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小柳司气太田野工作中的发现

昭和六年（1931），日本道教学者小柳司气太博士受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之委派，前往全真教中心北京白云观进行实地考察。小柳之所以要采用田野工作的方法研究道教，乃是与他执持的道教研究之新方法论密切相关。他说：“窃思研究之法，自有二途：一则精核其文献，以明其真伪源委。一则见闻现状，以证明信仰仪礼。”这种以文献材料结合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在当时中国道教研究界尚未见学者采用，虽说在欧州学者早在十九世纪就采用这种方法研究道教。小柳氏在北京白云观探古碑，察殿宇，访耆老，搜逸闻，终在无前史可依的前提下，编纂了一部内容平实、体例简明的四卷本《白云观志》。其有功于道门甚伟。

对于我们考察全真教龙门派传法世系的形成这一主题，小柳氏《白云观志》有价值之处乃在于卷二“白云观记事”。在这一部分，他记录白云观有一由东西两房组成的祠堂，其中东房在中央教祖王重阳塑像左侧设有“白云堂上第廿一代监院上至下智秋樵刘大真人”“白云堂上第廿一代监院上至下端堂崔真人”两神位，右侧则设“白云堂上第廿一代律师上至下知林泉刘真人”“白云堂上第廿一代律师上至下知霦毓陈真人”两神位。在左侧之东另还列有自赵道坚律师为首的十五代律师（其中第二代上道下纯碧芝张大真人，道字当系德字之误），其排序与龙门派字诗相合，即按照：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依次排下来。在西方以“白云堂上第十五代律师上本下悟寿山张大真人”为首，亦列有十四牌位，其排序为合字辈一位，教字辈三位，永字辈五位，圆字辈一位，明字辈两位，和字辈一位。总计奉斋神位三十九，分属二十一代。其派字符合闵一得《金盖心灯》所记：“道德通玄静，真常守太清。一阳来复本，合教永圆明”等派字诗。其中第二十代高仁峒直到光绪三十年（1905）仙逝。这说明龙门派字诗不单见于道教文献记録，而且在祠堂牌位供奉这种重要的宫观体制中也得到体现。如此似乎龙门派字诗的真实性不容置疑。

然而随后小柳博士通过将白云观中塔院存留的住持、监院、律师墓铭与祠堂供奉牌位进行比对，获得的结果使人对此按派字诗排序的供奉牌位群体启生疑窦。对这一供奉牌位群体的性质难予断定，因为它不归属于白云观历代住持群体。正如小柳博士指出的那样，如果这一牌位供奉群体属于白云观历代住持，那么其中缺少包括白云观开创者尹志平在内的诸位代全真教大宗师的牌位。另外明代几位白云观住持也一律缺席。相反供奉牌位中自赵道坚至第六代赵复阳与白云观无关，反而列入其中。也与观内塔院所建的住持、监院、律师墓塔有较大出入。其次白云观前八代住持、监院、律师没有进入祠堂牌位供奉群，而自第九代始虽然进入祠堂，但排列的代数却有变动。通过认真比对，小柳氏指出：

要之，第十七代以后，其代数及人名相符，第九代以前则不同。墓铭所称“第九代监院上合下皓朗然张大真人”者，在于祠堂，实为第十六代。其它无一相符者。且塔院第二代至第八代，无文献可征。质诸道士不明，故唯直叙其所观而已。

考虑到白云观的塔院区已荡然无存，小柳氏的这份记述及比对之价值弥足珍贵，堪称是抢救性的整理。因为塔院墓塔的真实性无疑应高于祠堂牌位，据此我们可以确信三点：其一，白云观祠堂所列历代律师、监院奉祠牌位是按照龙门派字诗设定的，因此应后于派字诗初始确立年代。其二，从白云观前八代住持、监院未入祠堂看，例如第二代住持杨旭初、第六代监院李阳玉、第七代张来如、第八代杜阳春均为有墓塔，但却未入祠堂看，白云观上述奉祀牌位系列有后来植入痕迹，而非白云观旧有。既使该祠堂奉祠对象仅为龙门传戒律师，但也应考虑多数方丈、监院同时也担任传戒律师这一事实，而传戒律师也往往被尊称为住持、方丈。此外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祠堂中有牌位，但却在塔院中无塔墓这种现象，也为我们上述推测提供更强证据。据此我们可以推论，龙门派字诗发源地不是白云观，而是由其它宫观传入的。可能自某代始，有外来的、以采用龙门派字诗为特点的全真道士接管白云观，并将自己所属宗派传承世系植入白云观，转而对白云观原有传法世系进行改造，以后白云观就为这一派所控制。然而这一事件到底自何时、何代 开始？从房永谦抄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玄都律坛威仪戒科全部》之《祖堂奉师法座》所列各代律师与白云观祠堂供奉者大体相同看，白云观祠堂开始采用这套龙门派传法世系以建造供奉牌位，至少可以追溯至同治年以前。然而其上限在何时？关于这一点，关系龙门派传承者甚大，在此不妨展开论述。

