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化”、工业化、城市化的纠结及其后果

苏联建国后，一方面推行“民族化”政策，另一方面又积极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以建设一个现代工业国家。但这些政策的实施却在各地区造成了新的矛盾。

萨尼认为：“社会流动，政治和知识精英的文化同化，对俄语学校的选择，以及工业化和城市化带来的影响，（在少数民族中）产生了对于被同化和丧失（自身）文化的焦虑。由此也发展出更加深刻的矛盾：一方面，苏维埃年代的民族化和族群的‘再民族化’造成了强大的（反同化）民族主义压力，但在另一当面，把农业社会转型为工业化城镇社会的国家政策又在鼓励（各少数民族）向一个统一的苏维埃文化的同化进程。”

国家的工业化发展需要建立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各类人才的教育培养体系，而一种通用语言的推行和学校体系的建设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工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但通用语言在社会和学校的推行，必然会导致少数民族语言使用的弱化，从而引发少数民族对自己语言前途的担忧。同时，由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在客观上必然会由在人口规模和发展程度上占有优势的主流群体所主导，在这一进程中产生和发展的“现代化文明”也必然带有较强势的主流群体的色彩，接受这样的“现代化文明”对于少数族群而言，就多少会产生自己“被同化”的感受。因此，在“民族化”政策下被“孵化”出并不断得以强化的民族意识对这些发展趋势产生基于民族主义的抵制情绪也是自然而然的。

作为一个多种族－族群国家的政府，既要引领各族国民走上现代化发展之路，又要尊重少数民族的情感和保护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既要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和发展，又要使少数民族青年学习通用语言来掌握劳动力市场所需要的知识技术，以便顺利就业；既要通过各种优惠政策来帮助发展相对滞后的少数民族加快发展，又要使主流群体理解这些优惠政策的必要性，而不至引起太大的反弹。要完成这些自身具有内在矛盾性的任务是非常困难的。

少数族群的担忧、主体族群的不满与苏联的解体

由上可见，正是斯大林领导下的“民族化”孵化出和最终造就了苏联的这些非俄罗斯人“民族”，使它们逐步具有现代民族的各种基本特征。同时在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执行过程中，由于给予“命名民族”在官员任命和语言使用等方面一定特权，客观上加深了苏联各民族之间的隔阂及相互不满。正如萨尼所说：“尽管20年代的民族化政策发生了严峻的逆转，在斯大林领导下开始鼓励俄罗斯语言及文化，但是由民族化推动的进程一直延续着。到了60年代，绝大多数共和国已经体现出（现代）民族的特征，这并不仅仅表现在人口统计上，而且表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肯定性行动项目’促进了从命名民族中选拔官员，但实际上也伤害了在城市化和受教育方面更具优势的俄罗斯人（在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则是亚美尼亚人）”。

在与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交往中，俄罗斯是付出多于收入的一方。“俄罗斯每年运到其他加盟共和国的产品要比输入的多300亿卢布，1988年俄罗斯全部利润的61%都上缴中央，用于全苏和其他加盟共和国的发展。……有人计算，如果按照世界价格同其他加盟共和国进行交易，俄罗斯每年还可多收入250亿卢布。因此，人代会上有的代表说俄罗斯是为其他共和国‘服务’和‘输血’的共和国。由于俄罗斯在经济文化许多方面已经落后，……生活水平下降，农村贫困”。俄罗斯人普遍抱怨，他们成为各少数民族的“奶牛”，同时又在各共和国中成为被优惠政策歧视的“二等公民”。

如果一个多民族国家中的主体民族对国家体制感到不满，那么这个体制能够生存的时间就可以倒数了。在苏联解体的最后阶段，正是叶利钦利用了俄罗斯人对苏联民族政策的普遍不满，在1990年6月的俄罗斯议会率先通过了把俄罗斯联邦变成独立主权国家的主权宣言，从而“改变了遍及所有共和国的民族主义冲动的性质”，在1991年俄罗斯与乌克兰、白俄罗斯领导人一起宣布了苏联的解体。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责任编辑：张宗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