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祖师的“三教合一”理论及一言止杀、济世救民的思想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使蒙元统治者推行的残酷杀戮政策有所收敛，有助于恢复中原地区的经济，缓和了民族矛盾，客观上为元朝统一中国做出了贡献。以及他吸取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理论，作为全真教信徒行事的准则，以倡导“三教合一”，为扩大发展壮大道教起到了积极作用，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和对外文化交流等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推动了当时和后世宗教的和谐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更为长城沿线民族团结稳定发展做出了突出历史性贡献。

“三教合一”壮大道教

从唐末到金、元朝长城内外无论是汉族还是游牧民族及少数民族，从皇室到民间，从朝庭到地方，整个社会崇信佛教、喇嘛教者较多，佛教基本为国家主教，儒家为最普遍的全民文化教育，道教被说成少数人追求炼丹长生不老的仙道，道教处于被排挤和打击的对象。金兴定三年（1219），丘处机祖师应邀赴中亚与成吉思汗论道，成为丘处机祖师用道、儒、佛传统文化开导成吉思汗及蒙元高层统治者的活动。丘处机祖师强调蒙元政权如要治理好中原，首先要让百姓“获苏息之安”，减免中原地区百姓赋税，真正做到“恤民保众，使天下怀安” （注《元史•丘处机传》），同时提出“三教合一”，用宗教信仰文化为元朝统治服务，从中发展壮大道教。通过论道成吉思汗被丘处机祖师理论所触动，认为：“神仙是言，正合朕心。”还召集太子和其他蒙古贵族，要他们按丘处机祖师的话去做，并授与丘处机祖师“掌管天下道门大小事务，一听神仙处置，宫观差役尽行蠲免，所在官司常切护卫”的特权（见距今801年，青岛崂山太清宫内元太祖成吉思汗圣旨碑刻）。从此使得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纷纷涌入全真教门下，文人、官吏及社会各界名流都以与全真教相交为荣，道教其他派别甚至佛教寺庙也挂起全真教旗号，各地出现道、儒、释合一趋势，从而扩大了道教影响，发展壮大了道教。

在金、元之际，女真族和蒙古族进入中原，迫切需要一种适应其统治的思想来稳定政权。丘处机祖师糅合道、儒、释三家所长的“三教合一”恰逢时机。特别在元朝政府的支持下，一时间全真教达到“古往今来未有如此之盛”的兴旺局面，更促进长城沿线各民族对道教的认可和崇敬、信仰。

道儒佛宗共存和睦发展

从元朝、明朝到清朝一千年来，沿长城各民间族征战不断，王朝更替，民众为躲避战乱，多次出现民族迁途，为巩固疆域朝庭频频移民戍边，并长期形成南北民族割据。但无论什么民族，无论什么民族文化，无论如何征占和迁徙，所有各民族唯一共同文化就是儒家文化和宗教信仰及对神灵的崇拜，而“三教合一”的倡导推行是长城内外各民族民众共同认可的信仰，使宗教文化成为民族融合的纽带。

据考察，沿明长城内外，现在有五百多处元、明、清的古寺庙遗存，很多寺庙内不但供奉有道教的祖师、儒家的孔孟、佛教的佛祖外，也有真武大帝、关圣帝君、龙王、灶王爷、财神爷、娘娘、药王爷、大圣等道、儒、释等诸多位神像或牌位，还有历史名人和神话传统人物列入神谱，所以绝大多数宗教场所是道、儒、释三教合一，这说明从明代丘处机祖师推行“三教合一”中发展壮大了道教，并深得长城内外各民族群众和朝庭的认可。长城外陕西与内蒙交界的神木中鸡镇紫家河黑圪瘩山顶上的万佛寺，历史上是由蒙汉人民共同建设的，现在寺内供奉有道、儒、释各类神像上千尊，是典型的“三教合一”的宗教场所。

而道祖、佛祖同在一个寺庙，道佛合一的庙宇则更多。在长城内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镇川镇，始建于宋代的万佛洞，洞内有距今400多年的明代宗教古壁画，画中是僧道同时出现，说明当时民众接受道佛合一的事实，道教占领和融入了佛教领地，不但实现了丘处机祖师“三教合一”的倡导，而且还发展壮大了道教。

地处长城外内蒙与陕西交界处神木县大保当镇有一处班禅庙，建于明朝万历年代，庙内建有供四世班禅，达摩祖师、关老爷等道佛13座大殿，该庙为道佛合一。现在该庙是蒙陕3县（旗）4乡镇5万多蒙汉民众共同敬奉的宗教场所，改革开放以来，每年春秋季造林，当地蒙汉两族群众自愿义务植树，现已绿化庙宇周边2.7万亩荒沙，植物品种达到上千种，成为全国面积最大的民办植物园。