考明代自成祖永乐年始，北京白云观至少有两支重要传承活跃于其中，似乎均未按龙门派字诗命名，因而可能均不属后来的那种按派字诗排列世系的龙门派。其中一系进入白云观始于明代全真高道刘渊然。其在明代的传承为赵宜真、刘渊然、邵以正、俞道纯（另还有一位普毅杜真人）、李得晟。该派开宗之祖、元末明初高道赵宜真，兼得全真教南北二宗之传，同时又兼传清微、净明派道法，堪称元末明初集道教大成者。他的传教基地本来在江西雩都，与北京白云观关系不大。然而至其弟子刘渊然时，就应成祖之邀北上，特别是在仁宗洪熙元年（1425）受命掌天下道教事之后，其势力似已逐渐渗入白云观。因为我们发现到其弟子邵以正时，已正式认同全真传承，同时有意识地接续白云观传承法脉。邵以正于景泰七年（1456），主持白云观的扩建就是出于这一动机：“（邵以正）念真人（按指丘处机）与先师刘真人，偶得长春之号，而师祖赵真人又受北派金丹之传于真人（亦指丘处机），而以正实嗣派云孙也。乃谋新三殿三楹，既像真人于其中，复图十八大师暨祖师、先师之像于其壁。经始于景泰丙子，落成四年。”在此值得注意的是，邵以正于明代宗景泰七年（1456）时，就直接将本宗接续丘处机及十八大师之后，而越过元代历代掌教宗师及前此明代白云观住持。这就相当于宗派嫁接，而前此的白云观传承无疑就中断了。该宗的这种认同一直持续至武宗正德年间的李得晟，仍然继承先辈传统对白云观处顺堂加以修缮。李得晟撰于正德十一年（1516）的《长春殿增塑七真仙范纪略》说：“得晟于正德己已（1509）拜谒祠下，瞻檐牗脱落，日就倾圮，思继先志，召匠鸠材，以坚易朽，补缺为完。比昔加壮丽焉。复命匠氏，埏植仙像六躯，通原像为北派七真也。”此外我们注意到这次修缮时，他还将包括自己在内的本宗五位宗师的图像直接绘于十八大师之后。李得晟《长春殿增塑七真仙范纪略》：“若夫原阳赵真人，学北派金丹之传着，及门弟子受业也刘真人，封号相类，异世同符也。至如通妙邵真人、普毅杜真人、下及得晟，滥厕妙应真人，皆嗣派云孙，蒙其余泽者也，绘形于群师之后。”应注意这位普毅杜真人当系他的老师，与俞道纯同属一辈，而俞道纯则被取代。这一宗的全真认同不容置疑，从法名命名习惯看，似乎并未采用龙门派字诗。有不少学者例如莫尼卡、王岗在文中提到明初刘渊然并不属于全真教，而是传播净明、清微派教义，应该归属于这两派。对此，从我们上述所列该派在明代全真认同的历史事实来看，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另外我们还要强调这一派自刘渊然开始一直被明政府加封为大真人、真人，并领道教事，直到明武宗正德年间（1506～1522），均系明代道教实际。虽然该宗于明代在白云观传承了一百多年，但显然其法名至少在李得晟时未按龙门派派字诗排列。又除刘渊然外，明代初中期，曾担任白云观住持的李时中、倪正道二人虽然对明代白云观的重建，居功甚伟，但也显然不属龙门派。倪正道于成祖永乐四年（1406）任白云观住持，曾主持三清大殿的兴建。倪正道则于永乐十年（1412）继任住持，英宗正统三年（1438）、五年（1440）、八年（1443）他先后三次主持玉皇殿、处顺堂、衍庆殿、四帅殿及山门的兴建。但他显然与后世体现于派字谱中的龙门派无关。可能正是因为他们与后世采用派字谱中来传承的龙门派无渊源关系，因而无论白云观祠堂、塔院中均无他们的遗迹。这也反证后世采用派字谱中来传承的龙门派在白云观起源可能晚于明武宗正德以后。

总之，龙门派在白云观的传承相对较晚，应当在明代末年。清刘献廷《广阳杂记》认为白云观龙门派始于王清正。此人系明末龙门派道士马真一一系弟子。这一说法也有疑问，因为我们知道明末清初王常月就已入主白云观。两人到底谁先谁后？关系如何？这些问题都有待进一步考察。

（作者张广保，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原载《全真道研究》2011年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