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土主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村社保护神。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绵延千年传承至今，在云南彝族、白族民间仍然盛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崇拜，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土主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流播，是在历史上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各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交流的结果。

关键词：西南少数民族  土主  本主  南诏  阿吒力教  道教

土主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村社保护神。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绵延千年传承至今，在云南彝族、白族民间仍然盛行。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崇拜，是受中原文化影响的产物，与中原的社祭有着密切关系。本文主要探讨西南少数民族土主信仰的起源，土主信仰所蕴涵佛道二教的影响，土主信仰与中原文化的关系等问题。

一、西南地区土主庙的起源及其分布

土主是中国古代的村社保护神，至今在云南彝族、白族地区，土主信仰在民间还有深刻影响，具有悠久历史的土主庙还大量遗存。因此，考察土主庙的起源当从云南说起，土主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流播，最早可追溯至南诏时期。明倪辂《南诏野史》之《南诏古迹》载：“土土庙，蒙氏十一年建。”[1]（P378）此载南诏第三世威成王盛逻皮时事，盛逻皮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即位，此蒙氏十一年即为唐玄宗开元十年（722年）。明倪辂《南诏野史》“威成王”条明确记载唐开元“二年迁都，立省城土主庙。”[1]（P381）由此可知南诏最早兴建土主庙的年代，是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年）。在蒙氏第九世劝利晟时，又曾兴建土主庙。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载：“其子劝礼立，乃第九世也，建元全义，以王嵯颠为相。……王建昭灵育物土主庙在城北。”[2]（P154）蒙氏第九世劝利晟唐宪宗元和十一年（816年）即位，在位八年而卒，则昭灵育物土主庙建于公元816－823年间。

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封山神之事，一般认为与土主崇拜有关。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上《大蒙国》说：“封十二圣贤为十二山神。”[3]（上册P10）明倪辂《南诏野史》之《大蒙国》说：“蒙氏平地方，封岳渎，以神明天子为国步主，封十七贤为十七山神。”[1]（P380）学界认为所封山神即为土主。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载兴宗王乐诚九年：

追封阿育王三子一舅，皆谥以帝号，而神主各山，以庙祀之；长子福邦为碧鸡山主庙山之下，谥曰伏义山河清邦景帝，次为灵伏仇夷滇河圣帝，三为金马名山至德景帝，庙于金马山麓；谥舅氏神明乃曰大圣外祖神明天子，庙亦碧鸡山主庙之左。[2]（P151）

这是有关南诏封山神的明确记载，上述追封的景帝、圣帝，是土主封号末尾后缀的常见圣号。

在南诏发迹的巍山地区，南诏蒙氏十三代国王，皆被尊为土主而立庙祭祀。云南巍山县城南十余公里的巍宝山巡山土主庙，就是彝族祭祀南诏开国先祖细奴逻的庙宇。另一祭祀细奴逻的蒙国土主庙，位于巍山县城西北十余公里的垅圩山麓。巍山县城东北十余公里的蒙舍庙，祀蒙氏第四代王皮逻阁。民国《蒙化志稿•山川志》说蒙舍庙“俗名土主庙，蒙氏十三代为郡中十三土主，此居其一”。[4]南诏蒙氏后裔所立祭祀先主的土主庙，分布于今云南巍山境内，使巍山一带成为土主文化最兴盛之地。

大理国段氏执政时期，土主信仰仍然流行。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下《段宝传》载：“中庆路土主庙圯，梁王重修，立碑纪事。”[3]（下册P13-14）中庆路土主庙于至正十二年（1352年），为当地耆民杨光所修，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红巾军攻陷中庆时，土主庙被毁于战火。云南各地的土主庙，多为元明清时期兴建。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载云南府：“土主庙碑，有二在府城中。一为《土主圣德碑》，元至正壬辰年立，云南诸路儒学副提举王升撰。一为《重修碑》，宣光二年立，佥云南诸路肃政廉访司事郃阳支渭兴撰。”[5]（681册P334）对王升所撰《土主圣德碑》，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一有简略记载：

大灵庙，在城隍庙之东，元儒学提举王升有庙记，其略曰：“蒙氏威成王，尊信摩诃迦罗大黑天神，始立庙肖像祀之，其灵赫然。世祖以之载在祀典。至今滇之人无问远迩，遇水旱疾疫，祷无不应者。”又曰“神主盟誓烛幽明，昔有阴为不善而阳誓于庙者，是日暴卒于庙庭，亦愿治者之所嘉赖也。”[5]（681册P23）

