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朴子葛洪(3)

道教之音整理 佚名

2010-11-17 16:49:00

二、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 景,非莹磨  葛洪像[7]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 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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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判微析理,斟酌前言

    葛洪不仅力求提高文学与文章的地位,还对文章的选材和创作方法颇有独见,他在《辞义》篇中集中表达了这些观点。当时流行一种自然主义的观念,以为"乾坤方圆,非规矩之功;三辰 景,非莹磨  葛洪像[7]之力;春华粲焕,非渐染之采; 蕙芬馥,非容气所假",万物皆以自然为美,因此"至真贵乎天然",文章也不外乎此道,亦应浑然天成,不假雕饰,随意挥洒,不滞于物,因此判断文章优劣的标准也是"义以罕觌为异,辞以不常为美"。这种文学观念要求自然自成,不假外物,其风格也自然是标新立异,不与人同。葛洪对这一观念不全赞同,他认为文章须有为而发,不能凭空而至,否则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空中楼阁,难见其实。文章离不开文人的构思与选材,不可能象日月星辰那样自然而生,水至清则无鱼,片面强调自然和空灵就无法写出文章。文章离不开材料,不能是没有内容的纯粹形式,否则就是无米之炊,巧妇难为。

    葛洪认为,构成文章的材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判微析理",二是"斟酌前言"。文章须有待而成,所谓言出有据,这种根据不是自天而降,而是源于作者对外物的观察与思考,即所谓"判微析理"。文章有感而发,没有对自然和社会的认真细致的观察和分析,就无从见其幽微、知其玄奥,如此则写出的文章不是空洞无物,便是人云亦云,缺乏见地和新意。葛洪的这一观点体现了他的现实主义精神。文章的取材除了自己的观察与思考之外,还须借助于前人的言论和文章,即所谓"斟酌前言"。葛洪认为,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是不可忽视的宝贵财富,借鉴和取资这些财富对于创作文章是十分必要的,那种片面追求个人见解、害怕借鉴他人会丧失自己的风格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一个人再聪明,也不可能一生下来就会遣词造句,学习和借鉴前人是完全必要的,个人风格的形成也离不开吸收和汲引前人的特点,创新只能建立在创造性地吸收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一味的求新、单纯的独见恐怕就会落入怪异一途,不可能使人产生新鲜感。

    在文章的选材方面也能体现出作者的才思和风格,尽管任何文章都离不开对已有语言的利用和对前人之说的借鉴,这些因素对于后人表面上是同等的,任何人都可以加以利用,但是并非每一个人都能有效地发掘前人留下的财富,"梓豫山积,非班匠不能成机巧;众书无限,非英才不能收膏腴",慧眼识真金,妙手著文章,只有英逸之才才能很好地采集和利用材料,从而写出绝世华章。

    即便是同样的材料,也未必产生出同样的文章。正如"总章无常曲,火庖无定味",个人的风格总是会体现出来,完全相同的材料让不同的厨师来做也会有不同的味道。因为主宾的选择、前后的步骤不同,文章的清浊妍蚩也就不同。因此正如一个高明的厨师善于用最简单的材料做出令人称奇的美味一样,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贵在用简明平实的语言写出绝妙的文章。那种认为只有覆盖千里的寻木才能用于建筑大厦、只有用人所罕知的鬼神之言才能著成文章的想法是十分错误的。

    三、文贵丰赡,不拘一格

    葛洪认为,文章的风格和作者的才思不同,不能强求一律。"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辞义》)就是说色与味不一,而其甘美则无异。他还在《广譬》中指出:"色不均而皆艳,音不同而咸悲,香非一而并芳,味不等而悉美。"更加明确地阐发了这一思想。他承认美是多元的,文章的艺术风格不同,但其艺术价值无别,所谓春华秋月,各擅胜场,姹紫嫣红,皆领风骚,即此类也。美是多元的,声色香味不同,只是表明其各有特性,而其美均等,没有高下阶级之分。这一思想是十分可贵的,因为中国传统意识太习惯于把事物分出一个三六九等了,即便是无情无识的天地自然,也非要搞出一套主从尊卑的体系,几乎不知平等为何物,对于性异而位同更是感到不可理解,只要有差分,便马上想到是地位的不同,根本想不到在同一个地平线上生长着无数个品性各异的众生。

