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洞经与近代云南民间道教发展特点初析（林莉）(2)_道家文化_道音文化

二、宣卷与云南洞经的文学体裁样式及构成形式

从内容上看，宣卷是以白文、偈赞和曲牌三者的既富于变化又大体有规律可循的结合体。白文是用散文体语言写成的话白，用来阐释经义或配合着韵文部分叙述经义。“白文”一名为宝卷所固有，且多以“话说”、“却说”等语领起。宝卷的偈赞有短长之分。短偈有五言、七言两种句式，以二句或四句为一组，多穿插于白文之中。长偈一般为十数句、数十句篇幅，分为七言和“三、三、四”句型的十言“攒十字”两种。宣卷的一般形式是穿插着诸神格之名，为了适合口诵，把教理教义改编为五字句或七字句，在形式上继承了说经等讲唱文学系谱。其中反复出现赞和偈，还分别附有上香和奉请神祇的礼拜，正文大体上是交错使用说教的散文部分与适合吟诵的韵文部分。“宝卷”的结构借用了南曲与北曲的戏剧体裁，是白文、偈赞和曲牌三者的综合体。在宣卷时，白文是说的，曲牌是唱的，而偈赞虽是韵文，却不是唱而是吟诵的。现也有些学者论著认为宝卷的韵文部分全是唱的。曲牌是乐曲体韵文，为字数不等的长短句。宝卷常用的曲牌有（驻云飞）、（清江引）、（红绣鞋）、（傍妆台）、（耍孩儿）、（雁儿落）、（画眉序）、（刮地风）、（山坡羊）等，一支曲子一般可用两番或四番，个别的可翻至十数番。

云南洞经的任何一部经文均由韵文、散文和曲牌相间构成。云南洞经曲牌的名目繁多。据不完全统计，建国初期全省数百支洞经乐队尚有二千余支曲子，内容及风格繁多，而且滇中与滇西却有明显差异甚至少有共同之处。

洞经中的散文也就是白文，以此章曰、道言等领起。散文有一定的故事叙述。洞经的韵文部分较为丰富，其文体可分为诗章和词两类。诗章多合乐而歌，分为格律诗和自由诗，就诗句字数分，则有四言、五言、七言、九言、十言、十一言等多种。自由诗又有数序诗、藏头诗、顶针诗，集句诗等。词章也就是“宝卷”的长偈，分为开经赞，名式为四四七五四五，六句体；开经偈，句式为：四四四四、三三四四，十二句体。散花词，句式为：七五七五三三五七五，九句体。大洞神咒，使用了叠字法，增强音律感，等等。在宣奏洞经时，其中也反复出现赞和偈，及附有上香和奉请神祇的礼拜。其中礼圣号是对各神灵的简介，赞其神灵的功德、威力、也有神圣的尊容描写。云南各洞经会的圣诰超过１３０尊。包括有太上老君诰、玉皇诰、文昌诰、关公诰、北岳宝诰等，除此之外，还有地方民族保护神的圣诰，如丽江的“三多”之圣诰等。

云南洞经不仅继承了前期“宝卷”的文学体裁样式及形式，而且，在其独有的环境下，融合了云南少数民族的宗教内容，使道教在云南民间发展中形成了其多教合一的特征。

关于早期“宣卷”的详细情况，史料中几乎没有记载，但从现存的一些古典小说中可以窥其一斑。如，进行宣卷要配合一定的宗教仪式，如摆设香烛、听卷人要洗手焚香，以示虔诚。开讲前要有一张摆放宝卷的经桌，宣卷人需要手持宝卷，对卷演诵。念诵偈赞时还要击木鱼伴奏。另据金天麟、唐碧《浙江嘉善的宣卷和“赞神歌”》一文记载，早期的木鱼宣卷演唱时主要以木鱼和响钟伴奏，后来，因为“宣卷”吸收了小调和戏曲唱腔，故增加以丝弦伴奏，故清末还出现活跃于浙江嘉善的丝弦宣卷。

云南洞经戒律者、要求参加谈经者须服装整洁，方能上香谈经，以显虔诚。以建水洞经会为例，参加谈经者身心不洁不得上座，衣冠不整不得上座。头捶锣鸣，更换净茶；贰捶锣鸣，洗手更衣；叁捶锣鸣，排班上座。从谈经的部署来看，云南洞经完全包含了宣卷的主要乐器：木鱼与丝竹，谈经人数为１８人到３６人不等，以建水的洞经为例，堂内桌面置经书，香炉，主唱经；堂外主奏丝竹乐。

以此分析，明清“宣卷”，应当受道教影响更大，与道教科仪结合得更为紧密、融合了更多道教音乐及其它内容，在云南，“宣卷”以洞经会的形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通过以上初步辨析，我认为云南滇中的洞经会，实际源于明清盛行的民间宗教结社，是“宣卷”继承与发展的产物，它不仅体现了道教在近代发展中三教合一的特征，同时还体现了明清以来道教在云南这一少数民族众多的特殊环境下，以道教为主，释、儒、民族与地方信仰等多信仰融合发展的特殊性。

云南滇中的洞经文化，是研究明清时期民间宗教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源。也是研究云南近代民间宗教发展的重要领域。

注：

(1) 雷宏安《略论中国洞经音乐的起源及流变征》

(2) 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云南教出版社出版发行１９９８年８月第一版第２２页

(3) 梁宇《云南文山的洞经音乐》载于超星网络图书馆

(4) 张兴荣《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１９９８年８月第一版第１３页

参考书目：

《云南洞经文化——儒道释三教的复合性文化》张兴荣

《中国民间宗教史》马西沙　韩秉方

《说“宝卷”》刘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