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宗教戒律还在一定程度上调和了氏族间的矛盾、战争。原始宗教的一些观点，如当时宗教的圣地玄宫所在的濮阳正遭受黄河下游的冲击，人们开始异常惊惶，认为是上天特别警诫我们，这样使许多矛盾与战争在这种认识中消除了[4]。

历法应是原始宗教择吉文化发明的，为了寻求禁忌日子的理论根据，以宗教为专业的人们便寻找并创造了历法。原始宗教的禁忌戒律，开始是模糊的，连他们自己也无法理喻，后来原始的图腾崇拜、祖先崇拜、山岳崇拜、部落酋长的生辰死忌，以及各个部落的祭祀禁忌，经过大巫们的整齐划一，形成了原始宗教戒律。这时的原始社会秩序还没有一整套管理内容，原始宗教戒律中的禁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大家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讲，原始宗教戒律成了当时社会秩序的管理工具。

中国的祭祀文化极其久远，在女娲、伏羲时就已成定制。据《史记·封禅书》转引管仲的话说：

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昔无怀氏封泰山，禅云云；伏羲氏封泰山，禅云云；神农氏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黄帝封泰山，禅云云；颛顼封泰山，禅云云；帝喾封泰山，祥云云；尧封泰山，禅云云；舜封泰山，禅云云；禹封泰山，禅云云；汤封泰山，禅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5]

“禅”，意为封土祭山；“云云”是记述了三皇五帝及夏、商、周三代帝王登泰山封土祭天向天神、祖先报功谢恩的一系列宗教仪式。当然，三皇五帝祭天也要遵守一些原始宗教戒律。

其实，中国的三皇五帝按有关文字的记载推测，他们本身都是祭祀活动的主祭者，他们不但是一个部落的首领，也是沟通人神意识神通广大的大巫师。进一步说，他们不但是一个部落的首领，也是部落联盟宗教的大教主，这时的政教绝对是合为一体的，一些氏族习惯同原始宗教戒律也是合为一体的，没有十分明显的界线。颛顼是黄帝之孙，《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生昌意，昌意生……颛顼。”《国语·鲁语下》说他“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伐；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乘龙而至四海。”这说明颛顼也是首领及教主为一身的大巫师。对教主们前加一“帝”字表明原始公社时代的末期，宗教势力很庞大，氏族制度即将解体，氏族制度大多被原始宗教戒律所代替。私有成分已产生，部落联盟越来越大，各大氏族集团、部落首领争夺天下，兼并战争不断，这是国家政权即将产生的前夜。社会急剧变化，这时祭祀活动盛行，巫觋横行，人人祭神，家家有巫，各种名目繁多的祭祀无度。当时部落联盟正处于政治变革，充斥社会的巫觋是神的代表。但巫觋却不是人人都来传达天神旨意，这样势必干预联盟的政要大事，人多言杂，思想无法统一，使联盟失却威严。因此，在联盟大合并的时期，宗教的戒律也在不断的合并与揉合。制定一些大型戒律也势在必行，这样有利于治理混乱局面，结束人神不分的历史。帝颛顼便规定少昊氏的大巫师重为南正，“司矢以属神”，只有帝颛顼与重才能管天上的事，传达上天群神的旨意，其他巫、觋不得妄传天神的旨意；又命令“火正黎司地以属民”，让黎专管地上的群巫，让他们为地上的百姓治病祈福，不得过问天上的事。[6]这就是著名的“绝地天通”，是帝颛顼对原始宗教等次、地位的严格规定，这时的原始宗教的戒律已具规模，也足见政教的原始社会的一斑。

从这里我们看出，原始宗教的形成在初期时就与氏族、部落的利益紧紧结合在一起，即与政治利益结合在一起，它促使、帮助了当时的宗教集团登上了政治舞台。同时，政治集团也促使原始宗教的制度、戒律逐步完善，从而真正达到了早期的神权政治色彩。

正因为这样，原始氏族习惯已逐步转变为氏族政权制度与宗教戒律，政权制度与宗教戒律紧紧结合，宗教活动多数为政权所操纵，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人员、地位、程序自然就有了严格、详尽的规定和要求，原始习惯逐渐与原始宗教制度中的戒律大相径庭了。

注：

[1]李福泉《先秦文化史》，岳麓书社，1996年版。

[2]《中国祭天文化》，陈烈著，宗教文化出版社。第4页。

[3]《王母娘娘确有其人》，《神州民俗杂志》，2005年第1期，总第46期。

[4]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徐旭生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第7页、8页。

[5] （汉）司马迁著《史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6]陈烈《中国祭天文化》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