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泽:民间信仰的变化机制值得挖掘

东方早报 田波澜

2012-11-03 08:38:04

宗教学家金泽谈民间信仰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当下活跃的民间信仰是以一部分民众为载体的,民间信仰虽然是一种历史的传统,但当下的承载者却不是上一代人或前几代人的简单复制,而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人有新的生存环境、有新的自我意识、有新的文化诉求。

民间信仰有很强的民众性

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以前在科学、进步等观念的映照下,都是被当做要扫除的“封建迷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知识界才正视存在于民间 社会的各种信仰形式,老百姓的信仰才在公共生活中获得了位置。作为《世界宗教文化》和《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的主编,金泽是国内民间信仰研究的领军 人和开拓者。

演讲开始,金泽即指出,民间信仰是历史悠久且当下活跃的宗教文化形态,始终处于历史的演变过程之中。作为根植于老百姓当中 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的行为表现,它是一种民众的信仰,与国家宗教相比较,没有“政教合一”的那种强迫力量和财政支持;与民族宗教相比较,没有血缘的全民性 (虽然有家族祭祖,但不是一回事),即使在一个地域形成某种全民性,但若考虑到社会分层,也只能说它具有很强的民众性。

金泽用从田野调 查得来的一个实例,生动地向师生展示了民间信仰的“民众性”,而这种民众性与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密切相关。根据他的讲述,在福建惠安有座解放军题词“天下 第一奇庙”的庙宇,里面供有27个树脂塑像的解放军战士,其中有3个是军官。当地老百姓解释了这个庙的来源。以前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队打仗,有27个解放 军战士为了救老百姓牺牲了,当时一位被救的小姑娘后来去了海外,“文革”后从海外归来发起重修解放军墓,并在沙滩上为解放军建了一座庙,后来就慢慢地变成 了现在的解放军庙。平常会有人来烧香,也有人把它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并且获得了当地政府、解放军部队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金泽通过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 民间信仰故事,指出“民间信仰的信众在延续,所崇拜的对象不会因为科学的发展就消失了,只是成为传统,它还在新生,并且很有生命力”。

民间信仰的承载者有新的文化诉求

金泽讲述了好几个与上述故事类似的民间信仰个案后,认为民间信仰是个生生不息的文化过程,它作为一种本土的信仰资源,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运动,究竟是如何 运行、如何自发地产生(如福建惠安的解放军烈士庙),又如何由个体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同从而变成一种社会现象,这些都值得学术界和公众给以关注。金泽在民间 信仰研究过程中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民间信仰自生自灭、昙花一现,有些历久不衰?有些民间信仰历时千百年而没有发展为民间教团进而成为新兴宗 教,有些民间信仰虽问世不久却迅速发展为民间宗教?他认为这中间的变化机制和规律性值得深入挖掘。

金泽结合其田野考察经验和实际生活中 的观察指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可以说始终处于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之中,这种再生产是两重的:信仰者在将特定的宗教文化客观化或外在化的同时,亦将 其内在化;同时这种再生产又是双向的:信仰者不是简单地再生产文化,而是有所加减、积极或消极地再生产,因而文化再生产中的宗教建构是一种“建构化的建 构”,而信仰者自身,也在这种有所建构的文化再生产中被建构了,即所谓“被建构的建构”。他说,当下活跃的民间信仰是以一部分民众为载体的,民间信仰虽然 是一种历史的传统,但当下的承载者却不是上一代人或前几代人的简单复制,而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人有新的生存环境、有新的自我意识、有新的文化诉 求。比如在农村建设中找不到民间信仰的位置,但群众又有需要,怎么办?当地老百姓找到了很多的解决办法,金泽在一个地方的宗祠里看到,从上到下的牌匾有党 支部、传统教育基地、某氏宗祠等。此外,过去还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等乡村活动空间,但现在只有乡政府、村委会等办公机构。那乡村的公共空间在什么地方? 金泽说,实际上,民间信仰的场所和宗祠就成了社会和文化的公共空间,比如老人会、文化活动站、乡村图书馆等,这些和历史传统不一样。

