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神仙思想探源 (2)

网络 徐西华

2011-02-10 17:19:06

二、黄老派的养生论

西汉的黄老学派,不仅在政治论上与老庄不同,在自然观上也很不一样。老庄派的养生论,是从无为自然的立场出发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黄老学派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然观, 即有为自然说。在养生论方面,主张通过养形的途径以达到不老长生。在形与神之间,更多地重视形对神的决定作用。随着医学的进步,汉初养生术颇为活跃,近年长沙汉墓出土的《导引图》足以说明这一点。《导引图》已是颇为复杂的一套“动功”了,当是《庄子》书中记载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这一派在汉代的发展。而这一派的理论,由东汉的王充作了总结。以前老庄派强调的是“神”,现在黄老派充分注意到形。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西汉黄老学派的有为自然说,提出了一种 “则天”思想。这种则天思想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道自然无为,二是“气自为之”。王充的出发点是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目的论是有为而不是无为。王充讲天道自然无为是针对目的论的,他在《论衡自然篇》中解释说:“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以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从而,自然无为的义蕴实际上是指物的自生和自为。他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气自为之”。《论衡自然篇》又说:

“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殆自然也”。

既然天地无为的内容是气的自为,这就从无为论走到了有为论。这种情形,他称之为: “外若有为,内实自然。”《论衡自然篇》又说:

“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

“尧则天而行。”

“虽然自然,亦须有为辅助。”

虽说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可是要则天而行,就不能没有人为了,就不能没有辅助自然的人为。这种有为自然的则天思想,也体现在王充的养生论中。与《庄子》书中养神派的宗旨不同,王充是主张养形的,是养形派。从《论衡道虚篇》来看,王充是不信神仙的,但晚年又作养性之书。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充作养性之书呢 ?王充认为,人的寿命短,决定于先天气禀的厚薄,禀气厚者则寿命长,禀气薄者则寿命短。人的生与死,皆同无气息息相关。所以《论衡论死篇》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即死复归元气。”从元气自然论出发,王充在《论衡无形篇》中提出了一种变形说:

“人,物也,受不变之形,形不可变更,年不可增减。”
这里把形体同寿命修短联系在一起,并看成是决定的因素,人若是要增加寿命,那么首先就得改变形体。因为有人之形斯有人之寿,有牛马之形斯有牛马之寿。《论衡无形篇》明确提出了 “人以气为寿”:

“形之包血气也,犹囊之贮粟米也。……人以气为寿,气犹粟米,形犹囊也。增减其寿,亦当增减其身,形安得如故!”
从而以为,人寿之增减,形体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形说甚至把人的寿命比作苞瓜之汁: “人不耐(能)损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减人之年?”“终死形不可变化,年亦不可增加。”可见,王充以为变形是增寿的唯一途径,但变形又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怀疑时下流行的“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的可能性。而且,象知了那样,“徒变其形而年不增”,是不足取的,为了增寿的目的,只有老翁变成婴儿方才可贵。否则“徒变其形,寿命不延,其何益哉!”由于对形体方面的特殊重视,王充相信假如有神仙的话,那么神仙在饮食方面一定是与普通人不同的。《论衡道虚篇》说:

“且凡能轻举入云中者,饮食与人殊之故也。龙食与蛇异,故其举措与蛇不同。闻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荚,食精身轻,故能神仙。 ……”

正是这种养形的观点,对饮食作用的看法,促使他晚年作养性之书, “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怀着不妨一试的心情,从事养生术的实践。相信“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但

“不能寿之为仙”。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养生态度。到了汉魏之际,风靡一时的养生术和大批出现的养生家则从实践方面支持了这种养形论。曹丕《典论》和曹植《辨道论》都记载了当时养生术的流行的盛况。《典论》说:

“颖川郃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芩,饮水,中寒泄利,殆至殒命。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

张华《博物志》说: “魏武帝好养生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并罗列了魏武所集方士一十六人的名单,说:“右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仲长统所说,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从养生家的派别来看,曹操罗至的方士,大体可分为以甘始代表的行气派,以左慈为代表的房中派和以郄俭为代表的饵药派。三派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先秦,然而它的空前兴盛无疑是在汉魏之际。曹营之中,似乎并无老庄养神派的踪迹,可以说是黃老养形派的垄断局面。而在这三派当中,最为发达的恐怕还是饵药(草木药)这一派。这是可以从《列仙传》一书得到证明的。

