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马真一与王刁山龙门派　　

马真一作为一个道士，其出家始末，师承何人，这些信息都不可得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他是全真道龙门派第六代“真”字辈传人，其传承系统来自陕西王刁山。清初刘献廷（1648-1695）《广阳杂记》载：

孙宗武言，今世全真道人所谓龙门派者，皆本之邱长春，其地则王刁山也。王刁山在华阴太华之东，奇峭次于花岳，开山之祖，乃王刁二师，故以人名山。邱长春曾主其席，演派至今遍天下也。其法派凡二十字，曰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贞明。至真字辈有马真一者，世号颠仙，言其不死，今犹在辽东云。今兴复白云观道人王莱阳，乃其嫡派，莱阳名清正。今白云观已焕然非故矣。盖宗武于华阳时已与之交，知其人甚悉。又言华阳道派有二，一太华，一王刁也。太华宗陈希夷，王刁宗邱长春。[26]　　

刘献廷记载龙门派起源于王刁山，又说马真一的嫡派传人王莱阳兴复白云观，这些与教内传统说法均存在分歧。那么，刘献廷所记是否可靠？王刁山是否为龙门派起源地？马真一一系龙门派的传承情况如何？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刘献廷（1648-1695），清初著名学问家。字君贤，一字继庄，别号广阳子。一生不仕，以教读著述为事。曾参与《明史》及《一统志》的纂修工作。学识渊博，颇为时人所推重。于史事不信陈说，每据传闻，加以调查，然后证实之。其存世著作《广阳杂记》虽记事较杂，但论述精当，翔实可信。其中关于龙门派的记载，亦是引用时人孙宗武的记述，是来源有据的。　　

那么，孙宗武又是何人？在正史或地方志中并未找到关于孙宗武的传记，不过，在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提到过孙宗武的父亲孙云锦，曰：

宗武尊公讳云锦，字长发，四川成都人，蜀府仪宾也。绥寇之乱，出奔京师，遂寄籍顺天。辛卯举人。[27]　　

在同书中，还记载了一个故事，亦是孙宗武所述，讲的是在康熙十六年（1677）间发生的一件奇事，即朝邑县民妇罗氏从华山舍身崖跳下后，不仅未死，醒来时则在自己家中。因为其时孙宗武的父亲孙长发正任华阴县令，对此事有所勘核，故绝非虚逛。　　

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知道孙宗武是顺天人，其父亲孙云锦，字长发，是辛卯举人，曾任华阴县令。又乾隆《华阴县志》载：“知县……孙云锦，四川人，九年任。迟维城，字屏万，广宁人，十八年任。”[28]据上可知，孙宗武的父亲孙云锦在康熙九年（1670）至十六年（1677）间任华阴县令。那么，在此期间，孙宗武随父任居住于华阴，进而熟悉华山的道教、华山的掌故，也就理所当然了。《广阳杂记》中提到孙宗武在华阳时就与王清正有交往，与之很熟。后来，孙宗武回到北京，王清正也来到北京白云观，两人继续有交往。故孙宗武对华山道教龙门派的述说，或许就直接来自道士王清正，应该是清代初年的教内说法。由此看来，刘献廷引述的孙宗武所言，就是时人对时事的描述，是真实可信的。

那么，在孙宗武叙说的关于清初龙门派的信息中，其中龙门派的20字字谱“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贞明”，与其他碑刻或道书记载相一致，没有争议。而另外的信息如龙门派起源于王刁山、马真一传人王莱阳兴复白云观等，却与教内传统说法存在较大差异，需要进一步的厘清。　　

关于龙门派的起源地是龙门山还是王刁山，学术界历来存有争议。传统认为，龙门派得名，源于丘处机曾在陕西陇县龙门洞修行。但清代后期教内学者陈教友（1824-1881）在其《长春道教源流》一书中否定了这种传统说法，“所以称龙门派者，贞常弟子姜善信承世祖宠遇，建龙门建极宫，其后徒众日盛，创此法派，故云龙门也。”[29]陈教友认为龙门派渊源于靳贞常的弟子、活跃于元世祖年间的姜善信，因姜善信创建龙门建极宫（大禹庙），徒众日盛，故其开派名为龙门派。又因靳贞常、姜善信长期居住于华山王刁洞，故陈教友引述刘献廷《广阳杂记》之语，认为龙门派起源于华山王刁洞。　　

陈教友赞同《广阳杂记》的说法，认为龙门派起源于华山王刁洞，并提出了自元代靳贞常、姜善信到明代马真一的传承系统。这种推断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广阳杂记》引述的孙宗武所言，是来自当时的教内说法，至少代表了华山地区的教内说法，而这也正好说明，华山一带是龙门派的重镇，华山王刁洞在明末清初已经作为龙门派的起源地看待。　