《土主圣德碑》又称《大灵庙碑》，撰于元至正十二年（1352年），撰写者王升为昆明人，官至宣慰副使，以文章政事名于南诏。宣光二年（1371年）撰写《重修碑》的支渭兴，为云南行省考试官，官至宣慰副都元帅，所著有《龙溪诗集》。从元代文士镌刻的土主碑文，可知地方官员对土主崇拜的推动。

明代徐霞客游历云南，记载考察所见的多处土主庙。其中剑川金华山的土主庙，在徐霞客笔下有清楚记述。《徐霞客游记》卷九下《西南游日记十六》载金华山：“有神庙当石坡上，为土主之宫。其庙东向，而前有阁，阁后两古栢夹立，虬藤夭矫，连络上下，流泉突石，错落左右，亦幽閴名区也。”[6]（P683）即使云南佛教名山鸡足山，也有土主庙的兴建。《徐霞客游记》卷八上《西南游日记十三》载游鸡足山：“入门即迦叶殿，此旧土主庙基也。旧迦叶殿在山半。岁丁丑，张按君谓绝顶不可不奉迦叶，遂捐赀建此，而移土主于殿左。”[6]（P629）伫立于鸡足山绝顶的土主庙，为历代文人游览所记述。明王士性、冯时可撰写《游鸡足山记》，都记载游鸡足山土主庙事。冯时可《游鸡足山记》说迦叶殿“右土主殿，神最灵。”[5]（682册P129）

明清时期土主庙的兴建，多由知府，将军、土官、耆民等主持，并附会有土主神异的各种灵迹传说。清修《嶍峨县志》卷三《寺观》载：“香柏土主祠，在县西南二里。嘉庆三十八年，土官禄万钟建。桂峰土主祠，在县南二里。明万历辛丑年桂峰村民同建，康熙二十七年重修。”[7]（24册P52）禄万钟是雍正、嘉庆年间的乌蒙土府土官。而巍山的蒙国土主庙，则由明代蒙化土府土官左瑛兴建。少数民族土官倡行修建土主庙，促成土主信仰在西南少数民族中的流播。

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在白族中一般称为本主，“本主”是“本境土主”的简称。白族所谓的本主就是土主，在云南白族本主碑文和诰文中，就直接称本主为土主。大理瓦色本主庙《应国安邦神庙记》颂扬本主说：“驱邪辅正，殄恶灭灾，锡福格祥，为斯方之土主也。”[8]（P186）大理市喜洲区波罗塝本主庙《波罗塝两坛本主历史碑记》说：“敬奉两坛土主，同居一院。”[8]（P184）大理下关上村本主利济将军李毖的诰文云：“敕封本主龙尾山泉利济将军，五位公子，感应土主，合坛有感灵神。”[8]（P185）至今云南部分地区的白族，仍沿袭历史传统称本主为土主。

南诏大理国时期土主庙的兴建，以致明代地方志的祠祀志中，留下各府州土主的不少记载。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十六，载明代云南的云南府、永昌府、大理府、临安府、楚雄府、蒙化府、澄江府、姚安府、武定府、景东府、元江府、广南府、顺宁府等，都兴建有土主庙。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除《滇志》所载以上各府土主庙外，还记载有镇沅府、威远府、普洱府分布有土主庙。而据民族志调查资料记载，云南土主庙在民间的分布更为密集，几乎村村寨寨有土主庙。西南各民族的土主崇拜，形成了地方定期举办的土主会。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十《种人》载僰夷：“俗尚奢侈，孟春作土主会，称贷以炫其饰，倍出息偿人不惜。”[5]（682册P490）明何乔新《椒邱文集》卷三十二《奏议集略》说：“有本处军民，照依年例，迎赛壁山土主，装扮义夫节妇过街，人马喧闹，男女混杂。”[9]（P499）壁山土主在四川影响颇深，四川傩坛三圣之一为壁山土主，四川阳戏就有“出土主”一折。

