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谦之经成公兴点化，悟出了上述的道理，为此，他就制作了自己托天神，降授的畅想曲。

北魏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寇谦之在嵩山少室石室托言太上老君在仙人玉女拥护，百灵导从之下，降临嵩山，告诉谦之说：“往岁，嵩山山神上奏天曹，称自从天师张道陵去后，地上修道的人无所师授。今有嵩山道士寇谦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堪处师位。吾故来授汝天师之位，赐《云中音诵新科之诫》（即《老君音诵戒经》）。汝宣吾新科，请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未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专以礼度为首，而加服食闭炼。”

自此，寇谦之以“天师”身份，宣扬道教，并对“天师道”进行“三整顿”。使天师道以新的面貌在世间传播。北魏明帝泰常八年（公元423年），正当秋高气爽、晴空万里的金秋季节，寇谦之端坐石室，正诵《老君音诵诫经》，忽然少室山顛，云蒸霞蔚，灵光普照，在五彩缤纷的云上端坐着一位神仙，这是老君玄孙，上师李谱文降临。寇谦之立即走出石室，仰望拜谒。上师说：“受老君之命，特为授汝能‘劾召百神’，定‘坛位礼拜，衣冠仪式’的《录图真经》，并传授销炼金丹、云英、八石、玉浆之法，望谨慎奉持，辅佐北方泰平真君。”

自此，寇谦之以“国师”的身份，到处游说，自认为跻身朝廷，给道教争地位的时机己经到来。

也就在这一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继皇帝位。十月，初冬来临，寇谦之卧居嵩山三十年的雄厚资本积累成了，他戴着“天师”桂冠，离开嵩山施展抱负，而做他的“国师”美梦了。

三 宰相引荐 跃身国师

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始尧元年（公元424年），寇谦之怀着异常高兴的心情，走下嵩山，风尘仆仆地北上北魏都城（今山西大同），献上他的杰作——道书。谁知出于所料，皇帝让他暂住在一个叫张曜的家中，供其衣食把他养了起来。

寇谦之不甘闲住，他四处打听能和皇帝接近的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得力的支持者，那就是太武帝的左光禄大夫，著名大儒白马公崔浩。

崔浩，字伯渊，清河人，为北方第一大族，崔浩一支，更为显中之显，尤出众望。崔浩之父崔宏，有辅佐之才，官至天部大人，封为白马公，为北魏先朝重臣。崔浩自幼养尊处优，又生得“纤妍结白，如美妇人”，少好文字，博览经史，阴阳五行，百家之言，莫不精通，深研义理，出类拔萃。他承继父业，入仕朝廷。从道武帝到明元帝，己官至左光禄大夫，父子均为朝廷近臣。太武帝即位，更是军国大事主谋者之一，因他主张利用汉人，实行汉制治国，得罪部分鲜卑貴臣，太武帝迫于众议，让崔浩暂且去官在家，而大凡国事，必决崔浩。寇谦之选中崔浩，是最合适的意中人。而崔浩是想借助寇谦之的道教，拉拢太武帝；借助皇权，实行汉化主张。于是，崔浩上书极力推荐寇谦之。先赞太武帝圣德清明，再捧寇谦之如神如仙，蒞临北魏，为上天之吉兆。圣上应天承命，不会受到世俗的干扰而顺天应命的。

果然奏效，太武帝闻奏十分高兴，立刻派人将“天师”接到宫中，并派人奉皇帛、牺牲，南下祭祀嵩山，还将寇谦之在嵩山的弟子，接到平城。于是“天师”“帝师”，一齐拥来；宣布天下，显扬新法，道业大盛。

寇谦之在宫中辟谷不食，精神奕奕；扶乩请神，天相多多；画符镇灾，希冀太平；讲经论道，施术弘教，深得太武帝的器重。

寇谦之居帝师之位，便发布遵老君训诫改革天师道。同时，考虑到大魏治国必须用儒学，而自己幼不好儒，成为缺陷；现在应急起直追，请教大儒崔浩，崔浩有求必应，急需应用，稍稍弥补了自己的儒学空白的短处。崔、寇二人用儒道治国的方略，在朝中逐渐得到了落实。

寇谦之为了取得皇帝的信任便大显神手，积极参加北魏的军事行动。始光二年（公元425年），大夏王赫连勃勃病亡，其子赫连昌继位。对是否西伐大夏，朝臣意见不一。崔浩主战，长孙嵩主和，太武帝倾向主战，意志不坚定，特请来寇谦之“天师”决定吉凶。寇谦之首先同意崔浩的意见，又自认为大夏历来穷兵扩战，民心不安；又新丧国君，政局不稳。如出兵征伐，定会一石三鸟，会取胜而归的。于是，寇谦之在宫中，大作法事，祈祷胜利。后对太武帝说：“此战必克，陛下以武应天运，当以兵定九州，后文先武，以成太平真君。”

太武帝十分高兴，于是亲率一万八千轻骑西征，结果大挫西夏元气，俘敌军数万，缴获牲畜十几万头，虏夏人万余家，凯旋而归。

寇谦之以其道术、法术、和权术、谋术，连连相扣，术术应手，终于在鲜皓卑族的大魏，站稳了脚跟，实现了“国师”之梦。如愿以偿了。

四 推行新道法 道运不圆满

寇谦之改革后的新天师道，在北魏轰轰烈烈发展着。

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并下诏给寇谦之及其弟子授予高官显爵，寇谦之谢绝了。太武帝下令对寇谦之处以方外之礼，于是，让“天师及其弟子，并列在王公之上，不听称臣”。

太武帝还下令，为寇谦之师徒劳在京城东南（象征嵩山）修建了五层高的道坛，遵其新经之制，取名“玄都坛”。住道士一百二十人，朝廷供给衣食。道士、道徒每日“斋肃祈请，六时礼拜”，每月举行一次“厨会”，有数千人参加，费用有国家供给。

太延六年（公元440年），太武帝还根据寇谦之的建议，改元“太平真君”，后又寇谦之所请，亲自至道坛受符箓。自此，北魏历代皇帝即位时，都至道坛受符箓，成为一种法制，依此作为鲜卑拓跋部统治汉族的一种依据。如文成帝拓跋浚于兴光元年（公元454年），“至道坛，登受图箓”。献文帝拓跋弘于天安元年（公元466年），“幸道坛，亲受符箓”。

寇谦之去北魏平城以前，朝廷多信佛教；寇谦之的新天师道得到太武帝崇奉之后，自然影响到佛教的发展，但当时太武帝对佛教并无恶意。后来，太武帝发现僧尼不守清规，干些伤风败俗的事，遭到太武帝的怨恨，才下令禁僧俗来往。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发现长安佛寺僧人与起兵反魏的胡人盖吴有关，下令诛杀长安沙门。第二年，下诏各州杀僧人，毁佛像，禁民信佛。一时，北魏佛教受到摧毁性打击而衰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三武一宗”灭佛事件的“太武灭佛”。

然而，寇谦之对太武帝灭佛活动，不太热心，甚至反对。他认为道教己处于国教地位，佛教己无力相争，没必要排佛；他认为新天师道吸收不少佛教义理。道佛互相融合，可以共处，根本没有发展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他更认识到以太子晃为首的鲜卑貴族崇佛抑道；排佛过于激烈，势必影响政局不稳，不利道教。所以，对于执意灭佛的崔浩，多次争辩利害得失，崔浩不听。崔浩想施展用儒家思想来治国，削弱貴族势力；寇谦之意识到这可能逞一时之快，而最终会招致杀身之祸，前景相当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