《列仙传》收集了先期以来有关神仙的传说,托为刘向所撰。

关于此书作者和成书年代自来就是一个疑问,陈振孙《书录题解》说它 “不类西汉文字”,而黄伯思《东观余论》肯定它是“东京人作”,是大体可信的。东京人作,也就是东汉人作。所以《列仙传》的成书,应当是在养生术极为流行的汉魏之际。此书所列“神仙”共七十一名,其中绝大部分是饵草木药的。所以神仙的性格和特点,与《庄子》书中的圣人或神人是大不相同了。《庄子》书中的圣人或神人,由于把形体看作是一种消极的因素,因而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并且总是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氛围气。而《列仙传》的神仙,除长生这点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似乎就存在于普通人中间,显然是按照当时养生家的形家塑造出来的,不过被加以夸大而已。从养生术的角度,可分以下三类:

1、房中:计有容成公“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老子“好精养气,贵接而不施”;女几行“交接之术”。共三例。

2、饵丹:计有任光“善饵丹”,主柱“饵砂”,赤斧“能作水浈炼丹、与硝石服之。”共三例。饵其他矿物药的则有赤松子“服水玉”,方回“炼食云母”,邛疏“煮石髓而服之”,陵阳子明“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共四例。

3、饵草木药:计有赤将子与“啖百草花”,偓佺“好食松实”涓子“好饵术”,吕尚“服泽芝地髓”,师门“食桃李葩”,务光“服兰韭根”,仇生“常食松脂”,彭祖“常食桂芝”,陆通“食橐卢木实及芜菁子”,范蠡“好服桂饮水”,寇先“好种荔枝食其葩实焉”,桂父“常服桂及葵,以龟脑和之”、修羊公“取黄精食之”,赤须子“好食松实、天门冬、石脂”,犊子“采松子茯苓饵而服之”,园客“常种五色花香,……食其实”,鹿皮公“食芝草”,昌容“食蓬根”,谿父“炼爪子与桂、附子、芷实共藏而……食之”,山图“服地黄、当归、羌活、独活、苦参散”,毛女“食松叶”,文宾“服菊花、地肤、桑上寄生、松子”,商丘子胥“食术、菖蒲根”,玄俗“饵巴豆”。共二十四例,涉及的中药约三十余味,这些普通中药的效用都被夸大和神秘化了。唯其如此,使我们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养生术乃至养生论由重“神”发展到重“形”,是医学进步的结果。

此外,饵药而兼行气的有彭祖、邛疏二例,彭祖 “善导引行气”,邛疏“能行气炼形”。《列仙传》中没有单独出现导引行气这一派。

饵药派的绝对优势,说明后汉以来相信神仙饮食与常人不同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看法。同时,《列仙传》的作者相信药物能使人的形体发生变化、从而修改了王充的观念,但在最根本的一点,在重 “形”这一点上继承了王充。例如僵佺由于好食松子的缘故,“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赤斧由于饵丹,“三十年反如童子,毛发生皆赤”。更多的例子是白发变黑、齿落更生。总之,后汉以来的养生家相信药物能引起形体变化与生命过程的逆转。饵药派的这种优势,至少延续到葛洪说过“世人不信神丹,反信草木之药”的话,可见那时饵丹派的势力是远不如饵药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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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黄老派的养生论

    西汉的黄老学派,不仅在政治论上与老庄不同,在自然观上也很不一样。老庄派的养生论,是从无为自然的立场出发的。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黄老学派提出了一种新的自然观, 即有为自然说。在养生论方面,主张通过养形的途径以达到不老长生。在形与神之间,更多地重视形对神的决定作用。随着医学的进步,汉初养生术颇为活跃,近年长沙汉墓出土的《导引图》足以说明这一点。《导引图》已是颇为复杂的一套“动功”了,当是《庄子》书中记载的“吹呴呼吸,吐故纳新”这一派在汉代的发展。而这一派的理论,由东汉的王充作了总结。以前老庄派强调的是“神”,现在黄老派充分注意到形。