历史上不仅西南地区的云南有土主庙，四川、贵州、广西，甚至在湖北、陕西、甘肃，都有土主庙的记载。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祠庙志》，载成都府、保宁府、顺庆府、叙州府、直隶雷波卫、夔州府、宁远府、雅州府、直隶资州、直隶茂州等，都兴建有土主庙。其中宁远府的土主庙分布最多，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祠庙》称宁远府“土主庙，在府西南十里，各州县卫所多有之。”[10]（560册P534）清乾隆《贵州通志》卷十《营建坛庙》载：“土主庙，在玉屏县南门内，明嘉靖间建，国朝康熙三十年重修。”[11]（P236）清乾隆《广西通志》卷十五《山川志》载浔州府，“武宣县高立山，又名独秀山。在县北郊平阡，一峰独秀，为县治主山，上有土主庙。”[12]（P378）广西罗城仫佬族《焚香通用》、《劝圣科目》、《收兵科》、《启师科》、《护坛科》等经书，祈请的神灵中有本村土主、本崮土主、山神土主等。[13]清乾隆《湖广通志》卷十《山川志》载恩施县：“成山，城内土主庙在上。”[14]（531册P317）清乾隆《湖广通志》卷二十五《祀典志》载巴东县：“土主庙有二，一在寇公祠左，一在连天关。”[14]（532册P58）元蒲道源《梁洋土主祝文》说：“惟王正直聪明，血食兹土。显自唐世，以及于今。册号称王，威灵赫若，捍灾御患，民所凭依。”[15]（P748）梁洋指唐代的梁州、洋州，唐代梁州、洋州所辖汉中、汉川之地，史籍中常以梁洋并称。清乾隆《甘肃通志》卷十二《祠祀志》载：“忠武王庙，在张掖县城西南隅。旧碑载神为西夏土主，有祷即应。”[16]（P397）从上述地方志所载土主庙的分布，可见土主信仰以西南的川滇地区为中心，从文献所见产生的时间是在唐代。

二、土主崇拜所见佛教、道教的影响

土主作为地方保护神的神格，在民间有广泛的信众和影响力。历史上佛教、道教在西南地区的传播，就竭力与土主崇拜结合以扩大影响。早在南诏时期的土主崇拜，就已受到佛教密宗的影响，南诏时期最早兴建的大灵庙，供奉的土主称大灵土主天神。元张道宗《纪古滇说集》载：“蒙氏威成王闻知，及亲幸于滇，册道清为显密融通大义法师。始塑大灵土主天神圣像，曰摩诃迦罗。”[2]（P151）威成王诚乐为蒙氏第三世，供奉的大灵土主是佛教的大黑天神，即以佛教密宗的神祇为土主。明李贤《明一统志》卷八十六载云南布政司：“祠庙大灵庙，在府治东，昔蒙氏尊摩诃迦罗大黑天神，立庙祀之。元载于祀典，至今滇人信焉。”[17]（P805）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载：大灵庙，在府城内城隍庙东，即土主庙神，为摩诃迦罗。蒙氏城滇时建，其像乃蜀匠罗都道太所造，有天竺僧菩提巴坡，以秘咒丹书纳像中。复以手中菩提念珠一枚，种之庭前成树焉。神屡著灵异，滇人奉为土神，村邑处处奉之。独在官渡者，灵异与府庙同。[18]（569册P437）大灵庙建于南诏初期。蒙氏城滇指凤伽义筑拓东城，时间为唐代宗永泰元年（765年）。所载官渡的土主庙，民间又称为黑水祠。明杨慎《丹铅总录》卷二《黑水之源》说：“黑水祠在云南昆明县之官渡，今名黑杀天神土主，俗祠祷之极众。”[19]（P356）现存的云南官渡土主庙，重建于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殿内供奉土主大黑天神。作为土主的大黑天神，本是阿吒力教的护法神，其形象是一狞恶八臂之神。由于此神青面威猛的相貌，史籍中载为黑貌胡奴、黒貌蛮奴、黑胡，其镇伏滇池蛟怪的传说，在云南民间广泛流播。明李元阳万历《云南通志》卷十三《仙释》载：

元赵迦罗，昆明人，世精阿吒力教，尤通梵经。大德间，乡有蛟，化为美少年，尝淫妇女，父老请治之。即遣黑貌胡奴擒至，以水噀之，蛟见其形，因斩之。胡奴，云即大黑天神也。后不知其所往。”[7]（21册P299）

明倪辂《南诏野史》“滇池蛟怪”条说：“元成宗大德元年，滇池有蛟，化少妇淫人，神僧赵迦罗命黑胡擒至，噀水见形，斩之。黑胡，土主也。”[1]（P392）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二十五《仙释》，则记载大黑天神为黒貌蛮奴。大黑天神镇伏蛟怪的传说，甚至流播至曲靖地区。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载曲靖府：

