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圆箓与藏经洞文物流散

1900年藏经洞发现之后，藏经洞文物的流散经历了两个阶段：国内流散和国外流散。这两个阶段以英国探险家和考古学家斯坦因从王圆箓手中收购藏经洞文物为界限，其间相隔7年时间。在这7年里，王圆箓抱着保护藏经洞和筹措太清宫修建经费两重目的，将藏经洞中的许多精品赠送给当地官员，这些文物后来大部分不知下落。

藏经洞发现之后，王圆箓的第一个举动，理应是向官府报告。作为一个道观的负责人员，他知道，无论他常住某地，或是对所住道观进行修建，都必须及时向官府报告。此一制度至今依然。如果遇有重大事项不报告，即属违规行为，就有被责令离开所住道观的可能。从王圆箓在莫高窟常住三十多年直至去世，并一度担任县级道教管理人的经历来看，他至少没有发生重大违规事项。因此，发现藏经洞后立即报告官府，是没有疑义的事。即或王圆箓没有文化，不能掂量出藏经洞中文物的价值，单从佛教洞窟中发现“宝物”的角度说，都是轰动当地的一件大事，况且藏经洞发现时，还有数人在场，王圆箓不可能做到秘而不宣。事实也证明，王圆箓确实及时向官府做了报告。黄征在《劫尘遗珠－－敦煌遗书》中[13]对王圆箓报告的过程作了描述：  

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宝藏的头两年里，担任敦煌县令的是严择。王圆箓首先向他做了报告，然而没有引起重视。接着，王圆箓又向安肃道道台兼兵备使廷栋送去一箱经卷，廷栋却认为经卷上的字没有自己写的好，也不当一回事。1902年3月，敦煌县令为汪宗翰，号栗庵，是湖北省通山县人，1890年考中进士，学识很好，对于古代文献有较深的认识，当上敦煌县令后曾在当地收集到一些汉简。当王道士送来敦煌卷子时，他打开一看，十分称赏，马上就写了报告呈送甘肃学政叶昌炽。l904年5月15日奉甘肃藩台之命亲自检点封存藏经洞，又责令王道士暂将发现的文物放回洞中封存起来，等候处理。在他送给叶昌炽的敦煌绢画上题有“光绪三十年四月朔奉檄检点经卷画像”的题记。继汪宗翰之后任敦煌县令的是黄万春和王家彦。黄万春任期为1906年3月至1907年3月，在保护敦煌文物文献上无所作为。王家彦任期为1907年3月至7月，正好遇上斯坦因到敦煌搜集文物。当斯坦因由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到敦煌时，他给予了热情的接待，并送给斯坦因一部《敦煌县志》。斯坦因在当年6月离开敦煌，不久王家彦也调任他处。

沙武田也认为：“藏经洞发现之后，王道士尽了最大的努力，做了他应该做的一切。不管是出于何种目的，他都一一向当地官方报告了藏经洞之事，也为他们送去了可以亲眼一观的宝物，一些在当地为官者和相互有关系的官员多有得到，文人老爷们只是玩玩，没有一人重视，得实惠者大有人在，如廷栋、汪宗翰、叶昌炽之流者，小到敦煌县令，大到甘肃省学台，可是对藏经洞遭劫的命运无济于事。”[14]

在当代有关学者研究敦煌学的著述里，也通过分析谢稚柳《敦煌石室记》、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龚煦春《庄子·知北游品》、曹元忠《沙州石室文字记》、卫聚贤《敦煌石室》和斯坦因《沙埋契丹废址记》、《西域考古图记》等文献，透漏出敦煌和甘肃地方官员从王圆箓手中获得藏经洞文物的一部分情况：

王圆箓通过安肃道道台把一些经卷报送甘肃藩台，却没有得到重视。“王道士颇机诈，思藉之贸利，私载经卷一箱至酒泉，献于安肃道道台满人廷栋。廷栋不省，以为此经卷其书法乃出己下，无足重。王道士颇丧沮，弃之而去。”[15]但是，这次送经的时间不详。据斯坦因记载，王道士刚一发现藏经洞，就通过肃州道台转送给甘肃藩台经卷，但因运费无着，甘肃藩台命令王道士看管。

1903年12月，著名金石学家、时任甘肃学正叶昌炽收到敦煌县令汪宗翰自敦煌寄来的唐代和元代拓片以及绢画佛像、写经等物；1904年9月，汪宗翰又送给他宋代绢画《水月观音像》。叶昌炽在其日记中说：“以上经像栗庵皆得自千佛洞者也。”同年10月，叶昌炽又收到敦煌当地文人王宗海送来的两卷唐代写经和一幅画，“皆莫高窟中物也。”叶昌炽还在日记中记载：“当时僧俗皆不知贵重，各人分取。”叶昌炽回乡四年后，于1910年1月23日（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三日）的笔记中还对自己当年未能亲赴敦煌考察藏经洞表示自责：“午后，张暗如来，携赠《鸣沙山石室秘录》一册，即敦煌之千佛山莫高窟也。唐宋之间所藏经籍碑版、释典文字，无所不有。其精者大半为法人伯希和所得，置巴黎图书馆，英人亦得其畸零。中国守土之吏，熟视无睹。鄙人行部至酒泉，未出嘉峪关，相距不过千里，已闻其室发现事，亦得画像两轴、写经五卷，而竟不能罄其宝藏，輶轩奉使之为何！愧疚不暇，而敢责人哉？！”