    王充继承和发展了西汉黄老学派的有为自然说,提出了一种 “则天”思想。这种则天思想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天道自然无为,二是“气自为之”。王充的出发点是反对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目的论是有为而不是无为。王充讲天道自然无为是针对目的论的,他在《论衡自然篇》中解释说:“天动不欲以生物而物自生,此则自然也;施气不欲以为物而物自为,此则无为也。”从而,自然无为的义蕴实际上是指物的自生和自为。他把这个观点概括为“气自为之”。《论衡自然篇》又说:

    “夫天无为,故不言;灾变时至,气自为之。……殆自然也”。

    既然天地无为的内容是气的自为,这就从无为论走到了有为论。这种情形,他称之为: “外若有为,内实自然。”《论衡自然篇》又说:

    “至德纯渥之人,禀天气多,故能则天,自然无为。”

    “尧则天而行。”

    “虽然自然,亦须有为辅助。”

    虽说天道是自然无为的,可是要则天而行,就不能没有人为了,就不能没有辅助自然的人为。这种有为自然的则天思想,也体现在王充的养生论中。与《庄子》书中养神派的宗旨不同,王充是主张养形的,是养形派。从《论衡道虚篇》来看,王充是不信神仙的,但晚年又作养性之书。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王充作养性之书呢 ?王充认为,人的寿命短,决定于先天气禀的厚薄,禀气厚者则寿命长,禀气薄者则寿命短。人的生与死,皆同无气息息相关。所以《论衡论死篇》说:“人未生在元气之中,即死复归元气。”从元气自然论出发,王充在《论衡无形篇》中提出了一种变形说:

    “人,物也,受不变之形,形不可变更,年不可增减。”
    这里把形体同寿命修短联系在一起,并看成是决定的因素,人若是要增加寿命,那么首先就得改变形体。因为有人之形斯有人之寿,有牛马之形斯有牛马之寿。《论衡无形篇》明确提出了 “人以气为寿”:

    “形之包血气也,犹囊之贮粟米也。……人以气为寿,气犹粟米,形犹囊也。增减其寿,亦当增减其身,形安得如故!”
    从而以为,人寿之增减,形体也应发生相应的变化。这种变形说甚至把人的寿命比作苞瓜之汁: “人不耐(能)损益苞瓜之汁,天安耐增减人之年?”“终死形不可变化,年亦不可增加。”可见,王充以为变形是增寿的唯一途径,但变形又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怀疑时下流行的“图仙人之形,体生毛,臂变为翼”的可能性。而且,象知了那样,“徒变其形而年不增”,是不足取的,为了增寿的目的,只有老翁变成婴儿方才可贵。否则“徒变其形,寿命不延,其何益哉!”由于对形体方面的特殊重视,王充相信假如有神仙的话,那么神仙在饮食方面一定是与普通人不同的。《论衡道虚篇》说:

    “且凡能轻举入云中者,饮食与人殊之故也。龙食与蛇异,故其举措与蛇不同。闻为道者,服金玉之精,食紫芝之荚,食精身轻,故能神仙。 ……”

    正是这种养形的观点,对饮食作用的看法,促使他晚年作养性之书, “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怀着不妨一试的心情,从事养生术的实践。相信“吞药养性,能令人无病”,但

    “不能寿之为仙”。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养生态度。到了汉魏之际,风靡一时的养生术和大批出现的养生家则从实践方面支持了这种养形论。曹丕《典论》和曹植《辨道论》都记载了当时养生术的流行的盛况。《典论》说:

    “颖川郃俭能辟谷饵伏苓;甘陵甘始亦善行气,老有少容;庐江左慈知补导之术。并为军吏。初,俭之至市,伏苓价暴数倍,议郎安平李覃学其辟谷,餐伏芩,饮水,中寒泄利,殆至殒命。始来,众人无不鸱视狼顾,呼吸吐纳。军谋祭酒弘农董芬为之过差,气闭不通,良久乃苏。左慈到,又竞受其补导之术。至寺人严峻往从问受,阉竖真无事于斯术也!”

