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古往今来，道教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有序传承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而您曾在其编著的《百孝经释评》一书中的后记中也写到：“促使我把这些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美好内涵展示出来，这就是我萌发写作此书初衷的契机。”我很想知道，这段话是不是和您自己过去的成长经历有一定的关系？

陆：我自幼家境贫寒，缺衣少食的窘境时常伴随。但是，父母慈爱、子女孝顺的家庭温暖深深扎根在我的记忆里。纯朴的吴乡古风，乡邻的关爱呵护，总让我感觉那时的生活虽然清贫，精神上却苦中有乐，无比温馨。及至少小离家，深得父母手足、国家社会的关爱，因而，我事事时时铭记所得的恩惠。多少年来，这样的记忆融于我的血液和骨髓之中，促使我把这些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和美好内涵展示出来，这就是我萌发写作此书初衷的契机。

一个偶然的机会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让我放下俗念，弃商从道。因为，我的经历使得我读书不多，文化底子不厚，从事弘扬祖国传统文化的工作从不敢奢望。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在缺乏学习条件的情况下，我老老实实手持经卷，遍访名师，一篇篇文章虚心求教，一个字一个字查阅《新华字典》，不远千里去聆听专家教授的讲座，与方家名流交流学习心得，十多年的积累才使我终于鼓起了写作的勇气。可以说，写《百孝经释评》对我而言，是一次向中华孝文化典籍学习的过程；也是一次向当代实践孝文化的模范们学习的过程。

这本《百孝经释评》要说明当今社会的孝养理念，提倡蕴于日常生活中的“常态道德”，弘扬平民化的、生活化的、常态化的孝文化，让孝心孝行落实到无数人每天的生活起居中，落实一句问候、一个电话、一次探望等细微的日常关怀中。这样的生活状态，既合乎现代社会发展的实际，又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我们何乐而不为？

徐：“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经》告诉了我们这么一个朴实的道理，事业的基础在德行上面，而德的根，就是孝道。对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人来讲，其实，读到这一句话也是不由得为之感慨了。尽管，“孝文化”已是我们华夏民族历朝历代“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假如我们不知道孝是德之本，而孝又是教育最重要、起始的地方，没有了这个根本，那我们教给孩子的又是什么？很可能是本末倒置了啊。就此，请您谈谈对“孝文化”的看法和理解。

陆：孟子说：“唯顺于父母可以解忧。”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先哲提倡的孝道曾经被扬弃过，如今又重新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道，并赋予其新的时代意义，使之融入当今社会的德育范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弘扬孝文化，需要正确领悟传统孝道的真正内涵。众所周知，“孝”是古代中国社会的核心道德理念。“孝”作为中国伦理观的基础，最早可以追溯到夏商周三代。“孝”这个字最初见于殷墟卜辞。古文字学家说明“孝”字字形的含义，上面一个“老”字，是老人弯腰弓背，手柱拐杖，一副老态龙钟的模样。下面一个“子”，表示儿子搀扶和服侍老人的形状。可见，早在中国文字初创时期，孝道已经有了明确的思想内容，并且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之中，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孝的真正内涵就是人们对于自己在出生、成长过程中获得的父母和长者的关怀与恩惠的感念和报答，是对于父母长者在丧失劳动力、成为弱者以后的关心和扶持。

其次，弘扬孝文化，要将孝的内容纳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当中。当今时代，我们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而“百善孝为先”的“孝文化”，将有助于从社会道德方面提升和完善我们的精神文明建设。尤其是，古往今来，在中华大地上孝子贤子的故事层出不穷。孝，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向为世人所推崇；甚至在历朝历代都把不孝视为犯罪，并处以重罚，还给以道德的谴责。不论朝代如何更替，社会如何发展，“孝文化”在中国历史长河中都是一座不灭航标，温暖着世代中国人的心灵。因为，在中国，道以孝为道德之基，儒以孝为百行之本，佛以孝为至道之宗。而作为社会细胞的每一个家庭，如果都能够做到上慈下孝，人与人之间以礼相待，家与家之间团结友好，那整个社会、整个国家的精神文明程度将何其高也。

再次，弘扬孝文化，需要青年的响应和支持力量。当代的中国青年，有知识、有能力、有视野。他们对于中国传统国学的态度，也比以往任何时代的青年都要理性接受，都要平和开放。他们对于儒家的正统思想能够有选择性地吸收，不再迷信，也不会全盘接受。他们对于道家的、佛家的思想也不再片面地判定为“愚昧的”、“迷信的”和“落后的”东西。正因如此，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中国传统思想必将在我们这个新的时代重放光芒。而其中，弘扬和传承孝文化则是重要的环节。

如今，坚持科学发展观、依法治国与以人为本、以德治国相结合的理念深入人心。以德治国，加强公民道德教育，理当把孝置于首位。因为，一个不懂得感怀亲恩的人，何以热爱祖国，何以爱戴人民，何以关心社会，何以奉献自身；一个连父母都不孝敬的人，何以服务社会，何以主持正义，何以遵纪守法？可见，加强对孝文化的颂扬和推广，会对促进社会的繁荣、安定与和谐起到积极作用。

