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释道三教与武学

（一）、同一平台，同一起点，同一本源

儒、释、道，目的不同；所以运用不同，过程体现有所不同；越往上越相同，最好的都差不多；越往下越不同，最差的都千奇百怪。

释者出世也，道者游世也，儒者入世也，武医者入世也，然目的有所不同，而本质始终如一，无非人之圆觉，天之虚中，地之诚一，终不离究极之变化也。然大乘中观之不生不灭与道家还虚中黄直透反太易无尽本源何异？

无甚异也，佛者众生之心，道者万物之体，一体两面犹如人之身心，阴极阳生，轻者意动身出，达者心物一元，究竟者自可化生万千，何来两面，一也，归中也。小乘者，舍灭也，达上一层，舍灭下一层。大乘者，中也，达上一层不舍下一层，乃至极限，命完焚身时，超脱万千无所谓命也。道者，合留也，达上一层不舍下一层，乃至极限，各取之一瓢与此合也，竖极恒长合留也。

出世无所谓后天粗命，仅需证悟圆觉之极，一切之心极也，阳极则命自了，曰不生不灭。游世需残命，圆觉，虚中各取一瓢，合于一切之体现，不离竖更长，一切之中和也，号曰住世。然最终之极限直至两者何有毫厘之差。

（二）、 儒释道三教合一 ，诠释中华武学

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在它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受到了中国传统哲学的深刻影响，无论是武术的运动形式、技术要领、训练过程，还是拳理、拳法、道德规范，都反映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光辉。

（1）、“道”与“气”

古典哲学用“道”字来表示宇宙万物的本源，中华武术汲取这一思想，认为“道”也是武术的最根本的本质特征。《老子》云。“道者，万物之奥”，“似万物之宗”。又云：“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无”即是“道”。太极拳理论的“无极”一词，即源自《老子》。王宗岳《太极拳论》说：“太极者，无极而生，阴阳之母也。”太极拳原理是由无极而太极，进而才有动静、阴阳等千变万化。《太极拳论》又说：“虽变化万端，而理惟一贯”。在万千变化中贯穿着一个“理”，这个“理”就是武术的本体，也就是“道”。《老子》云：“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太极拳的根本思想亦认为根本的“理”，生出了阴阳、动静、刚柔、虚实等等相反相成、互为因果的千变万化。孙禄堂著《拳意述真/自序》写道：“天道者，阴阳之根，万物之体也……在天曰命、在人曰性，在物曰理，在拳术曰内劲。所以内家拳有形意、八卦、太极三派，形式不同，其还虚之道则一也。”指出“道”是拳术的根本。

古典哲学还用“气”代表宇宙万物的根本。“气”即“道”的体现，《庄子》说：“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通天下一气耳。”在武术理论中，“气”占有重要地位，“气”被视为武术的原力与本根，是武术生命的精微所在。武术的功能、神韵等等，都是“气”的演化与体现。太极拳、少林拳、形意拳、苌家拳等许多拳种的文献中都有不少有关“气”的论述，指出“气”是中华武术的本源。

（2）、天人合一

中国古典哲学的又一根本观念是“天人合一”。所谓“天”并非指神灵主宰，而是“自然”的代表。“天人合一”有两层意思：一是天人一致。宇宙自然是大天地，人则是一个小天地。二是天人相应，或天人相通。是说人和自然在本质上是相通的，故一切人事均应顺乎自然规律，达到人与自然和谐。老子（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即表明人与自然的一致与相通。先秦儒家亦主张“天人合一”，《礼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认为人只要发扬“诚”的德性，即可与天一致。《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汉儒董仲舒则明确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成为二千年来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观点。

