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自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自前苏联解体以后，就在世界范围内，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在我国学界和宗教学界，则随着中国“入世”这一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的发生，也越来越成为包括广大道教信众及其管理人员在内的中国民众和中国学者的一个热门话题。人们非常乐观地预言：随着中国的“入世”，不仅中国的其他事业，而且中国的道教和其他宗教都将有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应该说，这样的预言是有一定的理据的。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不仅给我国道教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而且也向我国道教提出了挑战；因为“全球化”不仅相当尖锐地向我国道教提出了在进一步“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同时如何“适应”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的问题，而且还相当尖锐地向我国道教提出了如何“利用”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进一步走向世界，为推进世界范围内的宗教对话、宗教和平和人类文明、人类进步事业切实履行我们应当承当的国际义务和历史使命的大问题。

“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之所以有望促进我国道教的“跨越式”发展，首先就在于它明显地造成了我国道教的“后发优势”，使我国道教的“跨越式”发展获得重要助力。“后发优势”连同与之紧密相关的“趋同假说”原本属于经济学概念，是著名的索罗经济增长模式中的两个基本范畴。这两个范畴无非是想告诉人们，在跨国间相似经济参数的情势下，落后国家或穷国有望比富国或发达国家有更快的人均增长，有望经过或长或短的时间终究可以赶上或超过富裕国家或发达国家。从历史经验看，19世纪末德国和美国的兴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的富强，以及20世纪60年代以来亚洲“四小龙”创造的经济奇迹，都被看作后来者居上的典范之作，也都被看作后发优势和趋同假说的有力佐证。后发优势概念和趋同假说，虽然属于经济学范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当适合于说明各国宗教的发展。例如，在美国，不管基督教和天主教如何发展，都不可能在近期内创造出增长几倍乃至几十倍信众的奇迹。而对于一些信众很少的宗教则显然存在这样的可能。在我国，道教一般信众由于缺乏严格的入教手续，而很难有一个确切的统计数字，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道教即使在我国也算不上一个大教。倘若从全球范围看问题，事情就更其如此了。这样，随着中国在全球化过程中进一步走向世界并同国际社会进一步接轨，随着中国社会在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方面同西方社会的距离之日趋缩小（即所谓“趋同”），便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为我国道教开辟出超过其他较大宗教的发展空间。此外，由于道教在我国是一种道道地地的本土宗教，在未来的世界范围内的宗教交往和宗教对话中也有望受到特别的重视，从而获得更多的发展机遇。

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对于我国道教的未来发展来说，不仅是“机遇”，而且也是“挑战”。全球化之所以会向我国道教提出挑战，首先就在于我国道教的比较严格的“本土”性质。我们知道，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在当前的情势下以及在以后的一个较长的一段时间里，其主要内容依然是同“西化”紧密相关的，尽管这样一种状况有可能给一些穷国或不发达国家带来一定的伤害，但这毕竟是一个在短期内难以改变的现实。在这样一种局面下，随着中国社会同西方社会距离的不断缩小，我国道教将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重的适应变化了的中国社会和国际社会的问题。这项任务对于我国道教会比我国的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宗教（包括天主教、基督教和东正教）要艰巨得多，因为基督宗教的历史源头原本就在西方。其次，在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的大格局下，我国道教作为一个小宗教，作为一个弱势宗教团体，最有可能成为西方文化或西方宗教殖民政策的牺牲品。美国学者罗伯特·贝拉（Robert Bellah）在谈到全球化时曾经坦率地指出：“美国的经济、美国的政治影响和美国的文化，都单向地对于欧洲乃至整个世界产生巨大的压力，使其更像我们自己，更加美国化。”这是相当中肯的。因此，如果套用哈贝马斯的术语的话，全球化的一个主要层面便是“美国模式”在欧洲和世界上的“殖民化”。试想，如果不是为了抗衡美国的殖民化政策，中世纪以来一直沿着由“一元化”向“多元化”或“本土化”路线前进的欧洲各国，何以可能突然转向，在“欧洲一体化”或“欧洲共同体”的旗帜下谋求发展呢？如果作为美国化之一种形态的全球一体化对像西欧这样的发达国家也提出了挑战的话，则它之对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提出的挑战就将更其严重了。对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如此，对不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宗教也会如此。而且，很显然，对于像我国道教这样的小宗教团体来说，其“被殖民化”的几率将会更高，“被殖民化”的程度也有可能会更大。“殖民化”与“反殖民化”无疑是我国道教在其未来发展中必然遭遇到的一个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

既然全球化或全球一体化既给我国道教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机遇”，又向它提出了“挑战”，那么，我国道教在其未来发展中究竟怎样才能有所作为呢？首先，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我国道教应当充分利用自身具有的后发优势，努力促成我国道教的跨越式发展，努力把这种可能转化成现实。而为要充分发挥我国道教的后发优势，我们就必须参照和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利用和发挥这一优势的历史经验和现实过程，结合我国道教的实际情况，进一步在我国道教的宗教教育、宗教管理、宗教神学体系的构建等方面制定出既具有国际眼光和前瞻性又非常切实可行的远景规划和近期计划。在参照和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时既要注重其成功经验，更要特别注重其教训。其次，更为积极地开展和推进宗教交流和宗教对话是我国道教在其未来发展中的又一项重要任务。这种交流和对话不仅包括同世界各国宗教的交流和对话，而且也应当包括同我国其他宗教（如“中国佛教”、“中国基督宗教”和“中国伊斯兰教”）的交流和对话。最后，我国道教在世界未来的全球化过程中应当具有更多的参与意识、角色意识和担当意识。这就是说，我国道教在世界未来的全球化过程中不应当仅仅扮演一个消极接受者的角色，而应当进一步扮演一个积极参与者的角色，应当同我国及世界上的其他宗教一道为从根本上改变全球一体化即西化这样一种当今世界发展的不太健康的状况，努力使全球化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沿着多维互动的方向发展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我国道教，作为我国“五大宗教”中唯一一个正宗的本土宗教，有其鲜明的民族特色。例如，在强调“域中有四大，而人为其一”的本体哲学以及“长生久视”和“死而不亡”的人生哲学等方面，都是许多西方宗教所不及的。因此，只要我国道教一方面放眼世界，另一方面又积极开掘、利用和弘扬其优秀遗产，就一定能够在世界各国宗教的未来发展中扮演一个其他宗教难以替代的角色。所有的世界宗教，无论是基督宗教，还是伊斯兰教和佛教，都是从民族宗教发展而来的。我国道教在全球化的大格局下真正走向世界舞台应该说是没有什么问题的。我们的祖先很早就有“陶冶万物，化正天下”的社会理想。事情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虽其所谓天下者非真天下，而其理想固以全世界为鹄也。”现在，既然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了“化正”“真天下”的历史时期，我国道教在积极适应中国的社会主义并为全面建设中国小康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同时，致力于世界各国宗教的共同事业，致力于世界各国宗教的平等对话和健康发展，并为人类的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就是其一项义不容辞的国际义务和历史责任。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单位：武汉大学宗教学系，原文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03年第1期）

（责任编辑：张恒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