土主庙，一在旧府治，一在寻甸州城西十五里土主山。《滇考》云：元大德中，滇池有蛟，化为妇以淫人，遇神僧赵伽罗咒黑虎擒之，即土主也。明沐英征麓川，得神兵助，归而立庙。[18]（569册P438）

阿吒力教的大黑天神有不少神异事迹，在云南民间广泛流传。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三十《杂纪》载：“虎骨，在昆阳州土主庙。昔白虎浮滇池来噬人无数，居民苦之。摩迦罗大黑天神忽现形，缚之蹲于座侧，今虎骨一具尚存。”[18]（570册P739）大黑天神本是佛教的护法神，促成其衍化为土主的大义法师，就是一位颇有修行的阿吒力僧。明谢肇淛《滇略》卷十《杂略》说：“唐滇僧道清者，姓杨。殉道忘躯，日课经典，感现观音大士，遐迩钦风。渔者焚其网，酒家隳其具，蒙氏册为显密融通大义法师。一日，微哂而化，火中彩云盘礴，舌根不烂，如红莲然。”[20]（P240）民国《新纂云南通志》卷一百三《宗教考•佛教三》“大黑天神”条载；

云南各县多有土主庙，所供之神非一，而以祀大黑天神者为多，塑像三头六臂，青面獠牙，狰狞可畏。何以祀此神像，民间传说多不稽之谈。近年留心滇史稍有涉猎，乃知大黑天神为阿阇黎教之护法神。盖其教以血食享祀，民间犹敬畏之。村邑立祠，疾疫祷祝。初谓之大灵庙，后乃目为土主也。[21]

大黑天神几乎遍及昆明、大理、巍山、洱源、剑川等地区，昆明附近各县乡村祠庙，多供大黑天神。云南滇池区域的土主庙，迄今仍有132座，绝大部分供大黑天神，而土主神号都叫“本境土主大黑天神”。

云南巍山县城东三公里的东山嵯耶庙，祭祀的土主神是南诏武宣王隆舜，此土主庙以武宣王隆舜年号嵯耶命名。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十六蒙化府载：“土主庙，一名嵯峫武宣庙。在府城东南，祀蒙氏十三世孙名法者，土人请祷有应。”[5]（682册P51）清康熙四十四年《嵯耶庙碑记》载：“故三十六部各建庙，貌肖像以祟祀，步祷明虔，以酬大德。庙曰嵯耶，谥曰武宣。盖中心诚服而不能忘也。迄今千有余岁。”[8]（P192-193）嵯耶，又称阿嵯耶，为云南佛教密宗的真身观音。隆舜改年号为嵯耶以表崇拜观音，而该土主庙称嵯耶亦具佛教色彩。清张泓《滇南新语》载：“土主神，传为大士所化，作男像。滇人奉之谨。研和者，古玉乞城也。有庙，藏土主印。志载岁旱，出印则立雨。”[7]（119册P340）云南民间相传观音大士化八大明王以卫灵山，认为土主即八大明王之所化。

有关土主神显示灵异的事迹，也多与佛教僧人的神异结合。明代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晟，就有际遇土主神的种种传说。清乾隆《云南通志》卷三十《杂纪》载：曲靖真峰山一僧，功行神异，明成化间，黔国公过宜良，有一人皁冠绯衣，迎谒道旁，左右不见，公问此中有神祠否？对曰：“有土主庙，祷嗣甚灵。”时公尚无嗣，乃祷焉，久而无应，欲毁之。梦告曰：“当有积功累行者生君家，勿以嗣晚为虞也。”后内人有娠，一日坐厅事，见僧人入，俄而不见。内报生子，已而询之，僧以是日坐化。[18]（570册P735）

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志》载，嵩明州城南嘉丽泽畔的土主山神庙，因黔国公沐天波赴京袭职，道经此云雾迷路而祈祷土主有应，黔国公沐天波因此为土主请封号，此后民间形成每岁上元日致祭的习俗。