    张华《博物志》说: “魏武帝好养生法,亦解方药,招引四方之术士如左元放、华佗之徒、无不毕至。”并罗列了魏武所集方士一十六人的名单,说:“右十六人魏文帝、东阿王、仲长统所说,皆能断谷不食,分形隐没,出入不由门户。”从养生家的派别来看,曹操罗至的方士,大体可分为以甘始代表的行气派,以左慈为代表的房中派和以郄俭为代表的饵药派。三派的历史都可追溯到先秦,然而它的空前兴盛无疑是在汉魏之际。曹营之中,似乎并无老庄养神派的踪迹,可以说是黃老养形派的垄断局面。而在这三派当中,最为发达的恐怕还是饵药(草木药)这一派。这是可以从《列仙传》一书得到证明的。

    《列仙传》收集了先期以来有关神仙的传说,托为刘向所撰。

    关于此书作者和成书年代自来就是一个疑问,陈振孙《书录题解》说它 “不类西汉文字”,而黄伯思《东观余论》肯定它是“东京人作”,是大体可信的。东京人作,也就是东汉人作。所以《列仙传》的成书,应当是在养生术极为流行的汉魏之际。此书所列“神仙”共七十一名,其中绝大部分是饵草木药的。所以神仙的性格和特点,与《庄子》书中的圣人或神人是大不相同了。《庄子》书中的圣人或神人,由于把形体看作是一种消极的因素,因而是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并且总是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氛围气。而《列仙传》的神仙,除长生这点以外,几乎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似乎就存在于普通人中间,显然是按照当时养生家的形家塑造出来的,不过被加以夸大而已。从养生术的角度,可分以下三类:

    1、房中:计有容成公“善补导之事,取精于玄牝”;老子“好精养气,贵接而不施”;女几行“交接之术”。共三例。

    2、饵丹:计有任光“善饵丹”,主柱“饵砂”,赤斧“能作水浈炼丹、与硝石服之。”共三例。饵其他矿物药的则有赤松子“服水玉”,方回“炼食云母”,邛疏“煮石髓而服之”,陵阳子明“采五石脂沸水而服之”。共四例。

    3、饵草木药:计有赤将子与“啖百草花”,偓佺“好食松实”涓子“好饵术”,吕尚“服泽芝地髓”,师门“食桃李葩”,务光“服兰韭根”,仇生“常食松脂”,彭祖“常食桂芝”,陆通“食橐卢木实及芜菁子”,范蠡“好服桂饮水”,寇先“好种荔枝食其葩实焉”,桂父“常服桂及葵,以龟脑和之”、修羊公“取黄精食之”,赤须子“好食松实、天门冬、石脂”,犊子“采松子茯苓饵而服之”,园客“常种五色花香,……食其实”,鹿皮公“食芝草”,昌容“食蓬根”,谿父“炼爪子与桂、附子、芷实共藏而……食之”,山图“服地黄、当归、羌活、独活、苦参散”,毛女“食松叶”,文宾“服菊花、地肤、桑上寄生、松子”,商丘子胥“食术、菖蒲根”,玄俗“饵巴豆”。共二十四例,涉及的中药约三十余味,这些普通中药的效用都被夸大和神秘化了。唯其如此,使我们不怀疑这样一个事实,即养生术乃至养生论由重“神”发展到重“形”,是医学进步的结果。

    此外,饵药而兼行气的有彭祖、邛疏二例,彭祖 “善导引行气”,邛疏“能行气炼形”。《列仙传》中没有单独出现导引行气这一派。

    饵药派的绝对优势,说明后汉以来相信神仙饮食与常人不同已成为一种流行的看法。同时,《列仙传》的作者相信药物能使人的形体发生变化、从而修改了王充的观念,但在最根本的一点,在重 “形”这一点上继承了王充。例如僵佺由于好食松子的缘故,“形体生毛,长数寸,两目更方”。赤斧由于饵丹,“三十年反如童子,毛发生皆赤”。更多的例子是白发变黑、齿落更生。总之,后汉以来的养生家相信药物能引起形体变化与生命过程的逆转。饵药派的这种优势,至少延续到葛洪说过“世人不信神丹,反信草木之药”的话,可见那时饵丹派的势力是远不如饵药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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