长城边关的榆林就是明清延绥榆总兵住地，据《延绥镇志》和《榆林府志》记载，榆林东山关帝庙始建于明代弘治三年（1490年）是明清历代总兵祭祀的官庙，并以关帝庙为中心在四周相继建起戴兴寺等四座寺庙，形成以道教为主，道佛共荣的局面。丘处机祖师提出“三教合一”的270年后，长城沿线的道教得到迅速发展。

宗教成为民族团结纽带

从战国开始修长城到秦、汉、隋、明2000多年来不断新建修固，长城既是军事防卫线，也是商贸经济、文化汇聚交融线，既巧妙地控制、调节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又把农耕文明和游牧经济、南北文化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有效地促进了民族融合、边疆开发、经济繁荣和国家和平统一。这种以长城为界线的南北民族融合、边疆开发、商业贸易、文化交往、社会和谐等诸多领域的共同平衡点和各民族的共同认可的就是宗教文化，宗教文化成为各民族相互信任基础，为蒙汉各民族交流、通关贸易、经济繁荣、社会和谐起到积极作用。

例如在万里长城九边重镇的镇北台的东西两侧，分别建有“易马城”和“款贡城”，据清《榆林府志》记载，这两个城是蒙汉商贸定点定期交易处和蒙汉官员商议重大事件、解决民族问题的议事处。而这两城分别建在佛教的雄山寺和道教的西老爷庙旁边，雄山寺东边是“易马城”，西老爷庙东边是“款贡城”。蒙汉双方，无论是商家贸易还是官方议事，双方的商人或官员，在交易和议事前都得先敬拜神。因为蒙汉方双商人或官员无论是信奉道家、儒家、佛家，其“仁、义、礼、智、信” 和“公平、正义、诚信”是“三教”信仰人共同的行事准则，可以说双方在神灵的见证下，双方有诚意、有诚信才能有协商和交易的基础。所以万里长城沿线有几十个商贸通关关口，每个关口都建有大大小小的寺庙，这是不同民族的交往通商关口，都是建立在宗教“公平、正义、诚信”的基础上。至今这些寺庙仍保留定期庙会，庙会就成为商家交易和群众购货的定期交易会场，这种各民族间诚信交易都与“三教合一”共同信仰密不可分。

长城沿线的寺庙除了能增进民族交往，更能增进民族团结。在榆林长城以北23公里的榆阳区小纪汗乡井克梁村金克山十三敖包（埋葬蒙古族战将木华黎墓）关帝庙，殿内正面墙上绘有大幅关公像，画像下嵌入墙中的小神龛内有成吉思汗画像和摆放着木华黎铜牌像，这是蒙汉民族几百年来共同祭拜英雄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初的扫除封建迷信，到文化大革命“破四旧”，蒙汉群众齐心自觉保护——木华黎墓和关帝庙，使其始终未遭到破坏。800年来，每逢农历五月十三关圣帝降神之日，周边上百公里内的蒙汉群众上万人来到敖包，隔着供案跪拜，敬献哈达、羊背、酥油及茶、奶、奶酪，祈求一年平安吉祥。

几百来，长城沿线 “三教合一”的寺庙已成为各王朝、各民族和百姓群众企求疆域和平、经济繁荣、百姓安康的圣地，所以通过“三教合一”壮大了道教，增进了民族团结，推进了经济繁荣，促进了科学文化的传播，保障了社会和谐稳定。现在，在长城边上的榆林镇北台雄山寺内的摩崖题刻的碑林中，有明、清两朝历代蒙汉镇守、官吏和文人墨客留下众多题刻。有“汉蒙一家”、“中外一统”以及蒙汉文同书的碑刻，其中“中”指居住在长城内的汉族，“外”指居住在长城外的蒙古民族和少数民族。宗教成为兄弟民族之间早已千年干戈化玉帛作用，但长城已做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在“三教合一”融合下各民族团结稳定发展的历史见证。现在道教和宗教文化已成为各民族信仰的精神支撑，凝聚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丰碑，将和长城一样万古长存！

原文为作者纪念丘处机祖师诞辰866周年论文

作者：任嘉士

作者职务：陕西省民族宗教文化交流协会常务理事

陕西省道教协会常务理事、榆林市道教协会副会长

陕西省榆林市关公文化研究会会长

《关公文化》杂志编委会主任兼主编

陕西省榆林市榆阳区政协常委榆林东山关帝庙住持兼管委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