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圣人处事，完全是处于道性和自然本性，决无私人杂念包容里面。“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这点说明，圣人做事不是为了有所图，有所回报，而是在体悟了天地之道之后，自然而行，没有私己目的，如果有了私己目的，那么他所做的便是动机不纯，内含妄念，它便是无德。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人居多，为别人作了一点点事情便念念不忘，以图将来成倍地加以回报，这便是私己心在作祟。是和老子的大道大德相违背的，更谈不上什么圣人。唯有身体力行，默默奉献，做事不居功，功成身退，即圣人“被褐怀玉”、“珞珞如石”这种素朴的奉献之道，才是圣人的真正内涵。 

老庄摈弃世俗之虚伪道德，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也，其所追求的乃是一种超乎世俗道德之上的道德，即道德的绝对性、纯粹性、超越性。老子的“尊道贵德”和庄子的“长德忘形”即体现了他们的这种追求。老子说“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５１章)世界上的事物包括人没有不尊崇道而爱戴德的，道之所以受到尊崇，德之所以受到爱戴，并非出于谁的命令和人为的安排，而是自然形成的状态。可见老子确是尊道贵德的。老子有时将德分为“上德”和“下德”两种类型，“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３８章)。认为“上德”之人相忘于德而德常在，即不德有德，“下德”之人汲汲于人为德，执着于德，害怕失去德而终究无德，即不失德无德。这种认识是很深刻的。“长德忘形”见于《庄子?德充符》篇：“故德有所长，而形有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认为德性的修养较形体的健全更重要，前者是第一位的，后者却是可以忽略的，假如不忘记应当忘记的形体的缺陷，反忘记不当忘记的德性的修养，就叫“诚忘”。照庄子的意思，“诚忘”之人也即无德之人。他主张“充德”“长德”，其所“充”所“长”之德乃禀受于天然而不待人为之德，即所谓“至礼”、“至义”、“至知”、“至仁”、“至信”。由上可知，老庄对世俗道德虚伪性局限性的批判与对道德之纯真性、至上性的推崇是相辅相成的。和老子的圣人道德观念相比，儒家的圣人理念设计了一套由家族扩而大之到国家的血缘伦常礼义，把它作为调和社会秩序和人际关系的规范，强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间存在着的某种必然的联系。孔子把仁看作是一种道德规范，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仁”是最高境界，是人在社会上立身处世的标准。由此可见，老子的圣人侧重于个人的道德修为，而儒家则侧重于对群体的人际关系和人伦秩序的调整。 

三、最高的政治理想的体现者

我国古代缺乏纯粹的理性思辨学说，或儒或道最终都以政治为旨趣。因此，老子思想虽以天道为开端，但最终必然也是为了解决现实中的政治问题。贯穿《老子》全书内容，圣人集中体现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想。如： 

“为无为，则无不治。”(３章) 

“是以圣人得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２章) 

“圣人欲不欲，而不贵难能之货，学不学，而复众人之所过；能辅万物之自然，而弗敢为。”(６４章) 

“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２９章) 

“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是以圣人无为也，故无败也；无执也，故无失也。”(６４章) 

“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取天下常以无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４８章) 

当然还有一些议论虽末出现“无为”字样，但有相同的意思。老子所主张的“小国寡民”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均反映了老子的“无为而治”的思想。可以说，圣人是老子的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者。 

在治国安民上，也是“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２章)，“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３章)“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耳”(１２章)。圣人在治国上也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他认为社会混乱以极，就是因为有些人不知道效仿自然，逞强胡为，尚举什么贤人，用什么“智”来理国，结果是越弄越乱，仁义行，智伪出。要想使现在的乱世回复到从前的“无为”境界，那么“圣人”就要相当起自己的责任了，便是要顺万物的万性，可因势利导，不可以强为。与此同时，圣人要坚决去除“奢”、“甚”、“泰”。因为这些是妨碍养身的大患，主张让人以“朴散”为本，这就让人们更接近于“自然”。到最后，人们都生活在“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国家中去。 

同时，老子提出了圣人之治的自我完备条件，即没有私心，清心寡欲，像婴孩般的幼稚无知。“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之心为心。……圣人在天下，歙歙焉为天下浑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圣人皆孩之。”(４９章)“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６６章)统治者，即圣人能以自己的大德教化民风，无私无执，而不是强迫民意达到他的心愿，这里还有一层含义，即不扰民，不要给百姓太多的要求与拘束，使其能自然、自由而作。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５７章)这里的我无为，好静，无事，无欲，指的是圣人只以德去感化、教化，而不是去使百姓强作，让他们自我约束，自我导化，使一切归于简单、自然。总之，《老子》的圣人观亦旨在为其当时政治服务，既为统治者亦为黎庶百姓确立一个永恒极至的价值目标，寄望于圣人来拯济这个忍辱负重的社会。老子的圣人之治是道家最高政治理想的主要依据。 

那么庄子眼中的圣人又是怎样的呢?“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如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于四海之外。”郭象注解：“此寄言尔。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世岂识之哉?徒见其戴黄屋佩玉玺，便谓是以撄人心矣。俱食五谷而独为神人。明神人者非五谷所为，而特禀自然之妙气。夫体神居灵而穷理极妙者，虽静默闲堂之里，而玄同四海之表，故乘两仪而御六气，同人群而驱万物。”(见《庄子?逍遥游》)庄子眼中的“圣人”虽处庙堂之上，而其心能摒除尘世间的利害之争，虚心静气，无异于在山林之中，一切任自然而行。但郭象一开始便点了睛，庄子的圣人只是寄托其个人理想的“人物”。他们已完全脱去了人的皮囊，不食人间五谷，也不受人世间的种种羁绊(而生活在社会中，人必须要学会适应和容忍)，乘云气，御飞龙，精神四达而至于无限，可谓逍遥以极了。故而可看出庄子眼中的圣人是庄子所欣羡的自由精神的载体，是充分寄予庄子理想的“理想人物”而已。由此可见，老子确立了以清静、自然、素朴、阴柔、无为、无争，却是以有为有争等积极入世有治的方式为圣人观的最高理想目标模式，而庄子确立以自然、超越、虚无与神游等出世的方式为圣人观的最高理想目标模式。 

四、余论 

老子面对社会现实，进行痛苦的思索，由万物自然到社会为治，从而提出一套以“无为而无不为”、“事无事，味无味”为主要内容的救世之道，同时也很信任地把自己的救世之道交予“圣人”，希望通过他的积极的为“无为”，顺自然，然后达到自己所希望看到的至极之世。但在实行政策的过程中，圣人也会碰到理论和操作层面的矛盾。虽然老子的“圣人”有超现实性，却缺乏可操作性(与老子道论的抽象性、模糊性有关)，但正因为如此，人们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根据时代的现实需要，对其作出新的理解，老学具有永恒的魅力。

原文发布于《中国道教》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