当时云南省城土主庙，因有佛教僧人种植的优昙花树、娑罗花树、菩提树而闻名。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三载：“优昙花树，在城中土主庙内，高二十余丈，枝叶丛茂，每岁四月开花如莲，即木莲花。有十二瓣，闰岁则多一瓣。占花多寡，可以卜岁。蒙氏乐诚魁时，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携念珠分其一，手植之。”[5]（681册P334）史称大灵庙的菩提树，是大义法师以萨提珠九子种植；大理会城土主庙娑罗花，是高僧以二念珠入土种植。优昙花见于《阿含经》，该经有当观如来出世，如优昙钵罗花之语。这些来自印度的树种的种植，具有佛法传播的象征意义，透过其生根开花的象征表达，折射反映出阿吒力教影响土主信仰的历史真实。

明代云南府的五灵庙，将道教的真君与土主合祀，这是道教曾力图影响土主的结果。明刘文征天启《滇志》卷十六云南府载：

五灵庙，在都院仁台左。所祀以真君称者凡五：曰吴客三真，相传为周厉王时三谏官，弃而游吴，得仙去，其姓唐、葛、周；曰祟宁至道，为关汉寿侯，在宋真宗时有此封号；曰清源妙道，为隋嘉州太守赵昱，入冷渊斩蛟为神。以土主称者曰碧山土主，为蜀汉将军赵云庙。旧名五龙，而所祀六神，亦未知所以合祀之意。[5]（682册P46）明陈文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十《重修五灵庙记》说：“碧山，盖蜀汉赵将军子龙，意尝偕孔明南征，有功德于此而崇祀。”[5]（681册P173）清乾隆《云南通志》卷十五《祠祀》载：“五灵庙，……又有三国汉镇军将军赵云，亦附祀于内，为碧山土主。”[18]（569册P437）唐代蜀中道教兴盛发展，蜀中亦有道士被祀为土主。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祠庙》载重庆府：“土主庙，在铜梁县南。唐土寇猖獗犯邑，知县赵延集兵于六嬴山灭之。后遇黄冠道人于茅莲洞，忽飞仙去，奏封土主，至今邑人祀之。”[10]（P529）四川壁山土主相传伏妖有功，被玉帝册封为“土主清明梓潼帝君”。清乾隆《湖广通志》卷八《山川》载麻城县：“五脑山，县北八里，即土主飞升处，有紫微侯庙。”[14]（531册P245）此土主飞升具有道教神仙色彩，而紫微侯即为道教星官封号。

四川龙州祭祀土主李龙迁的庙宇，唐代曾为道教的宫观，一度由道士焚修住持。唐代道士杜光庭《李赏斫龙州牛心山古观松柏验》说：“龙州牛心山古观，即大唐远祖陇西李龙迁。梁武陵王萧纪理益州，使迁筑城于此所居。既没，葬于山侧，乡里立祠，号李古人庙，武德中改为观。”[22]（P845）唐僖宗时龙州录事参军李特立，东川节度使杨师立，先后在牛心山古观举办斋醮法会，置立金箓道场、黄箓道场以醮山祈福。关于龙州祀李龙迁为土主的由来，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七上载龙安府：

梁李龙迁，武帝普通三年，土豪杨杰据龙州，武陵王萧纪镇益州，以龙州为邓艾取蜀快捷方式，遂命龙迁为守，筑城捍蔽一方，民德之。大通三年卒，葬牛心山侧，乡人立祠祀之，历代封龙州土主。明革去淫祀，以龙迁有功于民，仍命有司春秋致祭云。[10]（559册P299）由于仙人李龙迁祠颇有灵应，明洪武元年确立国家祀典，龙州祀李龙迁仍被确立为诸神祠之列。

始建于南诏盛逻皮时期的巡山土主庙，历史上与道教有着密切联系，该土主庙清光绪年间的修复，就是由道教女冠贺道姑主持。巍山彝族各地的土主庙，与土主同坛供祀的有西王母、财神、城隍神、土地神等道教神仙。[23]（P220）南诏蒙氏细奴逻躬耕于巍山时，曾得太上老君示现点化，此传说在地方史志中多有记载。历史上土主崇拜受佛教、道教影响，反映出佛道二教与民间信仰互相融摄的实况。

三、土主信仰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西南各地被尊为土主而祭祀的神灵，多是历史上有功于民的文臣武吏，因此具有祖先崇拜的特质。这种祖先崇拜源自中原的祭祀理论。《国语•鲁语上》载春秋时鲁国大夫展禽说：

夫圣王之制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灾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是族也，不在祀典。[24]（P166）