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现到武术中，首先表现为习武者追求人与自然的统一。因为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且是自然界最优秀的部分，天地万物与人共同构成了一个整体，而人则是这个系统中不可缺少的主导因素，人道和天道是相近的。基于这样的思想，使得习武者尤其重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清代杨氏传抄太极拳谱中有云：“乾坤为一大天地，人为一小天地也。”而“所谓人身生成一小天地者，天也、性也、地也、命也、人也、虚灵也、神也、若不明之者，乌能配天地为三乎。”“要知天人同体之理，自得日月流行之气。”所以在练习武术的过程中，人们总是在追求人体与大自然的和谐相通，使人顺乎自然，其运动也要服从大自然的变化规律，以此来求得物我、内外的平衡，达到阴阳平和。正因如此，自古习武者都非常注意在练习的过程中使人体和四时、气侯、地理等外在的自然环境相协调，因时因地采用不同的训练内容和手段，选择优美清静的自然环境作为练功修身养性的场所，从而充分发挥人这万物之灵的创造力，使个人的身心皆融于大自然之中。若逆天时地利而动，则不利于健康。这也是中国武术因地域不同而形成众多拳种和流派的原因之一。为了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古代习武者常象天法地，师法自然，从大自然中吸收营养，模拟自然界中各种事物的动作、姿态、神情，结合人体运动的规律和技击方法的要求，以创造和丰富武术；并以自然界的现象来喻拳理，所以武术中有许多以自然界各种事物来命名的拳种和动作。如南拳中的虎鹤双形拳，是以虎、鹤两种动物的动作为基础，结合人体运动特点和技击技术而创造的拳种。形意拳中的十二形，则是以十二种动物的动作为依据，按形意拳的动作和劲力特点演化而来。此外，螳螂拳、鹰爪拳也是分别模仿螳螂、鹰的动作，取其形，会其意而创造的拳种。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至于动作名称，诸如青龙献爪、燕子穿林、白鹤亮翅、金鸡抖翎之类的名称极多。不仅如此，以自然现象阐发拳理的例子也很多。如王宗岳说太极拳是“长拳者，如长江大海，滔滔不绝也，”不仅说明了太极拳的技术特点，也表明了演练时还要注意养成“腹内松静气腾然”的内心活动，皆是以江海之势喻拳势。又如长拳的“十二形”，说“动如涛、静如岳、起如猿、落如鹊、立如鸡、站如松、转如轮、折如弓、轻如叶、重如铁、缓如鹰、快如风”，也是以十二种物象来说明对演练时动作的十二种变化的要求，其中绝大部分也是取自然界的物象来喻拳势。

由于天人合一的思想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具有重和谐、重整体的思维特点，这种思维特点表现在武术中则是追求动作的“合”。“合”，就是说动作的和谐、协调。最为典型的是所谓“内外三合，”即“心与意合，意与气合，气与力合；肩与胯合，肘与膝合，手与足合”。这实际上是要求由内在的心、意、气到外在的四肢、身体的各个部位都达到相互协调。应该看到，协调既是人的一种本能，又是人们有意识地培养和训练，使动作达到完美的一种能力。“合”是武术特有的技术要求和独具特色的理论。天人合一的思想还决定了中国哲学主张人的道德原则和自然原则一致。张载肯定天人合一是“因明致诚，因诚致明”。“诚”是最高的道德修养，“明”则是最高的智慧。这种“诚”表现在武术中就是武德，“明”则表现为技艺超群。这也正是古往今来，德高望重的武术家不断追求自我道德完善和技术完美的原因。古代人们崇尚武德，是依据习武者掌握有一定的技击技术的特点，来调整人与人，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努力做有益于社会的事。为此，在习武者之间常有一些戒律、法规，随着历史的变化，其内容虽多有变动，但基本宗旨不变，即要求成为见义勇为、有高尚道德的人。同时习武者还把对技术精益求精的研习作为道德修养的手段，认为这是一种内修的功夫。他们崇尚勤学苦练的精神，努力提高自己的技艺水平。过去人们常将武术训练称为“练功夫”，功夫是指做一件事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训练花费的时间和精力多，技术水平也高，所以前人常竭毕生之精力于“练功夫”，致使“功夫”作为武术的代名词在世界上流传，这正是他们孜孜以求技艺之精的结果。

