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经历的世纪之交和千纪之交，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热点之一，即宗教学的崛起和迅速发展。宗教乃人类精神现象和灵性生活，人们对宗教的认知和研究，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应该承认，在宗教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诞生之前，这种宗教认知和研究或是各种宗教本身的一种内在性研究，体现出对其观念、情感、行为、组织、经籍及文化构建和传统的自我意识与自我剖析，或是其它相关学科所需的一种边缘性研究，展示着这些学科具有的多元知识背景和必要逻辑关联。而不带信仰前提、不为辅助手段、以客观、科学、公正态度为特色的、具有独立学科意识的宗教学，则产生于19世纪下半叶的欧洲。西方宗教学作为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中的一门新兴学科，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势头，从根本上影响到一百多年来的世界宗教研究。

西方宗教学在这一百多年的历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学科研究范围、特定范畴、基本方法和学术流派。宗教学在其范围界定上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宗教学强调其对宗教的客观描述、临境观察和主观理解，旨在展示宗教的现象和状态，而不涉及对宗教的本质定性和价值判断。此即宗教学的最初立意和形态，它将宗教哲学、宗教批评学和宗教神学排斥在外。广义宗教学则包括对宗教意义的探讨、对其本质的揭示和对其价值的评断，以一种开放之态来迎接宗教研究范围的扩大。大体而言，这种广义宗教学乃涵盖宗教史学、比较宗教学、宗教人类学、宗教现象学、宗教社会学、宗教心理学、宗教地理学、宗教生态学、宗教哲学、宗教批评学和宗教神学。此外，亦有一些现代学者主张将宗教考古学、宗教文献学和宗教语言学等纳入广义宗教学的视域。宗教学探究吸引且困惑人之精神世界的一些基本关系，如神与人、神圣与世俗、灵与肉、彼岸与此岸、超越与有限、心灵与社会等，由此构成其研究体系的特定范畴。例如，西方宗教学的创始人麦克斯?缪勒即在其宗教学的开山之作《宗教学导论》中鲜明地展示了其对宗教学最基本范畴“宗教”和“神的观念”的关系体认。在他看来，“宗教”乃揭示出“人的灵魂”与“神”的关系，而“神的观念”则为人之心灵“关于完美境界的最高理想”。顺着这一思路，不少西方宗教学者把宗教理解为人与“神圣真实”相遇、经历、交往的关系。在宗教信仰中，这种与“神圣”交往、相通和结合的关系高于一切，其它任何关系都居从属地位，微不足道。而“神圣”在西方宗教学者鲁道夫?奥托的名著《论神圣》中亦被描述为超然与内在的关系，“神圣”（Numinos）即由“超自然的实体”（Numen）与“对神圣的体验”（sensus numinis）所共构。西方宗教学早期学者对“宗教”和“神圣”的这些经典解释，迄今对我们认识和理解宗教仍有启迪作用。西方宗教学的研究方法则呈多元之态，由此亦构成其分支学科及其不同侧重和各种学派。这些基本方法包括宗教史学的纵向梳理方法、比较宗教学的横向比较方法，宗教人类学等习用的田野考查和实证方法，宗教现象学的中止判断和本质洞观方法，宗教社会学的社会抽样和功能分析方法，以及宗教心理学的象征符号破译和精神分析方法等。西方宗教学的这些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已为当今整个世界的宗教学研究及发展奠定了基础、形成了基本模式和框架。

我国的宗教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面展开，并逐步形成了思想理论探讨和史料史实探讨这两大不同方向，推出了一批重要成果。中国学者主要从两个方面展开了对宗教的系统研究：一为宗教心灵层面的研究，二为宗教社会层面的研究。前者触及宗教之精神体验、精神象征、精神观念和情感等“心灵”内容，即对人之“宗教性”的研究。后者则涵盖宗教的社会存在、社会结构、社会功能和社会意义等“社会”内容，即对宗教实存方式的探讨，从宗教的组织形态来看宗教的“群体性”、“社会性”和“政治性”。这样，我国宗教学的意义和作用大体可包括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宗教学关涉许多与人类社会发展有关的“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问题，具有现实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另一个层面则是宗教学亦涉及许多与人类精神发展相关的基础性、理论性、思想性、历史性和知识性问题，具有弄清人之精神奥秘的人文意义和科学意义。这两个层面和进展将有助于我国宗教学之学科构建的合理性和系统性。

在我国宗教学的现代发展过程中，可以说是翻译介绍与独立研究齐头并进、有机共构。如前所述，宗教学起源于西方，因此，“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宗教学的历史经验和学科传统颇值得我们研究和借鉴。我国宗教学发展及其学科基本建设的一大任务，就是对西方宗教学的系统介绍和研究。摸清西方宗教学的发展“历程”和“轨迹”，对我国宗教学达到质的突破和提高不仅必要、而且重要。西方宗教学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学术著作，它们是人类文明的珍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去认真发掘和好好运用。中国学者在近几十年中已陆续翻译出版了一些西方宗教学著作，其中不少为西方宗教学的经典名著，亦有一些为中国读者特别关注、特感兴趣的著述，还有一些则随缘而译，不拘一格。总之，这些著作的翻译出版为我国宗教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和促进作用，虽然尚不够系统和全面，给人以挂一漏万之感，却已为我国现代翻译事业增添了活力，且为我国宗教学的资料积累和体系构建提供了重要信息、创造了一个良好开端。

西方宗教学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对我国宗教学建设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工作。中国自己的宗教学目前仍处于初创阶段，其思路正在形成，体系尚未完备，方法仍需摸索，学派方兴未艾。因此，对西方宗教学的系统了解，可为我国宗教学的发展提供重要启迪和宝贵经验。西方宗教学对我们而言乃有两个层面的意义：其一，了解西方宗教学的历史与体系，走我国宗教学本身应有的重要基础研究，是我国宗教学学科必须把握和涵盖的基本内容；其二，这种了解与研究亦体现了我国宗教学应具有的开放性、包容性，注重西方宗教学对我国宗教学发展可能起到的启迪和借鉴作用，使我们的学科建设少走弯路，早见成效。在弄清、把握西方宗教学体系及方法的基础上，我国的宗教学才会成熟、才可能逐渐完善，所以，二者在学科建设的关系上乃水到渠成、承前启后。我国的宗教学只有善于吸收、才会真正创新，只有多采众长、才能博大精深。这亦意味着，在当代文化及知识氛围中形成并发展的中国宗教学理应具有世界眼光、全球意识和整体观念，其研究本身既是一种跨文化的对话，亦代表着中国思想学术走向世界、活跃在国际学术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