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则大体是与阶级、国家的出现同步的。就世界范围而言，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人类突破了氏族社会的血缘纽带，实现了以地域为基本组织单位的社会组织方式，这是从原始人群向民族过渡的关键一步。在原始社会的末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上出现了两方面的变化。一方面是个人活动范围扩大，原有的血缘氏族组织无法满足社会管理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私有财产的出现，社会分化成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掌握了大量私有财产的奴隶主们为了管理好大批从其它部落抓来的或本部落因贫困沦落为奴隶的人，创造了一种新型的管理机构——国家。社会管理的职能从氏族转到了政府手中，实现了从血缘统治向阶级统治的过渡。民族也基本上是与阶级大体同时出现的。由于居住地域、经济生活方式、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使某一地区的居民形成了与其它地区居民保持不同特征的“人们共同体”，这就是民族。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早熟”的性质，我国古代社会早于西方一千多年，拖着氏族社会的“尾巴”进入了文明社会。我国最早实行“家天下”的夏王朝，即是早期国家的开始，也是华夏民族的开始。有了华夏与周边夷、狄、蛮、戎的关系，也就有了最早的华夏民族认同。国家的政治统治范围确定了某一人群的生活地域、生产方式、交往文化和使用语言，使得“我群”与“彼群”相互区分，即民族的认同。

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一般而言，越是在相对单纯、封闭的环境中，宗教的认同越有助于强化民族的认同。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指出：“因为宗教原本就是人类用来团结力量、交流心灵的最古老组织之一。通过共同的仪式和兄弟之情，宗教便可以将完全没有共同性的人群集结在一起。”认同本身就是对内的“求同”和对外的“区别”，那么还有什么社会存在物能够像宗教图形、仪式、活动、观念那样具有象征意义？具有极强跨民族传播能力的伊斯兰教，全世界的穆斯林，不论属于哪一个民族，都使用阿拉伯语念诵《古兰经》。那么这种共同的宗教语言，就具有了超越性的凝聚力，使听到这一声音的穆斯林找到自己的教友。日久天长，共同的信仰就把他们变成了一个民族。比如我国的回族，就是从唐代以后陆续来到我国的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相互融合，并不断与汉族通婚而形成的一个衍生民族。亚洲另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印度，当1948年印度宣布独立时，在印度次大陆上生活的讲不同语言的部族有上千个，它们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信仰印度教。正是印度教的共同信仰，使他们共同组成了今天的印度民族。同样，散布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已经失去了自己的家园，使用不同国家的语言，而且曾经受到相当严重的迫害，但仍然能够紧密地团结在犹太教的周围，民族性丝毫不减。

在人类各个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宗教认同经常会变成民族的认同，产生增加民族凝聚力的作用。然而，民族认同与宗教认同毕竟是不同的东西，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宗教认同的核心是对某种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而民族的认同，则主要是围绕着共同的地域、语言、经济生活、文化心理产生的，宗教认同至多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以我国的回族为例，在与汉族交往的过程中，伊斯兰教认同是其最大的民族特色。但是我国还有维吾尔、哈萨克、东乡、保安等9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不能因为他们都信仰伊斯兰教，就将他们通通称为回族。他们之间的区别，则主要表现在语言、地域等方面。由于世界上民族类型的多样性，每一民族所具有的基本特征并不完全相同，必须具体分析。

正是由于宗教认同不完全等于民族认同，所以宗教对于民族认同的作用不仅仅是增强，还会有削弱。在欧洲，原本拥有共同语言、文化和历史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人，由于分别选择了信仰罗马公教、东正教和伊斯兰教，今天已经被清晰地分成了3个民族。同样，原来都生活在古印度国中的民众，信仰印度教的人和信仰伊斯兰教的人，分别被划分到了印度和巴基斯坦两个国家，也变成了两个不同的民族。

尽管宗教不一定是构成每一个民族的核心要素，但无疑是民族要素中最敏感的部分。宗教的核心理念是对超自然、超人间力量的信仰，所以天然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宗教信徒在长期共同的宗教生活中，获得了外部群众所没有的各种神秘的宗教感受，这也是教外群众很难理解的。如果这种宗教情感再与民族情感交织在一起，就会因民族自身所具有的“命运共同体”的属性，进一步强化其非理性的冲动。所以历史上频频出现了由于宗教问题引起的民族冲突，这其中既有封建统治者的人为利用，也有不明真相的群众的盲动。不论哪一种原因，由于信教群众人数众多、涉及面广、宗教本身的凝聚力强等特点，致使宗教引发的民族冲突格外残酷、血腥。在民族杂居区域，由于群众对民族宗教的极端敏感性认识不足而引发的群体事件，则是和平时期影响社会稳定、和谐的重要诱因。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转自中国民族宗教网

（责任编辑：张宗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