黄帝、尧、舜、禹等古代圣贤，以有功烈于民，载在祀典，享受崇祀。在西南各地土主庙的神坛上，南诏大理国的蒙氏、段氏各代国王，甚至十国时南平王高季兴都被尊为土主，他们以能法施于民，以劳定国而享受祭祀。据清乾隆《四川通志》卷二十八上《祠庙志》载：成都府彭县的铁峰土主庙祀隋姚苌，而蒙阳土主庙祀唐韦皋；保宁府通江县的李土主祠，祀洋州刺史李继贤；顺庆府仪陇县土主庙，祀晋仪陇县尹张英；夔州府巫山县土主庙，祀县令李镇修；直隶资州资阳县的土主庙，祀唐代文士陈子昂。云南临安府石屏州尉迟敬德祠，以唐代名将尉迟敬德为土主。而吴南郡太守吕蒙，被荆州公安县人祀为土主。这些人之所以能被祀为土主，其根据就是有功于民的原则。在此祭祀原则影响下，凡是曾对地方生民做出过贡献的人，都可能被尊为土主而享受香火供祀。

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卷二十二下《名胜记》川东道夔州府载：阳台山下有土主庙，其神即唐张巡将雷万春，县之跳石人也。史载令狐潮益兵围雍丘，巡使郎将雷万春于城上与潮相问。语未绝，贼弩射之，面中六矢而不动。潮疑其木人，使谍问之，乃惊。遥谓巡曰：“向见雷将军，方知足下军令矣。”[25]（591册P271）

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六上《风俗记》上下川南道属载：《后汉书》曰：岑彭至武阳，蜀刺客诈为亡奴降，夜刺杀彭，蜀人怜之，为立庙，岁时祠焉。《眉州志》云：“五月二十三，州人赛土主祠，祀岑彭。”其日盖岑死事也，必有霖雨之应。[25]（591册P752）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五十八《风俗记》川北道属载：阆中人以谯君黄为土主，元陈友庆《祠记》云：“侯墓在县北十里，谯坝庙在街东，邦人旱涝灾疾，祷之随应。宋嘉熙间，封宁福忠佑侯，赐灵惠额。”[25]（591册P766）

巴郡谯君黄是西汉成哀之世的清节之士，他官为谏议大夫敢于直言进谏，以不避公孙述死亡威胁而闻名。雷万春、岑彭、谯君黄三人被祀为土主，是土主神中以死勤事的典型。明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九《神仙记附录神明》载：简州协济庙，在郡城外东隅。旧郡《土主梅使君记》云：神定州长陆人，汉南昌尉梅福之裔，为郡太守，生则遗爱万民，死则享祀百世。唐玄宗幸蜀，……锡爵土主太师昭庆启泽侯，遇水旱祷之辄应。[25]（592册P293）明李贤《明一统志》卷七十二载雅州：顺应庙，在州东，俗名土主庙。祀汉邛谷王任贵，贵仗义秉节，有惠于民，邦人德之，岁祀不乏。[17]（P532）清乾隆《湖广通志》卷七十四《仙释》载：土主，世传宋西蜀人张姓，行七，称张七相公。《明一统志》张相公庙注：宋时麻城县人。张行七毁沿江淫祠，系狱。邑有火灾，释而捍之。跨乌骓，执朱挺，指火火灭。遂至县西北五脑山，人马俱化，后人建祠祀焉。宋封紫微侯，明封助国顺天王。[14]（533册P756）清乾隆《陕西通志》卷二十九《祠祀》载略阳县：武都王庙，在县治灵峻山。晋臣杨盛有功于略，南北朝、宋累加王爵，立庙祀之，土人呼为土主庙。[26]（P530）梅使君、任贵、张行七、杨盛等被祀为土主，则以能御大灾，能捍大患之功德。

西南少数民族的土主信仰，源自中原文化中的社祭。先秦时期以社为五土之神，稷为五谷之神。唐张鷟《龙筋凤髓判》卷四注引《孝经纬》说：“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以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27]（P914）《史记》卷六十《三王世家》引《春秋大传》说，天子之国有泰社，将封五方者，“各取其色物，裹以白茅，封以为社，此始受封于天子者也。此之为主土。主土者，立社而奉之也”。[28]（P2115）史籍中确有祀社即土主的记载，明刘登《枭》载：“戟手诟社公，媿汝威棱棱。虽云土木偶，想亦钦名称。人皆祀汝作土主，安然坐视，反不如枭能。社公颜忸怩，渥若朝霞蒸。”[29]（P640）《徐霞客游记》卷七下《西南游日记十二》载游昆明土主庙，观菩提树：“土人每以社日，群至树下灼艾代炙。言炙树即同炙身，病应炙而解。”[6]（P598）唐张鷟《龙筋凤髓判》卷四就明确说：“社为土主，稷是谷神。”[27]（P914）上述文献记载可以看出，土主崇拜与社祭确乎相关。

