⑥宗教哲学与宗教对话研究

西方宗教哲学进入中国时间不长，已有几部中国学者的专著出版。如张志刚的《宗教哲学研究——当代观念、关键环节及其方法论批判》（2003年），单纯的《当代西方宗教哲学》（2004年）。关于宗教对话的研究在西方形成新的学术思潮，其代表人物有约翰·希克、雷蒙·潘尼卡、保罗·尼特、孔汉思等人。国内学者中研究宗教对话最多的是浙江大学的王志成，他先后出版了《解释与拯救：宗教哲学多元论》（1996年）、《宗教、解释与和平》（1999年）、《和平的渴望：当代宗教对话理论》（2003年）等书。何光沪、许志伟主编《对话：儒释道与基督教》（1998年），分专题将儒、佛、道、基四家观点并列，以利于读者比较参照。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1988年），游斌的《希伯来圣经的文本、历史与思想世界》，都在推动中西方宗教与哲学的对话。

⑦当代宗教研究

关注当代国内外宗教现状与重大宗教问题，是中国宗教学界形成的好传统。许多学者致力于研究当代宗教的新趋势、宗教与民族主义运动、宗教极端主义、宗教学的发展、新兴宗教、宗教与国际政治、宗教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等问题，相关的著作也很多，如：卓新平的《当代西方新教神学》（1998年），李养正的《当代中国道教》（1993年），范丽珠的《当代世界宗教学》（2006年），徐以骅主编的《宗教与美国社会》4辑（2004年、2005年、2007年），于歌的《美国的本质》（2006年），傅友德的《近现代犹太宗教运动：解放与调整的历史》（1997年），吴云贵、周燮藩的《近代伊斯兰教思潮和运动》（2000年），金宜久、吴云贵的《伊斯兰与国际热点》（2001年），金宜久主编的《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2008年），何希泉主编的《周边地区民族宗教透视》（2002年），许涛、何希泉主编的《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2003年），戴康生主编的《当代新兴宗教》（1999年），高师宁的《新兴宗教初探》（2006年），蔡德贵的《当代新兴巴哈伊教研究》（2001年），段琦的《当代西方社会与教会》（2007年），陈村富的《转型期的中国基督教——浙江基督教个案研究》（2005年），李平晔的《信仰与现实之间》（2004年）等。

在中国基督教界，有两位思想家在深入进行当代基督教神学建设的思考，并结集成书。一是丁光训的《丁光训文集》（1998年），二是陈泽民的《求索与见证——陈泽民文选》（2007年），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含量。佛教界则有赵朴初居士，他的当代人间佛教思想见于《佛教常识答问》（2003年），《赵朴初文集》（2007年），更多地体现在他的诗词中，见《赵朴初韵文集》（2003年）。

⑧中国各民族宗教研究

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各民族的宗教、哲学、道德、文艺、民俗共同组成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在文化复兴和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动推动下，学界在探讨中华民族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各民族宗教研究也取得丰硕成果。

一是原生型宗教研究成果。如：吕大吉、何耀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多卷本（1993年、1996年、1999年、2000年），林河的《中国巫傩史》（2001年），陶阳、牟钟秀的《中国创世神话》（2006年），何星亮的《中国图腾文化》（1992年），富育光的《萨满论》（2000年），孟慧英的《中国北方民族萨满教》（2000年），郭淑云、王宏刚的《活着的萨满——中国萨满教》（2001年），李国文的《东巴文化与纳西族哲学》（1991年），杨福泉的《纳西族文化史论》（2006年），覃乃昌主编《布洛陀寻踪》，巴莫阿依的《彝族祖灵信仰研究》（1994年），吉合蔡华的《道教与彝族传统文化》（2005年），时国轻的《壮族布洛陀信仰研究》（2008年）等。
二是创生型宗教（主要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教）研究成果。藏传佛教研究方面有：王森的《西藏佛教发展史略》（1987年），丁汉儒等的《藏传佛教源流及社会影响》（1991年），班班多杰的《藏传佛教思想史纲》（1992年），周炜的《佛界：活佛转世与西藏文明》（2000年）等。伊斯兰教研究方面有：马通的《中国伊斯兰教派与门宦制度史略》（2000年），勉维霖主编的《中国回族伊斯兰宗教制度概论》（1997年），米寿江、尤佳的《中国伊斯兰教简史》（2000年），周燮藩、沙秋真的《伊斯兰教在中国》（2002年），杨桂萍的《马德新思想研究》（2004年）。

综合性民族宗教研究有：宝贵贞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2007年）。民族地区宗教研究有：林建曾等的《世界三大宗教在云贵川地区传播史》（2002年），佟德富主编《蒙古语族诸民族宗教史》（2007年），李进新的《新疆宗教演变史》（2003年），杨学政主编《云南宗教史》（1999年）。民族宗教交流史研究有：孙悟湖的《汉族 藏族 蒙古族宗教思想文化交流研究》（2006年）等。

