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洞经与近代云南民间道教发展特点初析(林莉)

道教之音整理 林莉

2012-11-30 07:56:13

云南洞经是指自明清以来,流传并活动于云南民间的宣唱经文活动。在云南省所属的地州市中,除了迪庆等少数几个地区外,昆明、楚雄、文山、红河、保山、大理、丽江、曲靖、玉溪、昭通等大多数地区都有洞经会。其谈演经籍、供奉神祀、斋醮科仪等宗教器物、宗教仪礼以道教为主,兼容糅合了佛教、儒家及部分少数民族信仰内容,体现了近代以来道教在云南民间吸收多教文化的发展趋势。一般而言,云南洞经音乐总的来说是以道教音乐为主,但同时也融入了大量的江南小调及种类繁多的曲牌,成为一种形式上易于谈诵,内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活动。 

云南洞经的传入时间为明清时期,对于云南洞经起源的学术研究目前主要有二种说法:一说是洞经音乐从四川产生以后逐渐向外地拓展,洞经音乐发祥于四川梓潼(1)。二说是源于内地:南京、四川、江西、北京等四地(2)。或源于江浙内地一带(3)。 

关于洞经谈经的起源,现存文献资料中鲜有明确记载。民国学者云龙所编的《姚安县志?卷55》载:“姚邑经会,创史于东山老会。明末奉人席上珍,始于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张问德《顺宁县志初稿?宗教》载:“顺属江左一带,多有圣谕坛之设,假请圣祖圣谕十六条为宣传之护符,到处讲说善书、劝人为善。继而设坛扶乩,代人焉亡祈福,俨然释道之风,颇为乡民信仰。余波所及,延至江右各地。其坛名多以善字标榜,如某某善坛之类。” 

从各地口碑引证来看,笔者认为:洞经起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四川说(包括大理、蒙自、丽江、保山);大理说(包括泸西、巍山、剑川、永胜等);北京说(包括建水、蒙自、腾冲);江浙说(包括文山、石屏);江西说(包括新平、楚雄);南京说(包括曲靖等地)。 

从道教在云南的发展历史来看,大理地区的洞经也必然是由外地传入的。由于各地洞经的风格不一,如:在滇西和滇西北,是由道士担任洞经经师或首座,而在滇中(除楚雄外)道士都不参加洞经会。同时,滇西、滇西北与滇中的曲牌风格及内容迥异。因此,云南洞经在云南的传入与发展则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可能是由四川传入,流行于以大理为中心所覆盖的滇西及滇西北地区,此地区可能多受四川梓潼道教的影响;一部分是由内地传入,以楚雄、曲靖、文山等地为主的滇中三角地区,这一地区主要受到内地民间道教的影响。 

反观明清时期内地的宗教情况,所盛行的是以民间宗教组织为载体,奉“宝卷”为经典,以“宣卷”为宣传手段的民间宗教。 

道教从初创时期开始就与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元代中叶以后,道教虽然失去了上层的支持,在民间却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道教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科仪教规等以通俗的方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推广。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组织名目繁多,以禅宗和道教内丹派影响的新型民间宗教大批涌现,成为那一时代民间宗教的特点。 

“宝卷”,是一种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其演唱形式明代以后称为“宣卷”(或称“讲经”、“念卷”等)。“宣卷”也就是宣唱“宝卷”的宗教活动,又称“念卷”、“说经”、“说因果”等。与一般民间说唱技艺不同,宣卷主要是一种以通俗说唱来劝善化俗的宗教宣传活动。到了清代初年,“宣卷”已普及于南北各地,并传抄各种宝卷文本,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活动达到极盛,由专业或业余的“宣卷”先生组成众多的宣卷班社,活动在城镇乡村。从以上情况看,云南洞经的形态大致保留了明清宝卷”的风格,但在规模上有所发展。 

宣卷在宋元时期的内容主要与佛教等宗教法书有关,发展到明清时期,也大量掺入了道教的内容。许多道教性质的文书如《太上老君清净科仪》、《玄天上帝真武祖师修行成圣全卷》、《先天元始土地宝卷》等道教系统的经书也加入了“宝卷”。在道教及其劝善书以及《太上感应篇》等经书的影响下,“宝卷”也出现道教性质的《阴骘文》、《功过格》和宝卷类的劝善书。“宝卷”的出现体现了明清以来释、道、儒三教相互融合及通俗化的特征。 

