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学者刘仰和叶小文在《环球时报》上就中国当前道德建设问题做了一次讨论。双方观点不无精彩，但其中涉及中国有无以及是否需要宗教的内容，则是在西方学术霸权语境下的一个伪命题，再次暴露了中国学术的尴尬处境。

中国传统宗教文化以儒释道并称。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常依据西方宗教模式，尤其是耶教(俗称基督教)模式判断中国有无宗教。如梁漱溟、冯友兰等认为中国人缺乏宗教、淡于宗教，因为耶教有位格化、宰制性、全知全能的最高神即上帝，儒教则注重现实人生，“不语怪力乱神”，所以不是宗教。另有学者指出，佛教和道教也不是宗教，因为“佛”是“觉悟者”，“道”是宇宙万物的根源和法则，都不是全知全能的最高神。

而康有为、任继愈等认为，儒教同耶教一样，也有教主(孔子)、圣经(五经)、教堂(孔庙)、教士(儒生)等，因此也是宗教。还有人认为，儒释道存在不同程度的泛神论、偶像崇拜和万物有灵论，因此是很原始的宗教，不是高级的宗教。

宗教或文化的神髓和要旨都是确立人的终极关怀和精神信仰，为人提供生命、生存、生活的价值意义。儒释道历史上曾为中国人提供一整套系统完备的精神支撑和价值体系，因此问题关键不在于它们是不是宗教，而在于传承和弘扬其优秀传统，守护中国人的精神家园。

退一步讲，在学界对宗教的定义尚无定论的情况下，讨论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也不宜以耶教模式为准——“白马非黑马”固然无疑，“白马非马”则有违常理。古代中国人生来即受到儒教熏陶和规范，以至于“人伦日用而不知”，就像鸟儿飞在空中不知空气之存在一样。因此，儒教不仅是宗教，更是一种“超宗教”!1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全球伦理宣言》就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确定为人类伦理的“黄金原则”。宣言主要起草者汉斯·昆指出，儒教这一原则及其仁爱精神，超越其他各宗教文化的分歧，对人类文明有普遍意义。

那中国学者为何会不加反思地依据耶教模式论衡中国有无宗教？原因在于，几百年来，西方学术话语，包括其名词、概念、范畴、思维模式、学科范式及其价值观念等，伴随西方军事、商业、政治的全球扩张，占据世界学术的霸权地位，形成对其他国家的“学术殖民”态势。中国也未能幸免，学术领域出现“以西解中”、“以西律中”甚至是“以西非中”的可悲局面——历史和现实中此起彼伏的“全盘西化”是也。

中国虽已蔚为世界大国，仍有不少学者以西方学术为圭臬，将其视为先进乃至普世，甘于充当其“留声机”和“二道贩子”，“言必称希腊”，满嘴满纸都是西方学术范畴和概念，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观点也来自“新帝国主义”、“新殖民主义”等西方学术话语，丧失了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原创性和本土性。

民族复兴，虽未必以自身文化复兴为基本前提，但必以之为最高标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须实现自身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自强。当务之急是要勇于打破西方学术霸权，走出西方学术牢笼，回归中国学术传统，采用中国学术概念，解决中国现实问题，努力做到“以中国解释中国”，并逐步做到“以中国解释世界”。否则，中国崛起的只能是偌大的躯体，而不是强健的精神。

(作者：旅美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