四、“三教合一”对我国周围国家的传播和影响

韩国、朝鲜、日本、越南都是与我国一衣带水的近邻，远在二千年前或更早的一些时候就与我国发生过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的关系。随着儒、释、道三教传入这些国家，“三教合一”的思想与当地的民间信仰、文化结合以后，孕育了很多新的思潮。公元前一世纪前后，韩半岛及其周围出现了百济、高句丽、新罗三国。中国的儒学开始传入，尔后，佛教的各个派别也相继在韩半岛传播。道教思想是在4世纪时开始传入百济，但道教正式被引进高句丽要在7世纪以后。儒、释、道三教传入韩半岛开始就融合起来，不过韩国的融合还要加上韩国的民间信仰—神教或萨满教的思想和实践。儒、释、道最早汇合见于6-7世纪新罗出现的花郎道。花郎道也称风流道，它是以修养为目的的武士团体，花郎制后来成为国家制度以后，还一度成为国家的最高宗门。这个团体鼓吹“相磨以道义”，“相悦以欢乐”，提倡“游娱山川，无远不至”，他们在仙教或“神教”的基础上把儒家的忠孝，道家的无为和佛教的积善思想融合成一个具有民族伦理特点的道德观，以此来培养忠君爱国的思想。这种思想正如韩国古代的著名学者、在中国多年学习、生活的崔致远所概括：“国主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争，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三国史记·新罗本纪》）

（一）、儒、释二教传入韩半岛较早，道教次之。据《三国史记》载，高句丽荣留王在位时曾遣人入唐求学佛、老，唐高祖许之。在宝藏王执政时，宰相盖苏文当权，他在643年给宝藏王的报告中说：“三教譬如鼎足，网一不可。今儒、释并兴，而道教未盛，非所谓备天下之道术者也，伏请谴使于唐以训国人，大王深然之”。后来唐朝道士叔达等8人应请去高句丽，备受款待，这是高句丽朝廷对“三教合一”的重视。14世纪李朝建立后，独尊儒术，在以后的500年间，朱子学或性理学一直在韩国处于绝对统治的地位。韩国的朱子学追踪中国的宋明理学，李朝的朱子学开展了数百年“四端七情”之争，但其实质也是三教的混融，是在韩国特殊社会条件下的独特表现形式。李朝末年，韩国在西学的冲击下，出现了东学运动。东学是针对天主教的西学而言的，它是一种具有民族特色的宗教社会思潮，它的教理和实践是把儒、佛、道（包括道教的阴阳五行）的思想加以折衷调合而形成的。东学天道教的首创者崔济愚在他的《东经大全》中曾称：“我—生于东……受于东，道虽天道，学则东学……孔子生于鲁，风于邹，邹鲁之风传遗于斯世，我道受于斯，布于斯，岂可谓以西名者之乎。”他向弟子宣教说：“我道兼儒、佛、道三教，圆融为一，主五伦五常，居仁行义，正心诚意，修己及人，取儒教；以慈悲平等为宗旨，舍身救世，洁净道场，口诵神咒，手执念珠，取佛教；悟玄机，镯名利，无欲清净以持身，炼磨心神，终末升天，取道教”这些宗教教理结构的共同特征是：在继承朝鲜半岛固有民族信仰—“神教”的基础上，力图与儒释道相结合，它们常常摄取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佛教的明心见性的思想和道教的养气炼神的修持方法，创造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教派形式。这些教派中比较有影响的有：侍天教、水云教、白白教、（衅）哆教、普天教、金刚道等等。此外，在韩国民间流传的、作为韩国民族宗教的“神教”，也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吸收过儒、释、道的思想。“神教”在19世纪初出现的派别—保教，它的教理是在原有的“神教”基础上揉合佛教的明心见性，道教的养气炼神和儒家的理气学说而建立起来的，迄今还有它的影响。