马真一作为华山道士，是龙门派第六代“真”字辈传人。至于他的师父是谁，史无记载。在他之后的传承，亦无详细谱录。不过，从零星的文献记载中可知，马真一在华山有不少弟子，其中一个徒弟叫常光，“其弟子常光等椎鲁无知”。[30]此后，马真一的嫡系传人王莱阳（清正），曾兴复北京白云观，“今兴复白云观道人王莱阳，乃其嫡派，莱阳名清正”。[31]按照龙门派字谱，王莱阳为第十代“清”字辈，应为马真一的玄孙辈。

那么，根据孙宗武所言，清初兴复白云观的道人是王莱阳。而传统说法是，清初王常月在北京白云观开坛说戒，中兴了龙门派。到底孰是孰非？王常月与王清正谁先谁后？两人有何关系？　　

据嘉庆年间闵一得著《金盖心灯》卷1《王崑阳律师传》，道光二十七年孟至才、完颜崇实合著《白云仙表》之《崑阳王真人》等资料记载，王常月号崑阳，原名平，山西潞安人，生于万历甲午年（1594），一说生于嘉靖元年（1522），逝于康熙十九年（1680）。他从龙门派第六代赵真嵩处接受三坛大戒，成为第七代传人，此后，他恢复全真道公开传戒的做法，进行了广泛的传戒活动，门徒弟子遍及南北，从而使龙门派出现中兴景象，到清中期，龙门派已成为全真道最大派系。　　

根据记载，王常月于清顺治十二年（1655）北上京师，挂单于灵佑宫，于顺治十三年（1656）在北京白云观传戒。顺治十五年、十六年，又于白云观登坛授戒。凡三次登坛，度戒子千余人。康熙二年（1663），王常月率弟子南下，先后在南京、杭州、湖州、苏州、武当山等地传戒授法，收徒众多。　

《金盖心灯》等书载王常月在江南传戒多年后，又返回了北京白云观，康熙十九年（1680）仙逝，葬于白云观西偏。不过，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7根据清末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认为王常月羽化于南京隐仙庵，[32]若如此，则王常月自康熙二年南下后，并未返回北京。　　

总之，王常月在北京活动的时间大概在顺治十二年到康熙二年间。而王清正入住北京白云观的时间又是何时呢？

据《广阳杂记》载，孙宗武在华阳时与王清正相识，而孙宗武之父孙云锦在康熙九年（1670）至十六年（1677）间任华阴县令，说明其时孙宗武与王清正均在华山。大概在康熙十六年（1677）之后，孙宗武一家回至北京，而王清正也应在此之后来到的北京白云观。

刘献廷虽是直隶大兴人，但他自康熙五年（1666）举家南隐吴江后，一直寓住吴地，活动于江南一带，直到康熙二十六年（1687），才应聘北上京城，参加《明史》和《一统志》的修纂工作。康熙二十九年（1690）离京。在京期间，他访旧友，结新知，博采轶事，益其见闻。其《广阳杂记》中的孙宗武所言，大概就是此时采访而得。　　

根据孙宗武与刘献廷在京的重合时间，则两人的见面当在1687-1690年间，所以文中记载的关于龙门派、王清正等事，均为此时的见闻。由此推测，王清正兴复白云观的时间，应在1677至1690年间，“今白云观已焕然非故矣”，说明其时白云观已经修复得很好。

综上所述，王常月在北京活动的时间是顺治十二年至康熙初年，而王清正兴复白云观的时间是康熙十六年至康熙二十九年，两人活动的时间有先后，两人活动的内容也不一样，王常月的主要活动是传戒，王清正的主要贡献是修复。　　

又，《重修白云观碑记》载：“今我朝康熙四十五年，见其地基太狭，则易隙地以广之”，“规模阔大”，“今上重建玉皇殿、三清殿、长春殿、七真殿、灵官殿、四圣殿……”。说明白云观在康熙四十五年（1706）曾得以大规模重修。但此碑碑末题“大清康熙四十五年八月中浣谷旦，白云观住持王常月谨识”，又题“光绪十二年四月初八日刘诚印重勒”。[33]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王常月早已于康熙十九年（1680）仙逝，而此碑却说康熙四十五年住持王常月作了这通碑记，从时间上看这是不可能的。此碑是光绪十二年（1886）刘诚印重勒，原碑已不可见，也不知道刘诚印根据什么资料重勒的石碑，这通碑文的可信度如何呢？　　

乾隆间官修《日下旧闻考》载，白云观于乾隆二十一年奉敕重修，“殿内恭悬圣祖御书额曰驻景长生，七真殿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琅简真庭，皇上御书额曰葆素含元，玉皇阁恭悬圣祖御书额曰紫虚真气”。[34]所谓“圣祖”，即康熙皇帝，从当时各殿内悬挂的众多圣祖御书匾额来看，白云观在康熙年间肯定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复工作，因此说上述碑文的内容应该是基本可靠的。如上文所述，康熙年间王清正曾兴复白云观，而且康熙二十九年前后王清正还居住在北京白云观。据此推测，时隔16年后，即康熙四十五年，白云观的重修或许仍为王清正所主持。　　