另外，汪宗翰又赠给一个名叫陆季良的人一幅五代药师如来绢本；还有曾在兰州军界任职的严金清，曾将藏经洞所出绢画和写经邮寄给两江总督端方；1905-1906年间担任敦煌典史的苏子培，将藏经洞所出6个佛道教经卷邮寄给其弟苏季培；1908年，法国远东学院（设在越南河内）教授伯希和赴中亚“考察探险”和购买文物，也在乌鲁木齐一位官员手中见到两件藏经洞所出唐代写经，因此决定前往敦煌。由此来看，王圆箓发现藏经洞以后，并没有阻止住当地人士的索取。

这些或由王圆箓报送，或由当地官员当作巴结上司的贵重礼物而转送的藏经洞文物，没有一件被各级官府和朝廷图书档案部门收藏，均作为私人收藏品在民间流传，大部分下落不明，少部分被外国收藏家购买。

当王圆箓用各种手段向官府报告以期引起重视得不到回应时，7年之后，敦煌迎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他就是英国探险家兼考古学家斯坦因。斯坦因在英国和印度政府资助下，以四十多年的时间，在中亚地区（主要是我国新疆）进行考古探险活动，取得了大量文物。1906年4月，斯坦因第二次到新疆探险，因听说敦煌莫高窟有精美的壁画，便在挖掘楼兰遗址后到达敦煌。经新疆阿克苏道台潘震介绍，斯坦因首先取得了敦煌县令王家彦的好感，得以用官府客人的身份进行考察活动。当时，有一个名叫扎希德伯克的土耳其商人，被从新疆驱逐到敦煌，成为当地一小群穆斯林商人的头目。斯坦因从扎希德伯克那里获悉藏经洞里偶尔发现了大批古代写卷的消息，并获知这批无价之宝已由官府下令封存，由一个道士负责看管。由于王圆箓外出化缘未归，斯坦因无法进入藏经洞。在长达两个月的等候期间，从千佛洞小喇嘛手中，初次见到一卷藏经洞所出写经。接着，在他聘请的中国“师爷”蒋孝琬——一位精通古物鉴赏的前地方政府文员的帮助下，以“布施功德”的名义，向王圆箓换取藏经洞文物。由于斯坦因持有清廷颁发的护照，护照上错误地将斯坦因的职务翻译为“大英国总理教育大臣司代诺”，[16]马车上插有官府发给的写有“大（英帝国）……印度教育大臣游历甘肃新疆考（察）……”字样的小黄旗，[17]又有前官府职员陪同，还有当地驻军长官、沙州营参将林太清派来的士兵做护卫，加上蒋、斯二人以玄奘取经的故事相类比，最终使王圆箓实现了宗教感情方面的认同。更深一层的原因则是，王圆箓要保护藏经洞和补修千佛洞、修建太清宫经费缺乏，向官府报告又没有结果，因此只能用藏经洞文物来换取洋人的“布施”。这一次，斯坦因从藏经洞共得到了24箱写本和5箱佛画，均为藏经洞艺术珍品。王圆箓得到的“布施”为4个马蹄银（折合白银200两），一说为160.3两白银。[18]当年6月，斯坦因押运文物西行进入新疆继续考察。途中，蒋孝琬受斯坦因指派，秘密返回敦煌，又从王圆箓手中得到230捆手稿和3000多卷写本。斯坦因得到这些宝物后总计包装了17个大箱子，曾寄存在安西直隶州衙门内长达3个月之久，竟无人察觉。1908年，斯坦因经印度返回英国，将敦煌文物上缴英国政府，后分藏于大英图书馆、大英博物馆和印度事务部图书馆、新德里国家博物馆。斯坦因在印度还向印度外交大臣建议，由印度政府向协助他在中国考察的若干官员致谢，其名单为：新疆总督、甘肃总督、阿克苏道台、肃州道台和敦煌县令。[19]

1908年2月，伯希和来到敦煌，以500两白银，从王圆箓手中换取了一批藏经洞文物，总计10箱，大约5000件写本和绢画。大部分通过海路运回法国，自己随身携带1箱辗转至河内。运到巴黎的这批文物全部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次年5月，他又受法国国立图书馆委托，前往北京购买汉籍。他随身携带了一些藏经洞文献向京师学人宣示，其中有《老子化胡经》写本。他的宣示和演讲，使罗振玉等中国学者了解到敦煌宝藏的价值。于是，罗振玉等提请学部收集剩余的藏经洞文物。[20]学部电令陕甘总督，将藏经洞所余经卷全部购买，运送北京。学部为此拨库平银6000两，合敦煌市平银6918两，超过斯坦因和伯希和二人付款总和数倍。这笔经费后来被敦煌县府截留，主要用于改修孔庙和补修城墙。王圆箓风闻朝廷拨款之事而不明就里，于是草拟了《催募经款草丹》，直接向朝廷讨要。他在呈文中说：“蒙天恩赐银壹万两，近闻其名而未得其款，以将佛工不能成就。区区小县，屡年募化，至今创修寺院以及补塑佛像、重修楼殿等项费用，过银贰万有余。缘为经款，叩恳青天佛祖电鉴，特修草丹上达。”按常例，这份呈文当经县署转呈。县令见文后，只好付给他300两作香火费。因此，他并没有将剩余经卷全部交出，而是另外藏匿了一批，后来相继卖给日本大谷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队和再次来敦煌的斯坦因，但这些经卷学术价值较低，许多卷子还是重复抄写。向北京运送的经卷，当时编号超过10000号。但经过沿途官员的偷窃和运抵北京后被押运官员及其他京官的再次抽检，最后送进京师图书馆的只有8000余件，不及藏经洞全部经卷约50000件的五分之一。负责运送这批经卷的甘肃布政使何彦升不仅纵容沿途官员偷窃，还在到达北京后又伙同其亲友李盛铎、刘廷琛等人大肆偷窃和损坏，其窃得经卷后来大部分出卖给日本人。[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