（二）、“三教合一”的思想在古代日本也有长远的影响。日本自5世纪初传入儒学后，6世纪中叶佛教也经过韩国传入日本。道教何时传入，目前学术界还有种种说法，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在中国六朝时期，东渡日本的汉人已经陆续把道教的思想和行事传入日本。日本的神道教在当时接触中国道教之后，才渐趋定型。在大化革新时期，圣德太子颁布的《十七条宪法》及“冠位十二阶”里明确地有着儒、释、道融合的倾向。十七条宪法的主要根据是儒家的思想，如“以和为贵”、“以礼为本”、“信是义本”、“使民以时”等等；也杂有佛教思想，如“笃信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另外，老庄思想的痕迹如“绝餐弃欲”、“绝念弃慎”等也可以从中追索。大化革新以后，“三教合一”思想继续深入传播，例如元正天皇于721年发出的诏书中说：“周礼之风，优先仁爱，李释之教，深禁杀生。” 儒、释、道三教对日本民族固有的宗教—神道教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古代，外来的释、老、儒传入日本后，便与神道结合起来。到13世纪，神、佛融合的教义形成了体系，迄南北朝时代，出现了以神道为核心，援入儒、佛、阴阳道的理论为信仰基础的伊势神道。在中世纪时末产生了吉田神道，这个神道宣称：道教所谓老子大元说的大元尊神—国常立尊是宇宙的本原。神乃万物之灵形成人心而普遍存在，心有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并从佛教《法华经》那里吸收了“正法”的说法。总之，儒、释、道三教的思想显然被吉田神道吸收进去了，但只是作为润饰，增添光彩而已!到了近世神、儒融合的民间神道和教派神道相继产生，这些神道随着朱子学成为德川官方的统治思想体系，融入了儒家的学说，例如，垂加神道是以理学为主，倡导“天人合一”和大义名份的封建伦理道德，另外还揉合了道教的阴阳五行学说。宋明理学从13世纪传入日本后一直依附于佛教，到江户时期，在德川幕府的支持下，开始从佛教中分离出来，但分离出来的儒学仍然杂有释、道的成分。日本近世儒学体系主要有朱子学派、阳明学派和古学派。这三个学派都以儒教伦理道德学说为核心，提倡封建名份和尊王攘夷的思想，但不同于我国的是，有些人常常把理学与神道思想结合起来，因此使理学不但佛、道化，而且神道化。

（三）、三教合一与越南。关于儒学的经义何时传入，众说纷纭。一般认为，汉字传入越南大概在秦始皇并吞六国统一中国文字的时候，当时中国北方有个叫赵陀的人统一了交趾、九真等三郡，建立了南越国。越南位于印度和中国之间，佛教传播之初曾经起过桥梁的作用，梁启超、胡适之等都说，佛教传入中国的海路是由印度经斯里兰逛至交趾，再由交趾经广西或云南至长江流域，他们的论断已被江苏孔望山等地的摩崖石刻所证实。据晋高僧传载，三世纪著名的高僧康僧会因他的父亲在交趾经商曾客居交州。从他所编译的经典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弘扬以佛教为主的“三教合一”论者。康僧会在《六度经集·察微王经》中不但用道家的“元气”来概指佛家的“四大”（即地水风火四原素），而且还用传统的“灵魂不死”来阐发佛教的“轮回转生”的学说。另外，他还竭力宣传孔孟的忠孝仁爱的伦理纲常思想。在八世纪前，越南的佛教受到印度的影响较大，但在此以后便渐渐转向中国，并成为北传大乘佛教的一个重要支脉。越南李朝、陈朝宣传“三教合一”思想是和我国并行不悖的。在统治者看来，奉行三教的方针是最好的统治人民的方法和捷径。我国宋代以后程朱理学在思想领域占有主导地位，这种情况对越南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世纪黎朝建立后，一反前几个朝代三教并行的方针、政策，独尊儒教，提倡尊孔读经，推行程朱理学并对佛教进行排斥或者加以严密监管。阮朝统一越南后，仍蹈黎朝崇儒抑佛的政策，挑拨佛教禅宗内部之间的关系，因之佛道一撅不振，在朝廷中间的势力完全丧失，但在民间特别在农民中间还有一定影响。在18-19世纪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复灭时，一些著名的儒生，抱着兴邦救世的强烈愿望，希望从过去历史中寻找经验教训，认为儒释道三教并存的体系是越南历史中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于是又重新提出“三教同源”说。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儒释道三教在越南宗教史，思想史和文化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他们之间既有斗争也有融合，但融合是发展的总趋势。越南的儒家不像中国那样一直处于统治的地位，但它的影响是深厚的。

作者：范俊波，男，43岁，国学学者，道教文化研究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