从云南洞经经籍来看,其经书多而杂。主要有源于道教而改编的谈本,如:《大洞仙经》、《北极真武玄天报恩谈经》、《文昌谢过宝忏》、《文昌皇君阴骘文》等等;由此归纳,洞经经籍所呈现的是一种道教与儒释融合的状态,体现了道教在云南近现代发展的特征。 

从洞经典籍的目录来看,笔者认为,与“宝卷”类同的就有《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谈经》(三官妙经)(礼请、卷上中下、三元忏)、《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经阐微》(礼请、卷上中下、宝忏)、《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报恩谈经》(卷上中下,报恩除罪宝忏)等等。此外还有大部分云南洞经典籍还须要更进一步地收集分析整理归纳。 

一、宝卷与洞经经文的体制结构 

宝卷的原型据记载是流行于唐、五代时期俗讲中的变文,早期的结构可分为附属部分和主体部分。附属部分包括卷首的焚香赞、开经偈和卷末的收经偈。主体部分一般划分为二十四品,也有分或较少或不分品的。各品在结构上大体相同。 

洞经经文的模式按张兴荣先生所分,为头、身、尾。头与尾也就是宝卷的附属部分,身即主体部分。以《大洞仙经》为例: 

附属部分: 

头按顺续为开经赞(前经偈)、持诵神咒(6至8)、插附的短经(3至5篇),祝香阐事、称扬尘套宝诰、忏悔——发愿——赞颂——礼谢、总赞。 

尾按顺序为开经赞(香赞)、开忏神咒(启尾十真言)、礼圣号、正经若干品、圣诰回向忏悔文、总赞集。 

主体部分:身部分为卷上、中、下三部,每部分结构大致相同,又分为头身尾三个部分。 

研究云南洞经结构体制可以发现,云南洞经结构体制不仅包含了宣卷结构体制,并且其内容大大丰富于目前所知的宣卷结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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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11-30 07:56: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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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洞经是指自明清以来,流传并活动于云南民间的宣唱经文活动。在云南省所属的地州市中,除了迪庆等少数几个地区外,昆明、楚雄、文山、红河、保山、大理、丽江、曲靖、玉溪、昭通等大多数地区都有洞经会。其谈演经籍、供奉神祀、斋醮科仪等宗教器物、宗教仪礼以道教为主,兼容糅合了佛教、儒家及部分少数民族信仰内容,体现了近代以来道教在云南民间吸收多教文化的发展趋势。一般而言,云南洞经音乐总的来说是以道教音乐为主,但同时也融入了大量的江南小调及种类繁多的曲牌,成为一种形式上易于谈诵,内容为群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活动。 

    云南洞经的传入时间为明清时期,对于云南洞经起源的学术研究目前主要有二种说法:一说是洞经音乐从四川产生以后逐渐向外地拓展,洞经音乐发祥于四川梓潼(1)。二说是源于内地:南京、四川、江西、北京等四地(2)。或源于江浙内地一带(3)。 

    关于洞经谈经的起源,现存文献资料中鲜有明确记载。民国学者云龙所编的《姚安县志?卷55》载:“姚邑经会,创史于东山老会。明末奉人席上珍,始于城中立桂香社。清初有耿裕祈者,游江浙,精习乐律,颇多传导。”张问德《顺宁县志初稿?宗教》载:“顺属江左一带,多有圣谕坛之设,假请圣祖圣谕十六条为宣传之护符,到处讲说善书、劝人为善。继而设坛扶乩,代人焉亡祈福,俨然释道之风,颇为乡民信仰。余波所及,延至江右各地。其坛名多以善字标榜,如某某善坛之类。” 

    从各地口碑引证来看,笔者认为:洞经起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种:四川说(包括大理、蒙自、丽江、保山);大理说(包括泸西、巍山、剑川、永胜等);北京说(包括建水、蒙自、腾冲);江浙说(包括文山、石屏);江西说(包括新平、楚雄);南京说(包括曲靖等地)。 

