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群体与个体的关系去讲，成功人士也需要道家道教调节平衡人生，否则他会感到丧失了自我的存在。儒家以群体为本位，在儒家思想中很难找到个人的位置，使个人有一种失落感、窒息感。群体对个体的压抑，需要道家道教思想去疏解、去弥补，否则人生完全变得索然无味，毫无个人乐趣，让人在群体中丧失了自我。所以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多喜爱道家，一般百姓则信奉道教，因为儒家那套的确不能满足他们的人生需求。宋明以来，大量伪道学家的产生，就是在儒家那种高标准、严要求的道学思想下泡制出来的。道学企图使人人都成为尧舜，满街跑的都是圣人，哪有此种可能?道学对个人的道德要求太高，高到不切实际的地步，对个体的压抑太重，以致戴震愤怒地喊出“以理杀人”。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把道学当作敲门砖，以图进入仕途的道学先生，便当面是儒，心地里暗行道家，以求取一点个人精神的独立自由。其下流者则沦为假道学，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因为标准订得太高，太脱离人性的实际，一般人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最终便流于形式主义的高喊口号而完全落空。道家道教则因任人的自然本性，给个体以较大的活动空间，使个体有自我调整放松的机会，以维系人生的平衡。中国文化传统由儒道两家孕育而成为双重性格，中国人的生命情调，人格的铸成，也由儒道两家微妙结合而达到和谐平衡。在群体中寻求个体的空间，不借助于道家道教是无法办到的。费正清、赖肖尔《中国：传统与变革》指出：“事实上道家学说是作为中国文化主体思想观念的极好平衡在起作用。集权给人民的自由以极大限制，儒家道德及坚持社会的一致起了更大的限制作用，但在道家学说中，个人能够自我表现，人的才智可以随意发挥。儒家和道家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绝对排它性的宗教，因此个人甚至整个社会可以同时既信奉儒家又信奉道家，在这两种学说的基础上可能要比在单单一种学说的基础上更能够达到健全的心理上的平衡。一个人掌权时通常是儒家的实证主义者，试图拯救社会，而在无权时就成了道家的无为论者，寄情于自然。在早晨是积极的官员，晚上就成为好幻想的诗人或是爱好山水之徒。这种哲学和人格上的均衡二重性一直保持到现代。”［14］中国文化的儒道互补及其对人格的塑造就表现在这里，个人的心理平衡中失去了道家道教，就没有健全的心理，心处于强烈的压抑下，所谓郁郁寡欢正是此种写照。随之而来的是身体健康也大受影响。费正清、赖肖尔虽然主张道家是失败者的哲学，不掌权时寄情于道家，另外他们也看到当官者仍然离不开道家思想作为生活的补充品，和郭象“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是一个意思。儒道互补从而构成一个平衡的人生，这从我们中国人的日常话语中也反映出来。人们常说：“大丈夫能伸能屈”，这能伸能屈的大丈夫形象就是由儒道互补塑造起来的。儒代表着伸，向前，不断向前；道代表着屈，向后退一步，有时是为了退一步，进两步。人人都喜欢往前迈进，没有人喜欢往后退，道家道教就希望我们朝后退一步。不可小看这后退一步，它是个很大的实践功夫，对道家道教文化的涵养功夫，并不是消极。往往有的人只能伸不能屈，只能进不能退，所以长期精神抑郁，闷闷不乐，严重者或成为疯子，或想不通自杀。其实人生路上许多地方是退后一步自然海阔天空。以退为进，以屈求来日之伸，不失为处世的一种高明策略，而这退一步的功夫正需从道家道教此在的人生哲学中学来。每个人的人生都有这退的一面，不可能是步步前进，一帆风顺，当你处于退却的时候，不妨紧守道家道教的人生智能，做个能伸能屈的大丈夫。

