《中国佛教史》三卷（1993年），方立天的《中国佛教哲学要义》（2002年），洪修平的《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2000年），刘成有的《近代居士佛学研究》（2002年），陈兵、邓子美的《二十世纪中国佛教》（2000年），卿希泰主编的《中国道教史》四卷本（1988年——1995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国道教史》（1990年），牟钟鉴、胡孚琛、王葆玹主编的《道教通论——兼论道家学说》（1991年），金宜久主编的《伊斯兰教史》（2006年），李兴华、秦惠彬、冯今源、沙秋真合着《中国伊斯兰教史》（1998年），赵敦华的《基督教哲学1500年》（1994年），唐逸主编的《基督教史》（1993年），段琦的《奋进的历程——中国基督教的本色化》（2004年），马西沙、韩秉方合著的《中国民间宗教史》（1992年）等，都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乐峰主编的《俄国宗教史》上下卷（2008年），是目前中国学者撰写外国宗教全史难得的作品。

道教史的研究，包括经典、教义、教派、人物、道术、文化等研究，在佛、道、伊、天、基五大教中，以往基础是最薄弱的。近30年则异军突起，后来居上，成为最活跃、成果最多的研究领域，已居国际领先地位，一大批老中青道教学学者如李养正、卿希泰、汤一介、胡孚琛、卢国龙、王卡、李刚、陈耀庭、刘仲宇、詹石窗、樊光春、李远国、朱越利、许抗生、张广保、王宗昱、孙亦平、吕锡琛、强昱、陈霞、谢路军、赵卫东等，努力开拓，为道教学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华道藏》49册（张继禹主编、王卡常务副主编，2003年）的编纂出版成为中国文化界一大盛事。

③宗教社会学及其应用研究

研究宗教在社会结构、社会生活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进而与中国社会相结合，这是中国宗教社会学学者和社会各界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年，学界引进西方宗教社会学，并用以考察中国宗教的社会功能，出现了一批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如：戴康生等的《宗教社会学》（1999年），孙尚扬的《宗教社会学》（2001年），李向平的《中国当代宗教的社会学诠释》（2006年），何光沪主编的《宗教与当代中国社会》（2006年）。2008年春夏之交，北京大学成立了中国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

④宗教人类学的引进与民族宗教学的诞生

随着人类学民族学的复兴和发展，宗教人类学也日渐活跃起来，为中国宗教学增添了一个新的分支。金泽的《宗教人类学导论》（2001年），张桥贵、陈麟书的《宗教人类学》（1993年），是两部代表性作品。以民族与宗教互动关系为研究主轴的民族宗教学，作为一门宗教学分支新学科出现在中国学术界。与其相关的著作有：张声作主编的《宗教与民族》（1997年），李德洙、叶小文主编的《当代世界民族宗教》（2003年），张践的《宗教·政治·民族》（2005年）和《中国历代民族宗教政策》（1999年），王志平主编的《硝烟中的沉思——当代世界武装冲突中的民族宗教问题研究》（2003年），曹兴的《民族宗教和谐关系密码：宗教相通性精神中国启示录》（2007年）。牟钟鉴主编的《民族宗教学导论》（即将出版）。牟钟鉴主编《宗教与民族》一、二、三、四、五辑（2002年、2003年、2004年、2006年、2007年）成为民族宗教学研究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

⑤宗教与文化的研究

世界宗教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中国宗教是中国文化的组成部分，因此文化研究必须与宗教研究结合起来。在“宗教是文化”理念的带动下，宗教文化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综合性的有：赵林的《西方宗教文化》（2005年），马焯荣的《中西宗教与文学》（1991年），吕大吉、余敦康、牟钟鉴、张践合著的《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四卷本（2005年），王文东的《宗教伦理学》。佛教文化方面有方立天的《中国佛教与传统文化》（1988年），楼宇烈的《中国佛教与人文精神》（2003年），葛兆光的《禅宗与中国文化》（1986年），刑莉的《观音神圣与世俗》（2000年）。道教文化方面有卿希泰的《道教文化与现代社会生活研究》（2007年），詹石窗的《道教文化十五讲》（2003年）。伊斯兰教文化方面有杨怀中、余振贵主编《伊斯兰与中国文化》（1995年），马启成的《回族历史与文化暨民族学研究》（2006年），冯今源的《三元集》（2002年），马明良的《伊斯兰文化新论》（1997年）。基督教文化方面有杨慧林的《基督教的底色与文化延伸》（2002年）。西方的宗教文化学理论比较发达，进入中国的时间还不够长，张志刚的《宗教文化学导论》（1993年）予以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