民间信仰随城市化进程而变化

金泽指出,民间信仰属于一般所谓的“小传统”,代表草根文化,跟所谓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经常有互动,但主流文化常常对民间信仰进行干预。金泽也举出了 一个让在座师生深受启发的民间信仰故事。他说,历史上的狄仁杰曾奉武则天的命令到浙江拆庙,因为当时的政权认为那是不符合儒家传统主流文化的。狄仁杰去了 后,先是调查情况,体察民情,最后他决定四种庙不拆,属圣贤的屈原庙、伍子胥庙等不拆;属当地某一大户、大姓的祖先庙不拆;属国王的,比如吴王庙不拆;在 民间影响比较大,已经变成道德楷模的神庙不拆。其他的小庙都拆了,但当地老百姓对此的反响并不大。

而城市化进程对民间信仰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民间信仰是不是会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而衰落乃至消亡?金泽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乡村,同时也关注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中国人民间信仰的表现方式。

他指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的人们到城里去做生意或打工,会建供奉妈祖像的会馆,比如湖南会馆、江西会馆等。现在,有的乡村里有人考上了 博士,家乡的宗祠里会给他挂匾,即使他们全家都搬到城市里去了。所以说,我们对宗教功能的认识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

如何让不同形式 的宗教在建设中发挥作用?作为长期研究民间信仰等宗教生活的学者,金泽指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实际上也面临着在新的时期与时俱进的问题。除了在思想观 念上与时俱进,我们在规则上要怎么样来与时俱进?不管它涉及管理也好,法规也好,都有个规则的问题。无论我们大家是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学者的角度,还是 站在信仰者的角度,实际上都希望社会平稳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小康。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说是比较合理的规则之内,大家 才能够有序地、比较健康地发展。如果这个规则定得不好,定得不公平或者不合理,或者哪些方面存在缺陷,就容易出危险。当然,这个规则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 逐步完善的,需要不断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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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民间信仰的变化机制值得挖掘

东方早报 田波澜

2012-11-03 08:3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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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泽:民间信仰的变化机制值得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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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学家金泽谈民间信仰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

当下活跃的民间信仰是以一部分民众为载体的,民间信仰虽然是一种历史的传统,但当下的承载者却不是上一代人或前几代人的简单复制,而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人有新的生存环境、有新的自我意识、有新的文化诉求。

民间信仰有很强的民众性

对于中国普通老百姓而言,民间信仰以前在科学、进步等观念的映照下,都是被当做要扫除的“封建迷信”,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和知识界才正视存在于民间 社会的各种信仰形式,老百姓的信仰才在公共生活中获得了位置。作为《世界宗教文化》和《宗教蓝皮书·中国宗教报告》的主编,金泽是国内民间信仰研究的领军 人和开拓者。

演讲开始,金泽即指出,民间信仰是历史悠久且当下活跃的宗教文化形态,始终处于历史的演变过程之中。作为根植于老百姓当中 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的行为表现,它是一种民众的信仰,与国家宗教相比较,没有“政教合一”的那种强迫力量和财政支持;与民族宗教相比较,没有血缘的全民性 (虽然有家族祭祖,但不是一回事),即使在一个地域形成某种全民性,但若考虑到社会分层,也只能说它具有很强的民众性。

金泽用从田野调 查得来的一个实例,生动地向师生展示了民间信仰的“民众性”,而这种民众性与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密切相关。根据他的讲述,在福建惠安有座解放军题词“天下 第一奇庙”的庙宇,里面供有27个树脂塑像的解放军战士,其中有3个是军官。当地老百姓解释了这个庙的来源。以前解放军与国民党的军队打仗,有27个解放 军战士为了救老百姓牺牲了,当时一位被救的小姑娘后来去了海外,“文革”后从海外归来发起重修解放军墓,并在沙滩上为解放军建了一座庙,后来就慢慢地变成 了现在的解放军庙。平常会有人来烧香,也有人把它作为革命传统教育基地,并且获得了当地政府、解放军部队等社会各方面的支持。金泽通过这个具有传奇色彩的 民间信仰故事,指出“民间信仰的信众在延续,所崇拜的对象不会因为科学的发展就消失了,只是成为传统,它还在新生,并且很有生命力”。