徐：前不久您出席在以色列举办的亚洲宗教领袖联盟——“宗教与文明”大会，并发表了“道教传统，世界玄同”的主旨发言。我特别关注“玄同”这样一个词，这样一个词在普通人来讲不是通常用的一个词，稍微有一点不太一样，您能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玄同”吗？

陆：2016年9月11日至15日，由以色列外交部、美国犹太人协会与世界宗教领袖联盟联合举办的“宗教与文明”大会在以色列举行，大会旨在搭建传统宗教领袖交流平台，追寻全球性改善为己任，促进世界和平。会议期间，我作了题为“道教传统，世界玄同”的主旨发言，提出人类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所谓文明，最本质的含义应该就是不断建构并且完善和谐的相处之道。《道德经》有云“挫其锐，解其纷，同其尘，是谓玄同”。作为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宗教，道教始终呈现出与这次会议相一致的内在精神，即一方面关切充满纷争和冲突的现实社会，另一方面又锲而不舍地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玄同”理想。

千百年来，我们无不遵循《道德经》的谆谆教诲，挫锐解纷、和光同尘，引导着我们以超越现实的眼界关注现实，探寻化解现实纷争的可能途径。因为，只要我们关注这个现实的世界，我们就必然会发现，纷争乃至针锋相对的冲突，随时随地都可能存在，而我们所当做出的选择，就是收敛自我意志的光芒，尊重万物形态和性格各有差异的存在状态，通过寻求和解的不懈努力，朝着“玄同”的目标，化解纷争和冲突的层层纠结。“玄同”境界不排斥物质文明的自然发展，但也不依赖物质文明的苛刻条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能够深入理解，人类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而为了建构人与人的相处之道，人类发明了许多卓有成效的方式方法。举例来说，科学技术像是生活资源的增值器、生存空间的扩大器，不断抒解资源和空间的紧张；而法律、政治等则从建构秩序的角度表现出相处之道的价值，一个法律和政治秩序良好的社会共同体，可以有效地管控纷争和冲突，资源和空间可以得到合理的利用。

徐：我是此次来到海南后，听到您身边的一些人讲，您以前是搞企业的。那么，是什么样的机缘让您的人生发生了转折，从而放下俗念，弃商入道了呢？

陆：是的。我原是一名企业家，之所以后来弃商从道，要从我生命中的一件事情说起：1995年12月我随一个企业家代表团到南非考察，工作之余，到餐馆就餐。由于没有带翻译，这样又不懂得英语，看着满是英文的菜单，只好随意点了四道菜。很快两道菜便端了上来，我一边慢慢享用精制的料理，一边欣赏美妙的音乐。但足足过了一个半小时，还是只有两道菜，另外两道菜迟迟没有端上来。最后我耐不住发火，破口大骂了起来。这时有一位黑人走进餐厅，问清缘由，又看了我点的菜，笑着对我说：“您点的‘四道菜’里，分别是两道菜和两首歌。两道菜您已经享用完了，而两实歌一直重复播放到现在，所以您误会了。”这一说，让我无比羞愧，当即表示了歉意。当时，我很好奇黑人为什么会说这么流利的中文，黑人称自己曾在北京留学还拿到博士学位。黑人反问我是哪一国人，我秀出中国护照表明自己是地道的中国人。但黑人说：“讲中国话、拿中国护照的，并不一定是中国人。如果失去了文化，就等于失去了根本，从刚才您骂出的话，就不是有中华文化修养的人。”接着他问我，是否读过《道德经》、《易经》、《论语》、《南华经》？是否知道老子、庄子、孔子？我竟然一脸茫然，无言以对。

实事求是的讲，这件事对我冲击很大，自己身为中华儿女却对自己民族的悠久文化知之甚少，还不如一个外国人对自己国家文化的了解。正是这样一件事情成为我人生的转折点，让自己的后半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回国后，我用了六七年的时间去钻研中国传统文化，越钻研，越感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于是决定皈依道教。因为道教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严格来说，中华的传统文化都可以追溯到来自道家文化的根源。

2002年，可以说是我走上弘扬道教文化道路的开始。那一年，由于机缘巧合，我来到海南发展。原本想在定安县文笔峰山脚下办企业，发展自己的事业。但在考察的过程中，多次听当地老百姓讲述白玉蟾祖师的传说和故事，白玉蟾是海南历史第一文化名人，也是道教南宗的实际创始人，他被专家称作“道教宗师第一文笔，南宗丹道第一阶梯”。由此，我发现海南岛也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文化沙漠、文化孤岛，而是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和文化创新的宝岛，只是还没有被发掘出来。道教在海南历史悠久，一直是拥有最多信众的一门宗教。海南黎族苗族所信奉的盘古真人，就是道教的最高神元始天尊。海南有2410个自然村，几乎村村都有小庙，庙里信奉的神灵，如玄天真人、紫微大帝、土地公、土地婆、关公、天后娘娘、慈航真人等等，都是道教的尊神。据不完全统计，海南的散居道士有四千多人，经常在民间打醮做道场，以祈福报恩、消灾延寿，或为亡人超度，开展道教活动。可见，道教在海南底蕴深厚。所以，我决定留下来，不是从商而是从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