 总之，不论成功者还是失败者都可凭借道家道教而诗意般地栖居在这个大地上，因为儒家的人生太严肃、正统和功利化，缺乏个人的自由和情趣，更缺乏对人生终极关怀的解答，对于丰富多彩的人生来说它是远远不够的，这就必须借助于道家道教来完满。道家道教对诗意般艺术人生的追求，相信是每个人都有所需要的，对于知识分子、艺术家们来说尤其如此。如按传统说法，把儒家树为正面的、积极的人生，而道家是负面的、消极的人生，即使如此，我们说没有这负面就没有正面，正反相合才构成了完整的中国人传统的人生。

 从中国传统的社会历史看，一方面是闭锁的、滞留不前的，似乎没有了生气，另一方面却是开放的、前进不已的、富有生机的。儒家的伦理社会，由于有了道家道教诗化的艺术人生作补充，使得我国历史传统上，在礼教沦为教条，濒临崩溃之时，也有自我调整的机制，开创出新的生气和活力，这种生气与活力往往是道家道教对儒家作超越的批评反省而形成的。道家道教主张在群体中解放个体以就自然，诉诸大我时而不忘怀小我，以自然收摄小我。因此，中国当儒家思想消沉，政治组织腐败，现世大群解体，小我无所寄托，就归于道家道教。所以每当乱世时，老庄思想和道教方术都很盛行，乱世的人生更易于寄放在道家道教上，我们看魏晋时代即是这样一个典型。钱穆先生在《灵魂与心》一书中总结说：儒家思想是为现世界建大群体，方其群体涣散而有老庄，老庄之不足而有方术。而儒家思想亦往往能于大涣散之际复兴其精神，政治重上轨道，大群体重建，而老庄的光焰即息。［15］这话有一定道理，只不过大群体的重建并不意味着道家道教的光焰熄灭，熄灭无非是种表象，它其实是在不显山、不露水的深层次上调节着社会和人生，平衡人的心态，表现为“润物细无声”。

 道教人生哲学的这种此在性还表现为道教对儒家伦理的承认和吸取，将其和道教生命哲学结合为一体，形成独具一格的生命伦理学。［16］道教生命伦理学以“劝善成仙”为主题，解决人的生命存在、终极关怀问题，是其出发点，又是其目的地。道教伦理的核心是劝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而其规劝的特征则是把行善和人的生命联系起来，此即道教独具特色的伦理价值观。在道教看来，人要想长生成仙，取得不死的资格，除了修炼生命，或外丹或内丹炼养之外，首要的就是在道德上行善去恶，即所谓“长生之本，惟善为基”［17］，“入善为生，为恶而死”［18］。生命存在的长短和生活质量的高低都与人的善恶行为有关，而善恶产生的渊源得从心性上去找，只要找回人失落的“天性”，心不为外色所动，善就伴随着人的生命，生命即可获得永恒。道教生命伦理学把人的行善去恶变成一种自由的内心情感，使之出于主体的自由，而不仅仅是被外在压力所逼迫。尽管有外在神的监视，但最终是要形成个人的发自内心的自觉自愿行善，只有这样才能“成仙不死”。汉代道经《太平经》认为人的生命长短与善恶行为有紧密关系，所谓“善自命长，恶自命短”；人的道德行为如何是人生幸福的决定因素，要修仙了道首先必须行善立功。葛洪《抱朴子内篇·对俗》引《玉钤经中篇》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忠孝”、“仁信”为儒家伦理的核心范畴，以此作为道教追求神仙长生的“本”，这就极大地凸显了道教人生哲学的此在性，解决了仙与圣之间的冲突，形成道儒互补的人生。后来宋元内丹家虽然不赞成葛洪式的佐时修仙，不走儒者修齐治平、名垂青史的人生道路，而把人修炼内丹，脱胎神化，名题仙籍，位号真人，看成“大丈夫功成名遂之时” ［19］，但对于儒家伦理仍不排斥，仍将其作为修仙的先决条件。如陈致虚《金丹大要》卷二称：“金丹大道，先明三纲五常，次则因定生慧。纲常既明，则道自纲常而出，非出纲常之外而别求道也”。王重阳《金关玉锁诀》也以忠孝为修炼丹道的先行功夫。可以说道教始终坚持了修仙和儒家伦理相结合，这就使其人生哲学的此在性不退色。此在与诗意显然存在着矛盾，追求诗化人生却又遵守儒家伦常，这可能吗？道教巧妙地处理了二者间的不和，不是将其对立，而是互补互惠，用道教的话讲就是外混俗务，内修真道，和光同尘。所谓儒道互补，也包含了儒道二家在人生价值观念上的相互弥补借用。对一个虔诚的道教信徒来讲，借助于儒家伦常，既有利于在传统的伦理社会中寻找到立足之地，也加快了他成仙了道的人生步伐。