民间信仰的承载者有新的文化诉求

金泽讲述了好几个与上述故事类似的民间信仰个案后,认为民间信仰是个生生不息的文化过程,它作为一种本土的信仰资源,作为一种民间信仰运动,究竟是如何 运行、如何自发地产生(如福建惠安的解放军烈士庙),又如何由个体的行为得到社会认同从而变成一种社会现象,这些都值得学术界和公众给以关注。金泽在民间 信仰研究过程中一直萦绕于心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民间信仰自生自灭、昙花一现,有些历久不衰?有些民间信仰历时千百年而没有发展为民间教团进而成为新兴宗 教,有些民间信仰虽问世不久却迅速发展为民间宗教?他认为这中间的变化机制和规律性值得深入挖掘。

金泽结合其田野考察经验和实际生活中 的观察指出,民间信仰作为一种文化建构,可以说始终处于文化的再生产过程之中,这种再生产是两重的:信仰者在将特定的宗教文化客观化或外在化的同时,亦将 其内在化;同时这种再生产又是双向的:信仰者不是简单地再生产文化,而是有所加减、积极或消极地再生产,因而文化再生产中的宗教建构是一种“建构化的建 构”,而信仰者自身,也在这种有所建构的文化再生产中被建构了,即所谓“被建构的建构”。他说,当下活跃的民间信仰是以一部分民众为载体的,民间信仰虽然 是一种历史的传统,但当下的承载者却不是上一代人或前几代人的简单复制,而是有了很大的变化,因为新一代人有新的生存环境、有新的自我意识、有新的文化诉 求。比如在农村建设中找不到民间信仰的位置,但群众又有需要,怎么办?当地老百姓找到了很多的解决办法,金泽在一个地方的宗祠里看到,从上到下的牌匾有党 支部、传统教育基地、某氏宗祠等。此外,过去还有公社、大队、生产队等乡村活动空间,但现在只有乡政府、村委会等办公机构。那乡村的公共空间在什么地方? 金泽说,实际上,民间信仰的场所和宗祠就成了社会和文化的公共空间,比如老人会、文化活动站、乡村图书馆等,这些和历史传统不一样。

民间信仰随城市化进程而变化

金泽指出,民间信仰属于一般所谓的“小传统”,代表草根文化,跟所谓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经常有互动,但主流文化常常对民间信仰进行干预。金泽也举出了 一个让在座师生深受启发的民间信仰故事。他说,历史上的狄仁杰曾奉武则天的命令到浙江拆庙,因为当时的政权认为那是不符合儒家传统主流文化的。狄仁杰去了 后,先是调查情况,体察民情,最后他决定四种庙不拆,属圣贤的屈原庙、伍子胥庙等不拆;属当地某一大户、大姓的祖先庙不拆;属国王的,比如吴王庙不拆;在 民间影响比较大,已经变成道德楷模的神庙不拆。其他的小庙都拆了,但当地老百姓对此的反响并不大。

而城市化进程对民间信仰会造成怎样的冲击?民间信仰是不是会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而衰落乃至消亡?金泽的研究并不局限于乡村,同时也关注乡村到城市的流动过程中中国人民间信仰的表现方式。

他指出,“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社会的人们到城里去做生意或打工,会建供奉妈祖像的会馆,比如湖南会馆、江西会馆等。现在,有的乡村里有人考上了 博士,家乡的宗祠里会给他挂匾,即使他们全家都搬到城市里去了。所以说,我们对宗教功能的认识会随着这种变化而变化。”

如何让不同形式 的宗教在建设中发挥作用?作为长期研究民间信仰等宗教生活的学者,金泽指出:“我们在宗教问题上,实际上也面临着在新的时期与时俱进的问题。除了在思想观 念上与时俱进,我们在规则上要怎么样来与时俱进?不管它涉及管理也好,法规也好,都有个规则的问题。无论我们大家是站在政府的角度,站在学者的角度,还是 站在信仰者的角度,实际上都希望社会平稳地向前发展,人民生活幸福小康。实际上,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在一个比较健康的或者说是比较合理的规则之内,大家 才能够有序地、比较健康地发展。如果这个规则定得不好,定得不公平或者不合理,或者哪些方面存在缺陷,就容易出危险。当然,这个规则是在不断调整的过程中 逐步完善的,需要不断进行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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