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宗教哲学是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在近代俄罗斯哲学土壤上的嫁接之果。它形成于19世纪初，成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致力于更新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观念，在掀起大规模“文化复兴”从而迎来俄罗斯文化史“白银时代”的同时，也通过浩大的“寻神运动”踏上了俄罗斯宗教哲学全面兴盛之路。

对于苏联与当代俄罗斯的哲学研究景观，包括路径、流派、理论引领等，俄罗斯学者有过概括：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取代了原有的“多元”；1991年后，“多元”重新取代了“一元”。多元化研究的典型表现便是学界自苏联解体后对宗教哲学的热情关注，但这种“热情”在20世纪90年代与21世纪是不同的。

20世纪90年代：填补精神空场

俄罗斯宗教哲学在苏联时期被迫“远走他乡”，但从未销声匿迹，反而因其“流亡”身份、因其主张哲学的作用在于“使人成为真正的人”而一度声名鹊起于国际社会的理论舞台。苏联解体前夕，它就在本国重返天日；20世纪90年代，它成为学界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思潮的多元多态让人们品味了思想解放的极度欢乐，也使社会精神一度面临困境。传统宗教哲学反对人与神的双重专制、主张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等理念，既迎合了民众根深蒂固的宗教情绪，也适应了其反叛信仰专制的心理需求。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社会的急剧转型使社会秩序一度失序。传统宗教哲学对激进主义与虚无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双重拒斥以及重视精神神圣感、蔑视世俗物欲化的价值取向，既反映了民众回归和谐人际关系和良好社会环境的心理，也适应了其寻求人生价值所在的精神渴求。因此，期待和相信富于怜悯心、诚实感的宗教布道能够救治社会病态、使人的精神道德崇高的社会意识助推了俄罗斯学界的宗教哲学研究热忱。

苏联解体导致了昔日的精神偶像倒地，深陷“傲慢”与“自卑”窘境的学术界不得不踏上哲学与文化的寻根之旅。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基于宗教世界观的基本准则来关注人心和现实，方式独特，基于“从内向外”的基本理念来阐释世界和人生，见解独到，既有别于将“上帝”权威化为极端的传统宗教，又有别于将“人”圣化为“理性神”的近代西方哲学。它既赋予世界和人生以内在价值，又从宗教体验中吸取养料；既吸取西方近代哲学，又诉诸基督教的概念和形象；既强调基督教精神，又主张人道主义价值；它关注宗教信仰与个人道德的沟通，以人性反对非人性，以非理性排斥理性。这一整套理论无论是对于人的心灵、情感、道德、精神世界的建构，还是对于人的超自然生存意义和理想使命的实现，都极具价值。因此，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因其饱含宗教的、道德的、人的元素而不失为点亮彼时俄罗斯暗淡精神星空的一盏明灯。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的价值取向直指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的“复兴”。短短数年间，N.A.别尔嘉耶夫、B.C.索洛维约夫、Л.舍斯托夫、C.H.布尔加科夫、И.B.基列耶夫斯基、A.C.霍米亚科夫、H.O.洛斯基、C.Л.弗兰克等俄罗斯传统宗教哲学家的著作在国内得到翻译和出版，相当数量的当代俄罗斯学者关于上述宗教哲学家的研究专著和文章亦随之出版或发表。同时，根据俄罗斯教育部将宗教学、宗教哲学列为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必修课的规定，学界编撰和出版了教科书《宗教学原理》《宗教哲学：系统概述》和相应参考书，以及为此类研究和教学服务的《当代俄罗斯各民族宗教词典》等大型工具书。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宗教哲学的研究状况，就范围看，既涉及宗教哲学自身的理论，又包括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美学、人类学中涉及的宗教问题；就内容看，既包括对价值重建、地位作用、文化批判、认识论、本体论等基础理论的考察，又包括对人本论、人格论、自由观、人神性、生存论、心理观、价值观等具体理论的探讨；就态势看，呈现出一种整体性倾向，即大都致力于宗教哲学内在价值的“回归”，在强调灵与肉、神与人的统一以及“寻根”和“寻神”的双向运动中，增进个性自由与社会稳定的联系。

因此，这一时期的俄罗斯宗教哲学研究与学术界寻求社会精神的解困之方、社会秩序的归常之径有着直接关系。

21世纪：回归学术理性

21世纪以来，以普京为代表的政治家以及多数企业家和部分民众出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之需，逐渐厌弃和冷落了以道德说教为主的宗教哲学，转而推崇注重科学理性和现世物质利益的西方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哲学，俄罗斯的宗教哲学研究已似“明日黄花”。然而，当普京将“新俄罗斯思想”的核心之一确定为“社会团结”，从而表明当政者迫切需要借助新理念为民众构筑精神堤坝时，学界也看到了通过宗教哲学营造社会精神家园的希望。于是，俄罗斯学界继续热衷于对传统宗教哲学的研究，但较之20世纪90年代，这一研究又有其独特性。

研究目的。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主要限于出版和研究“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著作，21世纪的研究除了继续挖掘先哲思想的价值，深入分析其具体理论内容，还探讨了当代俄罗斯学者的宗教哲学思想；除了重新阐释传统宗教哲学家的思想，还试图建构新的宗教哲学理解模式，如哲学人类学家霍鲁日研究东方基督教传统中的静修主义、重建静修主义人学的尝试。因此，不同于20世纪90年代致力于“复兴”宗教哲学传统以便为社会提供精神支撑，21世纪宗教哲学研究的关注重心更多地转向了宗教对于民族精神凝聚力、国家政权巩固的作用。

研究内容。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倾情于新的“寻神运动”，21世纪的研究涉及宗教哲学的学科归属，宗教哲学的理论起源、研究对象、发展历史、理论逻辑、本质特征，以及宗教哲学与宗教学、宗教哲学与哲学、宗教哲学与神学的关系等更为专业的领域。21世纪的宗教哲学家除了研究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世界三大宗教之间的关系，还尝试对俄罗斯宗教哲学与东方宗教、中国儒家学说进行比较研究；除了继续研究世界三大宗教中的哲学思想，还致力于挖掘其中的人类学资源，展开了宗教人类学（如佛教人类学、基督教人类学）等分支学科的研究。

研究态势。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侧重整体性的关注，21世纪的研究因学者各自兴趣不同或充当不同的“政治运动代言人”而出现了不同的派别和分化趋势。不同的人对不同的宗教哲学家感兴趣，不同的宗教哲学家被不同的人关注或遭冷遇，这成了研究的常态。分化中的探讨也不再限于阐释层面，而是在阐释中显示出较强的批判性甚至强烈的否定色彩。先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批判宗教哲学唯心主义的原因是认为它与科学和社会进步背道而驰，新批判者们谴责宗教哲学唯心主义的原因则是认为它通过宣扬《圣经》中的《启示录》，将使人陷于虚妄并导致狂热，从而难免产生社会灾难。由此，新批判者们表达了对宗教哲学救世主义、理想主义可能给社会造成危害的担忧。

需要说明的是，就整体而言，21世纪的俄罗斯哲学研究已经基于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需要而较多地关注和凸显了客观科学的一面。宗教哲学研究虽然鲜活如昨，但无论是出于复兴传统思想的愿望，还是基于建构新理论体系的需要，都不再回到传统宗教哲学的原点，而是在注入现代西方哲学文化观念和传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同时，力求更广泛、更具体地适应社会需求、回应现实问题，从而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现实感，显示出更强的思辨力和学理性。

（作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