南诏蒙氏积极接受唐文化，是土主崇拜传播的历史因素。胡蔚本《南诏野史》卷上《大蒙国》说盛逻皮于“开元二年，遣张建成入朝于唐。立土主庙”。[3]（上册P10）此记载隐约透露出南诏的土主庙，是受到唐朝的影响而后而设立。史籍所载南诏接受中原儒释道三教文化，也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南诏隆舜自称大封人，改国号曰大封民国，南诏蒙氏在境内封五岳四渎，都是学习模仿中原文化的举措。西南少数民族土主崇拜起源于唐代，更受到唐朝以土德立国的直接影响。《旧唐书》卷二十一《礼仪志》说：“国家土德乘时，亦以每岁六月土王之日，祀黄帝于南郊。”[30]（P844）在《周易》的五行理论中，有“土王四季”之说，认为五居中央属土。宋王溥《唐会要》卷十上，载博士齐贤等议社主之制，就援引《礼》说：“社祭土，主阴气。”[31]（P260-261）唐朝以合土德而立国的易学观念，是唐代土主信仰流播的思想基础。

四、结语

土主崇拜本来是产生于中原的文化，但在传播进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后，能够历经千载而保存至今。相反，土主信仰在中原地区，却随岁月流逝而趋于消亡。中国古代有“礼失而求之于野”之说，即认为在中原周边的“四夷”中，会保存着中原随历史衍变而丧失的礼俗制度。在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中，认为属于大传统的上层文化向地方流动，会经历逐渐地方化的过程。西南少数民族土主信仰形成的实例，充分印证了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同样还应该指出的是，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土主信仰的形成，是多元文化背景下的产物，它是历史上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结果。

参考文献

[1]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163册[Z] ．济南：齐鲁书社，1996．

[2]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255册[Z] ．济南：齐鲁书社，1996．

[3] 南诏大理历史文化丛书：第一辑[M] ．成都：巴蜀书社，1998．

[4] 李春曦修，梁友檍纂．[民国]蒙化志稿[M] ．昆明：云南崇文书馆铅印本，1920．

[5] 续修四库全书[Z]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 [明]徐宏祖撰，恽波、刘刚强点校．徐霞客游记[M] ．长沙：岳麓书社，1998．

[7]高国祥主编．中国西南文献丛书•第一辑[Z]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8] 田怀清．大理州白族本主信仰调查之二[A] ．云南省编辑组．白族社会历史调查（二）[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7．

[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49册 [Z]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0] 四川通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Z] ．

[11] 贵州通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71册[Z] ．

[12] 广西通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65册[Z] ．

[13] 张有隽．瑶族与华南诸族梅山教比较研究[J] ．广西民族学院学报，1994，（4）．

[14] 湖广通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Z] ．

[15] [元]蒲道源撰．闲居丛稿：卷二十二[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210册[Z] ．

[16] 甘肃通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7册[Z] ．

[1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73册[Z] ．

[18] 云南通志[A]．文渊阁四库全书[Z] ．

[19]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55册[Z] ．

[20]文渊阁四库全书：第494册[Z] ．

[21] 周钟岳纂．[民国]新纂云南通志[M] ．1944年修，1949年铅印本．

[22] 道藏：第22册 [Z] ．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3] 王丽珠．巍山彝族土主崇拜调查[A] ．云南省编辑组．云南巍山彝族社会历史调查[C]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6．

[24] [吴]韦昭注．国语[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25] [明]曹学佺撰．蜀中广记[A]．文渊阁四库全书[Z] ．

[26] 陕西通志．文渊阁四库全书：第552册[Z] ．

[27]文渊阁四库全书：第889册[Z] ．

[28] [汉]司马迁撰．史记：第6册[M] ．北京：中华书局，1959．

[29] [清]朱彝尊编．明诗综[A]：卷二十四．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9册[Z] ．

[30] [后晋]刘昫等撰．旧唐书：第3册[M] ．北京：1975．

[31] [宋]王溥撰．唐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转自“中国社会科学网”，原文载于中国民族宗教网）

（责任编辑：张恒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