 由上述分析可知，道教人生哲学的的确确是此在而非彼在的，它就在此岸的现实世界而非彼岸的虚幻世界寻求人生，它强调人生当在入世中出世，即在尘俗之境修心养性、炼养神仙长生之道，最终实现人向仙的转化。

 三、启示——道教人生哲学留给现代人生的遗产

 以道教的诗化艺术人生作价值参照系，反观我们现代人的人生，问题便出来了，所谓问题人物正是当代人生的产物。有的西方思想家把当今人类的问题描写成一个孤立的和疏离的过程：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上帝的疏离。今天，一条河在人看来只是推动涡轮机的能源，森林只是生产木材的地方，山脉只是矿藏的地方，动物只是肉类食物的来源。当代人不再和自然做获益非浅的对话，他只和自己的产品做无意义的独白。大都市生活的人几乎完全给人自己生产的各式各样的产品和现代生活的紧张包围。都市人想借旅行来逃避都市生活，回到自然去享受自然的治疗，但现代旅行经常沦为肤浅的、只求感官上满足的活动。现代人这样想：要在尽量短的时间，走最长的路程，看最多的东西，于是根本没有时间做深入了解或做有意义的思考。人丢不掉都市生活的影响，即使面对自然美景、人文景观，种种文化成就，人依然是停留在疏离、无聊和挫折的恐惧中。这是人与自然的疏离。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疏离来说，现代人对真正的人性缺乏了解。在今天这个时代，有太多精神已经堕落的工作奴隶，沦为经济动物，在金钱的囚房里心智遭受摧残，人性被异化。工作狂、金钱狂正把人变成工具。还有一些人，尽管他们的生活水准相当高，但他们的命运却飘泊在自己也变成机器人的路上。从人与上帝的疏离说，现代人已经丧失了精神家园，惶惶不可终日，一味追求感官刺激，以为从中可以找到幸福快乐，结果极度的感官刺激后还是空虚，精神的空虚，无家可归。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书中对现代人生与社会提出指控。他以为，由于现代物质文明的极度膨胀，使本来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有要求的社会，变成了在物质上满足而精神上得不到寄托的社会，即物质富裕而精神空虚的“单向度”社会。人也是如此而成为单向度的人。大众文化的核心是“技术理性”和“消费至上”原则的结合，人们为物质享受所淹没，人降格为物，成为物所奴役的俘虏，不再有精神上的追求，成为单面的人。海德格尔把当代称为“技术时代”，技术是这个“原子时代的形而上学”；精神萎弱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征候，精神被曲解为智能，计算的能力，“无家可归成为一种世界命运”；飞机、电视在没有存在的存在者的熙熙攘攘中，使时间和空间都不断缩小，但距离的缩小并不带来人们之间的亲近，“因为邻近丝毫不在于距离远近”［20］。西方思想家对现代人生的深刻反省是值得我们迈向现代化的中国人思考的。对治现代人生病态问题、活得太累问题、经济动物、金钱奴隶问题，或许借鉴道家道教诗化的艺术人生态度是有益的。对治是对病下药，并非说包医百病，万灵药方。对治不是以道家道教人生哲学来拯救现代人生，解决现代人的所有问题，而是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高屋建瓴，得到一些明智的启迪。那么现代人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充满智能的启示呢？以下五点恐怕是我们不能拒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