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之音上海讯    近日，上海市宗教学会在上海社科院召开了一场关于“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的学术座谈会。上海市宗教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宗教研究所所长晏可佳，副会长上海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王新华副巡视员，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徐以骅教授，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学系系主任李天纲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李向平教授、上海大学历史系陶飞亚教授，以及前任副会长罗伟虹研究员、副秘书长张化等出席座谈会。副会长、上海市宗教学会秘书长上海社科院宗教所葛壮研究员主持了这次座谈会。

座谈会围绕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卓新平研究员的新著《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所展开的议题，结合中国以及上海宗教发展、宗教学研究的现状，以及宗教和宗教研究的未来发展，特别是宗教发展与宗教学研究与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战略关系问题，与会者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进而提出了若干重要的观点。

与会者一致认为，中国宗教学研究及其发展已历经三十年，而中国宗教学的发展也历经了三十年的重大发展。在这三十年间，中国宗教作为社会的有机构成，与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共同经历着变化与发展。当下，社会发展面临新的转型，改革开放事业进入深水期，信仰与宗教信仰现象愈加纷繁复杂，为此，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必须迈出相适应的步伐，抓住当前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卓新平研究员的新著《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时地提出了当前中国宗教发展以及中国学研究的新议题与关键问题，即从中国文化战略的高度与深度来考量中国宗教及其宗教学的最新研究。因此，就中国宗教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的关系而言，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一种试图解决中国宗教难题的新思路与新视野。一方面，这是明确了中国宗教在对外文化交流、在中国外交层面上充分张开文化外交的重要性，一方面是以中国宗教及其信仰方式，作为中国文化正能量发挥的重要价值资源，从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待宗教的存在与发展。

与此紧密相关的问题是，卓著中再次提出“中国有无宗教”、“如何对待宗教”的问题。虽然这是个老问题，但是，相关争论却一直伴随着宗教研究，起起伏伏，从未真正停止消退。所以，这一漫长的争论并未能真正解决问题，但却反映了一些理论界与学术界的相关现状。一方面，深受启蒙运动影响的一些中国传统人文主义学者，长期以来抗拒宗教、简单地进行宗教批判，或视宗教信仰者为对立力量，或忽视宗教研究或反对对宗教研究，甚至是继续不承认中国有宗教、继而给宗教信仰者上纲上线，予以简单的“政治批判”。

正如卓著指出的那样，这些议论与误解，几乎是忽略了我们党制定的宗教工作政策，忘记了宗教工作的社会本质就是群众工作，信仰差异不能等同于政治对立的基本原则。 这些议论未能看到，当前中国宗教在不断进步，在满足广大宗教信徒们的信仰诉求、积极为经济社会服务方面已经做出了相应的主要贡献，而相关政府部门也在不断改进政策，完善宗教与社会适应的方法与路径，积极适应并且引导宗教的健康发展。实际上，当代中国早已不是有无宗教的问题，而是如何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积极分析宗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的良性互动关系，更好地中国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服务。

为此，与会学者非常赞同卓著中提出的观点，中国宗教学的相关研究，应回到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本身和经典著作本身，应当结合中国宗教发展与变化的最新情况，完整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全面理解中国宗教及其信仰方式与中国经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而不是断章取义地加以论述、片面发挥，甚至要回到“宗教是鸦片”的老路子上去，意欲否定宗教及其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适应的具体进步现象。正如学者们提出的那样，客观的宗教研究应当密切关注社会与宗教之间的互动关系，这样才能发展与完善马克思主义的宗教观。所以，无视或不承认社会现实中无数的信教群众这一庞大实体，只会给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带来负面结果。

值得指出的是，有关“中国有无宗教”争论的焦点，同时还在于如何理解与评估当代中国宗教的影响力，也就是当代中国宗教如何定位的重大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面，执政党应如何正确对待宗教十分关键。我们党的宗教政策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不断完善，以适应社会与宗教的现实需要。从“文革”期间的无情打压、全面否定，到1982年中共中央19号文件恢复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直到进入2000年，党和政府相继提出发挥宗教在经济社会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各级政府也同时积极面对宗教在社会中的功能定位，进而在其中呈现了两大十分明确的基本共识：其一，充分发挥宗教信仰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其二，尽可能地团结广大信教群众，同心协力，共同建设。

然而，上述这些问题，一旦具体到实践层面时，“宗教敏感”就成为了现实社会中难以避免的问题。人们在许多场合，对宗教问题都是避而不谈或者尽量少谈，甚而把宗教当做“敌情”看待，有意无意地大谈宗教原教旨主义、过度强调无神论与宗教信仰者之间的对立与分歧。因此，中国宗教学的研究应当加强研究，讨论如何实现宗教“脱敏”，让宗教回到社会的常态，同时，宗教学研究如何展开与无神论研究的理论交流，这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讨论并且予以最后解决的问题。

卓新平身为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其《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议题，立足于中国文化发展战略，为中国宗教学与其他相关学术领域、政府部门、乃至整个社会的对话交流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对话窗口，为开展学界对话、乃至于宗教学界与社会各界的对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框架，共同致力于建构一个文化共识：那就是“文化软实力”发展中中国宗教与中国宗教学理论重大贡献。科研相信，此种对话既能超越于一般意义的宗教间对话，同时也是从信教群众的信教权利、价值认同、真理取向、以及文化建设等层面深入发掘和展开的一种交流与建设。上海宗教学界在宗教研究领域有着1980年代以来宝贵的历史积淀，特别关注宗教与社会现实互动关系的研究，具有致力于当代中国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适应等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探索精神，加之上海本身的地域特殊性，从而可以使上海的宗教学就与中国宗教研究一道，深入展开不同层面的“接地气”的宗教研究，此当为上海宗教学界的共同目标，同时也是《中国宗教与文化战略》给我们的一大启发。

以下文字选自《宗教周刊》卓新平访谈录：

虽然我们在制定政治、经济等发展战略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已经有了颇为强大的“硬实力”，而在文化精神的弘扬、文化战略的制定上却显得尚未到位，其结果是在文化“软实力”上很难与政治、经济的“硬实力”相平衡，人们已很难找回中华民族以往曾有的文化精神，而在铸就新的文化精神上却又尚未达成共识。如果这一问题不能得到妥善解决，那么我们当前的改革发展就会像一个“跛足”的巨人，在整体格局中出现“短板”，归根结底会制约、影响到我们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我认为，我们今天在加强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时，应该从文化战略的意义上特别注意宗教、信仰等涉及我们精神深层次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