    从道教在云南的发展历史来看,大理地区的洞经也必然是由外地传入的。由于各地洞经的风格不一,如:在滇西和滇西北,是由道士担任洞经经师或首座,而在滇中(除楚雄外)道士都不参加洞经会。同时,滇西、滇西北与滇中的曲牌风格及内容迥异。因此,云南洞经在云南的传入与发展则大致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可能是由四川传入,流行于以大理为中心所覆盖的滇西及滇西北地区,此地区可能多受四川梓潼道教的影响;一部分是由内地传入,以楚雄、曲靖、文山等地为主的滇中三角地区,这一地区主要受到内地民间道教的影响。 

    反观明清时期内地的宗教情况,所盛行的是以民间宗教组织为载体,奉“宝卷”为经典,以“宣卷”为宣传手段的民间宗教。 

    道教从初创时期开始就与民间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元代中叶以后,道教虽然失去了上层的支持,在民间却找到了更肥沃的土壤。道教的宗教信仰、宗教活动、科仪教规等以通俗的方式在民间得到了广泛推广。明清时期的民间宗教组织名目繁多,以禅宗和道教内丹派影响的新型民间宗教大批涌现,成为那一时代民间宗教的特点。 

    “宝卷”,是一种在宗教和民间信仰活动中按照一定仪轨演唱的说唱文本,其演唱形式明代以后称为“宣卷”(或称“讲经”、“念卷”等)。“宣卷”也就是宣唱“宝卷”的宗教活动,又称“念卷”、“说经”、“说因果”等。与一般民间说唱技艺不同,宣卷主要是一种以通俗说唱来劝善化俗的宗教宣传活动。到了清代初年,“宣卷”已普及于南北各地,并传抄各种宝卷文本,江浙吴方言区的宣卷活动达到极盛,由专业或业余的“宣卷”先生组成众多的宣卷班社,活动在城镇乡村。从以上情况看,云南洞经的形态大致保留了明清宝卷”的风格,但在规模上有所发展。 

    宣卷在宋元时期的内容主要与佛教等宗教法书有关,发展到明清时期,也大量掺入了道教的内容。许多道教性质的文书如《太上老君清净科仪》、《玄天上帝真武祖师修行成圣全卷》、《先天元始土地宝卷》等道教系统的经书也加入了“宝卷”。在道教及其劝善书以及《太上感应篇》等经书的影响下,“宝卷”也出现道教性质的《阴骘文》、《功过格》和宝卷类的劝善书。“宝卷”的出现体现了明清以来释、道、儒三教相互融合及通俗化的特征。 

    从云南洞经经籍来看,其经书多而杂。主要有源于道教而改编的谈本,如:《大洞仙经》、《北极真武玄天报恩谈经》、《文昌谢过宝忏》、《文昌皇君阴骘文》等等;由此归纳,洞经经籍所呈现的是一种道教与儒释融合的状态,体现了道教在云南近现代发展的特征。 

    从洞经典籍的目录来看,笔者认为,与“宝卷”类同的就有《太上三元赐福、赦罪、解厄谈经》(三官妙经)(礼请、卷上中下、三元忏)、《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经阐微》(礼请、卷上中下、宝忏)、《北极真武玄天上帝报恩谈经》(卷上中下,报恩除罪宝忏)等等。此外还有大部分云南洞经典籍还须要更进一步地收集分析整理归纳。 

    一、宝卷与洞经经文的体制结构 

    宝卷的原型据记载是流行于唐、五代时期俗讲中的变文,早期的结构可分为附属部分和主体部分。附属部分包括卷首的焚香赞、开经偈和卷末的收经偈。主体部分一般划分为二十四品,也有分或较少或不分品的。各品在结构上大体相同。 

    洞经经文的模式按张兴荣先生所分,为头、身、尾。头与尾也就是宝卷的附属部分,身即主体部分。以《大洞仙经》为例: 

    附属部分: 

    头按顺续为开经赞(前经偈)、持诵神咒(6至8)、插附的短经(3至5篇),祝香阐事、称扬尘套宝诰、忏悔——发愿——赞颂——礼谢、总赞。 

    尾按顺序为开经赞(香赞)、开忏神咒(启尾十真言)、礼圣号、正经若干品、圣诰回向忏悔文、总赞集。 

    主体部分:身部分为卷上、中、下三部,每部分结构大致相同,又分为头身尾三个部分。 

    研究云南洞经结构体制可以发现,云南洞经结构体制不仅包含了宣卷结构体制,并且其内容大大丰富于目前所知的宣卷结构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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