那么，碑末关于“王常月谨识”又如何理解？笔者认为是重刻石碑时的误解所至。这通康熙四十五年的重修碑记可能是王清正所立，只是到了光绪年间碑石毁坏，故刘诚印重勒了这通碑记。而在重勒的过程中，误改成了“王常月谨识”。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两点：

一是碑石风化，有些字模糊不清，原碑可能为“王莱阳谨识”，后人误以为“王崑阳谨识”，而莱阳为王清正，崑阳即王常月，后来刻石者干脆改成“王常月谨识”。　　

二是清代中后期，以王常月为中兴之祖的龙门律宗非常兴盛，北京白云观也成为律宗之祖庭，传戒之中心，王常月在教内的影响和光芒盖过了其他祖师，后人只知有王崑阳，不知有王莱阳也，故顺理成章地认为此碑记就是王崑阳（常月）所撰。　　

总之，马真一作为龙门派第六代传人，其传承系统来自华山王刁岭，而在明末清初，华山是龙门派的重镇和传播中心。其后，马真一的嫡系传人王莱阳于康熙年间入住北京白云观，并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复工作。

四、小结　　

马真一，原名马象乾，字真（贞）一，又称马一真、马峰巅、马疯颠、马绣头、马风子、马颠仙等，华山道士，全真龙门派第六代传人。原籍河南太康县，自言生于正统甲子（1444）。明末居华山王刁洞修炼，事迹多奇幻，远近闻名，与山陕文人士大夫交游密切。天启六年（1626）离开华山，云游至山东、辽东等地，出入辽东军事前线，与多位高级军政长官如袁崇焕、梁廷栋、孙元化、张可大、刘兴治、黄龙等都有接触，或祈雨，或谈休咎，或预谶，事事皆应验如神。崇祯六年（1633）以后，下落不明，亦有传说直到康熙年间仍在辽东者。　

马真一作为龙门派“真”字辈道士，其出家始末、师承何人，不可得知。不过可以肯定，其传承系统来自华山王刁岭，其弟子众多，有常光等人。明末清初，华山作为龙门派的重镇和传播中心，人才辈出，如马真一的嫡系传人王清正于康熙年间入住北京白云观，对白云观的兴复贡献颇大。　　

注释：　　

[1]本文为2012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北道教史》（批准号：12BZJ032）的阶段性成果。

[2]陈鼓应主编《道家文化研究》第23辑，北京：三联书店，2008年，第272-274页。

[3]熊铁基等主编《第二届全真道与老庄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86-388页。

[4][26][27][31]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中华书局标点本，1957年第1版，第130页。

[5][13][30]李楷：《河滨文选》卷5，《清代诗文集汇编》3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71-172页

[6]《明清史料——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刊明清内阁大库残余档案》，第8本，第713页，1931年刊印本。该条资料系社科院历史所杨海英研究员提供的线索和复印件，特致感谢。

[7][19]董耀会主编《秦皇岛历代志书校注·永平府志下》，北京，中国审计出版社，2001年，第630页。

[8]李榕：《华岳志》卷2《高贤》：“李楷字淑则，号河滨，朝邑人。读书朝来山，遇真人马巅仙，谓当以文章名世”。

[9][12][20][清]张怡撰，魏连科点校《玉光剑气集》卷26《玄释》，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16-917页。

[10][22][25][清]周亮工：《书影》第9卷，中华书局，1958年第1版，1962年上海第2次印刷，第230-232页。

[11][清]高岗等：《蓬莱县志》卷6仙释，页5。康熙十二年（1673）刻本。

[14][清]沈华修、崔昭等纂《武功县后志》，卷4拾遗，页17，雍正十二年（1734）刻本。

[15][清]蒋骐昌、孙星衍：《醴泉县志》卷12《旧闻》，乾隆四十九年(1784)刻本。

[16]参见郭守义编《华山神话传说》，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4-58页。

[17]参见张江涛：《华山碑石》，三秦出版社，1995年，第505页。

[18][清]陆维垣等修，李天秀等纂《华阴县志》，卷10道释，页67。

[21][清]方汝翼、贾瑚修，周悦让、慕荣榦纂《增修登州府志》卷155，光绪七年刻本。载《中国地方志集成》山东府县志辑48册，第152页。

[23][朝鲜]成海应：《硏经斋全集》外集卷63古迹类，小华古迹，《韩国文集丛刊》278册，第158页。此条资料系社科院历史所杨海英研究员提供，特致感谢。

[24][清]施闰章等：《登州府志》卷18《仙释》，页25。康熙三十三年（1694）刻本。

[28][清]陆维垣等修，李天秀等纂《华阴县志》卷7《职官》，第28页。

[29]陈教友：《长春道教源流》卷6，《藏外道书》第31册，第114页。

[32]尹志华：《清代全真道传戒初探》，载赵卫东主编《全真道研究》第1辑，齐鲁书社，2011年，第247页。

[33]小柳司气太：《白云观志》，第141-142页。

[34]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北京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575页。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副研究员）

（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