⑨西方宗教学成果的介绍与翻译

改革开放以后，学术的国际交流畅通起来。西方宗教学经典和当代著作大量被译介到中国。吕大吉的《西方宗教学说史》（1994年），第一次向中国读者系统介绍西方宗教学的发展演变及其主要学派，影响广泛。与此同时，原典的翻译加快了步伐。吕大吉、何光沪、高师宁、金泽、王志成等学者翻译了一系列西方宗教学原典。如：麦克斯·缪勒的《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1989年）和《宗教的起源与发展》（金泽译，1989年），埃里克·J·夏普的《比较宗教学史》（吕大吉、何光沪、徐大建译，1988年），约翰·麦奎利的《二十世纪宗教思想》（髙师宁、何光沪译，1989年），彼得·贝格尔的《神圣的帷幕——宗教与人类生活》（高师宁译，1991年），菲奥纳·鲍伊的《宗教人类学导论》（金泽、何其敏译，2004年），杜尔凯姆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1999年），约翰·希克的《宗教哲学》（何光沪译，1988年），雷蒙·潘尼卡的《宗教内对话》（王志成、思竹译，2001年），马凌诺斯基的《文化论》（费孝通译，2002年），保罗·蒂利希的《文化神学》（陈新权、王平译，1988年），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1987年），约翰·B·诺斯、戴维·S·诺斯的《人类的宗教》（江熙泰等译，2005年），伊利亚德的《宗教思想史》（晏可佳译，2004年），汤因比、池田大作的《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1985年），秦家懿、孔汉思的《中国宗教与基督教》（吴华译，1990年），孔汉思、库舎尔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议会宣言》（何光沪译，1997年），唐·库比特的《上帝之后——宗教的未来》（王志成、思竹译，2002年），保罗·尼特的《一个地球 多种宗教》（王志成、思竹译，2002年），和《全球责任与基督信仰》（王志成译，2007年）等。此外，刘小枫主编《20世纪西方宗教哲学文选》（1991年），孙亦平主编《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2002年），为读者查阅提供了方便。

⑩大型工具书和资料汇编

宗教学研究成果的积累，加上研究工作的需要和社会人士想要了解宗教的需要，推动了宗教学工具书撰著和文献资料编辑的工作，其成果也是显著的。

综合性的辞书，有任继愈主编的《宗教大词典》（1998年），罗竹风主编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宗教卷》（1988年）。分类的辞书，有全根先、张有道主编的《中国佛教文化大典》五册（1999年），闵智亭、李养正主编的《道教大辞典》（1994年），胡孚琛主编的《中华道教大辞典》（1995年），宛耀宾主编的《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1994年），文庸、卓新平、乐峰等编写的《基督教词典》（1994年），蓝鸿恩、王松主持编写的《中国各民族宗教与神话大词典》（1990年）等。

大型的宗教资料汇编有数种，除已提到的《中国各民族原始宗教资料集成》、《中华道藏》外，还有：周燮藩主编的《中国宗教历史文献集成》120册，包括“藏外佛经”（佛教）、“三洞拾遗”（道教）、“东传福音”（基督教）、“清真大典”（伊斯兰教）、“民间宝卷”（民间宗教）5个部分（2005年）。任继愈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正编》106册（2004年），已出齐。这里要单独提一下，马坚译的《古兰经》（汉文译本，1981年）对于当代中国伊斯兰教研究起了重要作用。

结束语

以上宗教学10类专著成果只是粗略的分类和选列，限于本人见闻和文章篇幅，遗缺一定很多，也可以说是挂一漏万。不过这已经能够窥见中国大陆宗教学研究30年的波澜壮阔局面。港澳台地区的研究成果亦相当可观，由于本人能力不逮，暂付阙如。至于宗教学学术论文，数量巨大，难以统计整理。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了《宗教研究四十年》上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2004年），其中有十篇论文具有总结性质，包括宗教学综合发展、宗教学理论、宗教文化、当代宗教、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儒教、民间宗教在近40年间研究的回顾，内含丰富的学术资料信息。民族出版社近期（2008年1月）推出一套《当代中国宗教研究精选丛书》，共8卷，精选各领域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论文，汇集成册。作品时间跨度较大，但以近30年间文章为主，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展示大陆学者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宗教研究成就。它们是：《宗教学理论卷》（吕大吉主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与当代中国宗教卷》（吕大吉 龚学增主编）、《佛教卷》（楼宇烈主编）、《道教卷》（牟钟鉴主编）、《伊斯兰教卷》（金宜久主编）、《基督教卷》（卓新平主编）、《民间宗教卷》（马西沙主编）、《原始宗教与萨满教卷》（孟慧英主编）。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生导师、教授牟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