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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精神专一

卢国龙教授讲《道德经》第二十六章


来源:赤城宾馆微信     作者:卢国龙     时间:2016-07-16 10:14:34      繁體中文版     

原文: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臣,躁则失君。 

注解:《道德经》的某些章节,确实令人费解。例如这一章,大意是劝诫君主要稳健持重,像出门远行不能离开车马行囊一样,即使遇上“嘉年华”式的欢乐聚会,也要看守住行囊。这些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确实不容易理解。谁家的君主出门,会需要看守行囊呢?如果君主的生活活该像走镖的,谁能想象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谁又能说出君主活该如此的道理?实际上,不管谁家的君主,只要出门,总是吆五喝六,仪仗队列,前呼后拥,惊扰百姓倒是常有的,谁见过君主当真像独行侠一样微服私访?所以不好懂,《道德经》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特别好旅行的君主,而且旅行属于域外探险的性质,不在自己的国度里晃悠,这就是西周的第五代继位君主——周穆王,时间大约在2900多年前。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将周穆王的旅行传奇编写成《穆天子传》,害得学者们至今要研究周穆王的旅行路线、到过哪些地方、见过哪些远古部落等等。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周穆王与西王母的那段爱情缠绵。因为西王母大约是西域某部落的首领,不仅展现出异域风情,还灵光乍现地闪动过异域的信仰和文化,成为后世道教神仙信仰的一大渊源,所以不仅《道藏》中收录有《穆天子传》,周穆王的探险之旅,也成为中国文化探源的一个有趣的题目。照着周穆王的例子来看,“万乘之主”——能够套起万辆马车的大国君主去旅行,也未必就是什么坏事,虽然只是干自己想干的,不曾为老百姓谋什么福利,但也不会无端打扰,让老百姓觉得坏了许多事,所以中国历史上那么多的君主,能被后世想起的没有几人,而周穆王是其中之一。

按照“太上,下知有之”的“领袖学”,周穆王之好远游,即使不是应该鼓励的,至少也是毋须担忧的,所以这章所说的“万乘之主”,想必不是周穆王类型的。那么,什么样的君主会让老子担忧呢?作为君主的“辎重”是什么?轻躁的表现又有哪些?

《左传》里有这样一句话,几乎可以作为古代关于国家的理论纲领,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是祭祀,用信仰和仪式凝聚国家共同体;戎是军事,凭武力抵御外来侵扰。这一内一外,一文一武,是为政治国的两大支柱,哪边都不能有闪失。《道德经》所说的君主之“辎重”,最可能的合理解释,就是“祀与戎”。这两个方面,哪方面都不能轻躁地对待。

比较而言,中国古代轻玩武力的君主确实不多,中国文化也没有将武力作为国家战略首选工具的传统,充其量,也只是从春秋时代伊始,君主们喜欢学着周武王在盟津集合诸侯、商议讨伐商纣王的样子,搞些“观兵”也就是阅兵之类的活动。“观兵”当然有战略威慑的意图,但通常都收效甚微,甚至还屡屡受到讥讽,说是“君子耀德不观兵”。展示德行或者炫耀武力,中国社会已经为君主们做出了选择,所以轻躁地动用武力的君主,在中国历史上确实不好找,当然也就不是《道德经》最担忧的。

如果说在军事方面,中国的君主们并不轻佻好战,反而是连防御也常嫌不足,所以不轻躁也不敢轻躁,那么在祭祀方面,则轻躁任性的君主代代有之。我们先列举一些例证,然后再分析其危害,理解《道德经》为什么将这个问题看得很严重。

第一个例证,是商纣王的曾祖帝武乙。《史记》记载,“帝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僇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这纯粹是戏剧性的侮辱天神的活动,让一个戏子之类的人装扮成天神,来与帝武乙搏斗,就不敢也不可能取胜,除非像古罗马的斗兽场那样,弄个死囚来扮天神,自然能赢得了帝武乙。而将兽皮盛血,挂起来当箭靶,叫做“射天”,更不会有任何娱乐性,只表明帝武乙的目的就在于僇辱天神而已。

第二个例证是汉武帝,在统一信仰以整合社会、学术思想多元以激发活力的国家发展战略上,他似乎完全搞颠倒了。按理说,汉承战国、暴秦离乱之后,应该以统一的信仰作为精神主导,重建社会共同体,学术思想则应在春秋战国诸子百家学的基础上,激扬其深泓而肆的历史大势,保持创造性的活力。而汉武帝的做法,是在学术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信仰上则皮里阳秋,一方面像传说中的一统天下者那样,登泰山封禅,而实际目的,只是听信了燕齐方士的蛊惑,要去求仙,还先后搞了六次,并留下一句震撼天下的名言,说是若能像黄帝那样修炼成仙,“吾视去妻子如脱躧耳”。

第三个例子是梁武帝,先后四次到同泰寺出家为僧,又先后四次被臣民用巨资赎回。经过这四次折腾,佛教方面斩获四万万钱,算是赚得盘满钵满了,都下珈蓝,穷极富丽,梁武帝更是过足了救世主的瘾,好像臣民既然花费巨资将他赎回来,那就说明不是他需要这个世界,而是这个世界需要他——尽管对于一个真正的佛教徒来说,要往返四次出家,实在有些搞笑。至于萧梁王朝,则从此衰败,于是发生“侯景之乱”,梁武帝困饿致死,南梁实际已灭亡。

这前后三个“武帝”,做法不同,信仰皈依不同,但带头破败祭祀所象征的国家共同体信仰却相同。一个国家,如果不是信仰共同体,缺乏精神上的内在凝聚力,那就只能仰赖军政之威去维护,于是帝国的军队,主要职责不是抵御外来的侵扰,而是枪口对内,防民如贼寇。例如殷商,帝武乙僇辱天神,固然超爽地嘲弄了“君权神授”的鬼话,证明了帝王比天神更厉害,但殷商社会却“千聚无社”,根本就不是一个信仰共同体,所以当周武王率领弱势兵力来攻打这个强大的王国时,殷商的士兵不是奋起捍卫王国,而是在牧野这个地方阵前倒戈,调转枪口一起去收拾商纣王。汉武帝信神仙,不像帝武乙那么暴戾,但神仙信仰是个人如何解救的私事,与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共同体所需要的信仰形态,有本质区别,所以汉武帝之后,大汉帝国只能依靠“霸王道杂之”的手段竭力维持,不能发挥信仰共同体的凝聚力,从容治理。至于南梁,在梁武帝信佛之前,曾被称赞“如金瓯一片”,凝聚力极大地鼓励了社会的信心,而自此之后,迅速土崩瓦解,连门阀氏族都丧失了国家认同和担当,于是在南北朝对峙的大格局中,梁武帝出家成为一个影响历史大势的节点,文化相对发达的南朝,注定要输给还在汉化进程中的北朝。

由此看来,祭祀仪式所表征的信仰,确实是国家的“辎重”,是维系国家共同体的大纲。而信仰的确立和维护,必须着眼于国家作为一个共同体的要求,既不能走向虚无缥缈的虚化一路,脱离国家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现实性——即使某些宗教和信仰说得天花乱坠,像“嘉年华”一样让人着迷;也不能由君主轻躁任性地选择,脱离国民的接受和认同。否则,就会像《道德经》所断言的那样,失臣失君,在大中华文明史的画卷里,充其量也只是个没有行囊的游客。

附《诗译道德经》  

(图文转载自赤城宾馆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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