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世俗化不仅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而且对宗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中，宗教在公共领域的影响力和重要性日益减退，宗教信仰越来越成为个人的私事；另一方面，世俗化并没有导致宗教的死亡，相反，现代社会的巨大变迁全方位地为各种新兴宗教提供了生存环境，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出现了传统宗教的明显复兴。

如何处理宗教与社会科学的关系，如何处理传统宗教与新兴宗教的关系，将是宗教在未来发展中面临的重大课题。

对宗教世俗化理论的质疑

事实上，宗教将在现代社会死亡或者消失的预言，始于社会学的老祖宗孔德。在其《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孔德提出了科学将取代宗教的观点。德国学者特洛伊奇也早就指出，现代国家以“理性的、此岸的天命取代了非理性的、神意的天命”，它既不再需要宗教来为其存在的合理性进行说明，也不再需要宗教来充当其价值体系的整合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关于现代社会宗教江河日下的世俗化理论成了宗教社会学界长达十几年的主旋律。当然，这些社会学家的观点并非空穴来风，他们所依据的的确是一些事实。近代以来，随着现代化的进程，人类社会在结构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教分离原则使教育、经济、政治、法律、道德等逐步摆脱了宗教的控制，中世纪万流归宗的局面已被按各世俗原则分而治之的规则打破。随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普及、科学技术的发展，人们的观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例如，在以基督教为传统文化背景的欧洲，相信上帝存在、天堂地狱存在的人越来越少，上教堂的人数在锐减，甚至声称自己为信徒的人也在减少。尽管一些事实对宗教已在现代社会衰退的论点提供了有力的论据，然而，反对世俗化理论的呼声却越来越高。

其实，早在世俗化理论最红火的时候，在宗教社会学界就出现了对其质疑的不和谐音，只是因为它太微弱，所以几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20世纪70年代初，美国社会学家格瑞勒就出版了《宗教之持久性》一书。他强调宗教存在的基础是人的一些与生俱来的需要，认为只要宗教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就不会衰退。80年代末，他又指出：“从全球的角度看，基督教在一些欧洲国家表面上的失败并非标准情况，而是异常例子。”在此，格瑞勒提出了宗教衰退之世俗化理论应该以什么事实为标准的问题。随着社会学家们对亚非拉各洲宗教状况调查研究的展开，什么是“标准”的问题，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确实，如果把眼光放在欧洲以外的世界的话，我们要得出的结论是，在20世纪的末叶，宗教不仅没有衰退，而且“宗教热”已成为席卷全球的现象之一，以至于有人预言21世纪将是宗教的世纪。例如，在世界上最现代化、最世俗化的美国，呈现出与欧洲大不一样的宗教热潮:每年一度的盖洛普测验都有94%至96%的人回答自己“信仰上帝”，40%的人每周上教堂，59%的人认为宗教非常重要，90%的人感到神的爱，而每天祈祷超过一次的人数多过每天做爱的人数。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次在1990年时是观看各种体育运动人次的13倍，而奉献给宗教事业的资金1992年时是567亿美元，是当年在棒球、篮球与橄榄球方面花费的14倍。当然，对于美国的宗教状况，有的社会学家做了这样的解释:除少数教派之外，美国的教会实际上崇拜的是“美国的生活方式”，大多数美国人往往将宗教主要用于社会目的而非宗教目的，他们在自己的宗教中找到了彼此间的共性，在自己的信仰中为强调睦邻、自助、个人主义、辛勤劳动和反对共产主义的价值标准找到了理由。有的学者认为，把宗教本身的神圣性同美国精神与美国生活方式相等同，从实质上说，就是一种世俗化的表现。这种看法遭到英国社会学家马丁的质疑。马丁认为，如果说英国的宗教衰退与美国的宗教热潮都是世俗化的表现的话，那么“世俗化”这一概念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了的。让我们撇开美国，再看看其他的例子。研究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宗教状况的社会学家冯德麦登认为:“宗教在技术变革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衰退……对相当一部分东南亚人来说，现代化加强了他们对宗教的信仰。他们认为，现代化是对传统价值和传统生活的威胁，因此他们紧密地团结在宗教的周围。……这种宗教狂热不仅存在于文化程度低的人之中，而且还存在于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人之中。”在拉丁美洲，1900年时天主教徒占人口总数的92．3%，到20世纪90年代，此比例下降到85．9%，而同时期的新教徒比例却从1．5%上升至3．6%，没有信仰(包括无神论)的人数亦由0．6%增加至4．7%。对此，拉丁美洲社会学家帕克的分析是，所谓非信徒大部分人仍然是有某种信仰的，在拉丁美洲这些人是受了不同于基督教的新宗教的影响。事实上，所有传统宗教在除欧洲以外的地区仍然保持着强劲的势头。伊斯兰教在所有伊斯兰国家有着不可动摇的地位。20世纪50年代佛教在亚洲一些国家曾掀起过复兴热潮，在80年代，又在俄国（前苏联）、中国，甚至美国蓬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