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所引文字，亦《庄子》中不易彻解的段落之一，是以历来说《庄》者，言人人殊，莫衷一是。更有甚者，今人陈鼓应以为“以刑为体”至“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十三句，“和庄子思想极不相类，和《大宗师》主旨更相违，当删除”。 殊不知陈氏所谓“庄子思想”究为何物，“《大宗师》主旨”竟是甚事？古今说庄者，无如陈氏之鲁莽灭裂，动辄删改庄子原文。由是知陈氏读《庄子》实有未通耳。

“古之真人，其状义而不朋”，郭象注：“与物同宜而非朋党。”然清人俞樾以为，郭氏“训义为宜，朋为党”，乃“望文生训，殊为失之”，“此言其状”而非“言其德”。于是俞氏读“义”（“義”）为“峨”，读“朋”为“崩”，谓“其状峨而不崩者，言其状峨然高大而不崩坏也”。 俞氏之说，可谓诂训家不通义理，仅知“形而下”不知“形而上”者。是以近人刘武及钟泰皆为发难焉。刘氏曰：“俞必改‘義’为‘峨’，改‘朋’为‘崩’，又于‘義’下加‘然’字，费如许周折，然后成其‘峨然高大而不崩坏’之说，验之上下文义，毫不相干。且容状非山陵楼观比，何可以崩坏说乎？” 钟氏亦曰：“谓‘义’可言德，不可言状。则试问：《春秋》桓二年《公羊传》云：‘孔父可谓义形于色矣。’‘义’而曰形于色，是非状乎？不知状以状德、状本根于德也。” 是“其状”者，“状”其“德”，而非“状”其形也。刘武、钟泰二氏得其旨矣。 

不过，刘、钟二氏又曰，“状”字“统摄下文，至‘悗乎忘其言也’止”，则又不尽然。谓“状”字“统摄下文”当然不错；谓“状”至“悗乎忘其言也”即止，则不无商量余地。细按文意，“其状”二字当统摄下文以至“而人真以为勤行者也”为止。且“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云云，正是对上述“状德”文字的议论与总结，因此，以一“故”字转折，上下两层文意，分别甚明。若以刘、钟二氏为断，则文章势成割裂，无是理也。

然则，“古之真人”，其“德”何如？近人钟泰曰：“仔细推寻，大抵表两端以见中道，与《论语》‘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一种笔法。循是求之，虽不加诠释，可领解也。”按钟氏同于章炳麟说，谓庄子之学出于颜氏之儒，故其著《庄子发微》，处处牵合儒家教义作解，虽不免似是而非，曲成己见之蔽；然言谈微中，时有可观。即如此条，谓庄文“表两端以见中道”，比附于《论语》“温而厉”云云，虽不免郢书燕说，要亦不无启迪之功。

“表两端以见中道”，“中道”者，不偏不倚，不刚不柔，“和”之“德”也。故庄子原文两两相对，彼此平抑，或一句之中，可否相济，以示其“和”适而不流于偏弊，“中”正而不失于异端。因庄文奥涩，请以诂训通文为先，随而论义析理于后。无他，张之洞之所谓由“小学”入“经学”，其“经学”可信耳。

“其状义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义”者，宜也，适中之谓也。“承”者，接也，此处意为奉承。意即“真人”之“德”，不偏不倚，与人相处，中正而行，决不朋党比周；因不朋党比周，故即使有所匮乏，也不曲意奉承，讨好于人。《徐无鬼》之所谓“不与之为事，不与之为谋，不与之为怪”，而“与之乘天地之诚而不以物与之相撄”，“与之一委蛇而不与之为事所宜”，与此意正合而可相互证发。又，《庚桑楚》亦曰：“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来。”其意从同，亦可与此相参证。

“与乎其觚而不坚也，张乎其虚而不华也”，“与”，与人相处之“与”也，无须别解，李桢以为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