    中国文化尚和而不尚同,所谓和,是指不同的事物形成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即"群色会而兖藻丽,众音杂而韶 和也"(《尚博》)。尽管也强调众殊,但落脚点还是合一,一为主,多为从,以多始,以一终。强调的不是众殊之间的平等的关系,而是它们共同的归属,因此仍未摆脱尊卑主从的模式。

    尽管葛洪的这一思想只限于美学领域,且未得到展开,但其意义还是很大的。因为它展示了多元存在与平等意识,对于习惯于唯一至尊和主从关系的传统文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美是多元的,与此相应的美的标准和审美也应当是多元的,不可一概而论。因此在欣赏和品评文章时也应当考虑到文章的风格的多样性,不能用单一的标准或者纯粹根据个人的爱好来随便下定论。葛洪指出,浅近之人,习惯于"爱同憎异",对合乎己意的则以之为贵,对与己异趣的则以之为贱,根本不考虑自己的标准并非是唯一合理的标准,不承认艺术的多样性。这样就无法对文章的艺术价值做出正确的客观的评价。

    葛洪指出了评论文章的难度,以为"文章之体,尤难祥赏"(《辞义》)。这一方面是因为艺术本身的多样性,另一方面是因为审美者各自的情趣和审美能力不同,很难得到一个完全客观的公允的评价。如果只是以审美者个人的趣味为标准,"以入耳为佳,适心为快"(《辞义》),那么那种需要很高的欣赏水平的九成之韶乐、风流之雅颂恐怕一般的人就难知其妙了。因此浅近之人,只知盐梅之咸酸,不解大羹之妙味,唯见飘荡之细巧,不明深沉之远致。审美者的个人情趣和爱好在审美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个人爱好又是很难统一的,这使审美活动带有浓厚的主观色彩。葛洪指出:"观听殊好,爱憎难同。"(《广譬》)人的审美情趣千姿百态,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体现了审美者的个性,不可一概而论。譬如人皆爱好红颜丽色,而黄帝却逑笃丑之嫫母,陈候偏怜可憎之敦洽。人莫不爱好音乐,而汉顺帝喜听山鸟之鸣,以为远胜丝竹之响,魏明帝乐闻椎凿之声,不爱金石之和。非但人的审美情趣有别,人的欣赏能力也是不同的。"夫聩者不可督之以分雅郑,瞽者不可责之以别丹漆"(《守 》),对于缺乏审美能力的人,即便是南威西施立其前,也会视而不见;黄钟大吕鸣其测,也会听而不闻。而审美能力的高低往往与人的审美情趣的高下相联系,惯听桑间濮上之曲、下里巴人之声的人无法领略六茎九成之和音、阳春白雪之雅韵。不仅欣赏者的情趣各异,能力不一,作者的才思和风格也是多种多样,参差不齐。有的浩阔而不够渊深,有的深邃却又狭隘,有的思路清楚而言辞钝拙,有的不合事理而文句工巧。这些都是各有长处的偏才,不是兼擅诸长的通才。著述文章必须根据自己的才思行事,避其短而用其长,不可强求,如果梗短汲深,力小负重,非要在自己不擅长的方面逞能,只能是自取其辱。

    同著文章,而高下有别。葛洪指出:"若夫翰迹韵 略之宏促,属辞比事之疏密,源流至到之修短,蕴藉汲引之深浅,其悬绝也,虽天外毫内,不足以喻其辽邈;其相倾也,虽三光 耀,不足以方其巨细;龙渊铅铤,未足譬其锐钝,鸿羽积金,未足比其轻重。"(《尚博》)说明人的文才相差很大,直致有天壤之别。英逸之士,才高思远,探赜索隐,虽天地玄黄,无以拘其心,珠玉满斛,无以比其言,非寻常舞文弄墨之人所能比,正如厩马千匹,骐骥有超群之价,美人无数,威施有绝世之容一样。不能忽视这种差别,将能挥毫染纸的人都视为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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