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对武当山的印象，最早来源于中学时代读过的武侠小说。小说里描写的武林高手时而打着刚柔相济的太极拳，时而舞着玄妙飘灵的武当剑，不禁让人对这座仙山憧憬万千。没想到，时隔二十多年，我有幸与道教结上了缘份，每天穿梭往返于句容、茅山两地，也有时，会随着单位的经乐团去各地名山道观参访互动。忙忙碌碌之外，感受最多的却是内心的那份丰盈与美好。

2012年10月16日，一个沉沉的阴雾天。我们乘车从句容出发，进入安徽境内，雨开始落了，细细密密地敲打着车窗。行至湖北的襄阳，雨点渐稀，高速公路两边出现了起伏的小山头，轻烟似的雾气笼罩着山间。同行的茅山道院住持杨世华会长告诉我们说，已经进入“八百里武当”的区域了，昔日平民仰止的皇家道场近在眼前。据说明代的永乐大帝在武当山建道场时，曾有三十余万军民工匠在山脚下安营扎寨，历经十年，建成了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等庞大道教建筑群。

二

纵观道教历史，道教、道派的创建，道教思想和各种修炼功夫的发展演变，似乎一开始就与名山大岳结下了不解之缘。武当山系南秦岭印支褶皱带的中部，属于大巴山脉的北部延支。武当山又名太和山、仙室、上山、嵾岭、谢罗山等，是中国道教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的道场，一座以太极文化享誉全世界的“道教圣山”。千百年来，求仙问道的慕名者络绎不绝。相传东周尹喜，汉时马明生、阴长生，魏晋南北朝陶弘景、谢允，唐朝姚简、孙思邈、吕洞宾，五代时陈抟，宋时胡道玄，元时叶希真、刘道明、张守清都在武当山修炼过。其中，陈抟在武当山服气辟谷，修炼长达二十余年。陈抟（？-989），字图南，自号扶摇子，亳州真源人，著有《龙图序》、《先天图》、《太极图》等，号称宋代“图书”的始祖。他在武当山修炼之余，研究易学、老学和内丹的思想学术，使武当山声名远播。道教的洞天福地虽遍布大江南北，自古就是仙缘一体，相通相融。作为道教“第九福地”的武当山与“第一福地，第八洞天”的茅山有着非常深厚的渊源，武当山最早的道观和最鼎盛的道观更是与茅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

茅山道是尊上清经系的道派，奉“三茅真君”为祖师，魏华存为上清派第一代太师，杨羲为第二代玄师。传至第九代宗师陶弘景时，已形成的一个道教派别，奉“上清”经箓，。此后茅山成为上清派的中心，世人改称上清派为“茅山宗”。因唐王朝的尊崇与扶持，道教开始繁荣。隋唐五代的道教，是南北朝道教的延续和发展，更是茅山道系的延续和发展。唐代道士张万福在《传授三洞经戒法箓略说》一书中认为，传授经戒的次序，以上清品位最高，灵宝次之，正一、三皇为最低。由此看出上清派在各道派中的主流地位。隋唐的名道大都来自茅山，像臧矜、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韦景昭等，秉承上清教旨，各有建树，或为帝王之师，或为士大夫所尚，先后共有8人被尊为国师。苏元朗、吴筠以及五代的杜光庭均出自茅山宗。

杜光庭，字宾圣，号东瀛子，唐末五代著名道教人物，是茅山名道应夷节的弟子。他以弘传道教为己任，撰写了《历代崇道记》，并整理道教经文，制订道门斋醮科范，规范道教音乐，推崇“重玄之道”，积极调和儒道思想，将孔孟之道统一于老君道教之中，并将之前注解诠释《道德经》的六十余家进行比较、考察，并概括意旨，作《道德真经文广圣义》。他是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位集大成者，南宋道士呂太古赞誉他为“扶宗立教，天下第一”。后世流传的“杜撰”一词就来自杜光庭，据《太平广记选》记载：（在集成道教的过程中）杜光庭谈神仙事，多出于自造，所以后人称他之所编为杜撰。唐末五代时期，杜光庭编写《洞天福地岳渎名山记》，遂将武当山列为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的“第九福地”。

上清派嗣宗师中，高道辈出，因此，隋唐以后的茅山成为江南的道教中心，享有“为天下道学之所宗”的美誉，连远在蜀中的著名道教理论家王玄览都带着一些人，不顾路途艰险而来茅山访道求法，可见茅山宗在全国道教中的威望，各地都有茅山道士布经传道的身影。正如《唐代的茅山道》一文中所说，今可考唐时具代表性的茅山道士近五十名，其分布区域除了江浙地区、衡阳地区、两京地区，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名山。其中，倍受隋炀帝恩宠的茅山宗领袖人物，茅山宗第十代宗师王远知，居于炀帝为他在京师洛阳设置的“玉清玄坛”，由南方到北方传教；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也是北方传教的重要人物，在嵩岳居住了五十多年；第十二代宗师司马承祯在天台山传教；第十五代宗师黄洞元于徙居庐山紫霄峰传教等等，宗师们在四处游历的过程中，茅山宗就这样渗透到了北方。

三

真武，古称玄武，民间俗称真武大帝。玄武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后被道教道教纳入其神灵系统加以崇拜，与青龙、白虎、朱雀合称四方四神。它的形象为龟蛇合体。道教兴起后，玄武被纳入道教神系，并与北极大帝信仰相结合，逐渐演变为道教大神。然而，在民间传说中，真武却是净乐国太子，在黄帝时代就入武当山修道，经过四十年的苦修，终成正果。元代清微派道士刘道明在《武当福地总真集》中写道，唐贞观年间（627-649），均州刺史姚简奉旨到武当山祷雨有应，唐太宗命他在此地修建五龙祠，这是武当山有记载的由皇帝敕建的第一座祠庙，宋代道经上尊此山为真武修炼之地，武当道这才规模初成。

宋代对宗教的信仰，大都承袭了唐代。开国君主宋太祖继承了唐代帝王对道教的崇重，亲自召见苏澄（隐）、王昭素等道士，请教“治世养生之术”，为他们赐赠封号，还召集京师道士对他们的学业进行考核，以提高道士的素质。宋太宗在位期间，除了频繁地召见道徒，还拨财力人力兴建道教宫观，塑造神像，赵宋王朝继而有了唐代开元盛世之象。宋真宗时期，他仿效唐代宗祖老子为圣祖，忽而“天神降临”； 忽而“天书赐语”， 自编自演了一个又一个的神话。为了避圣祖赵玄朗名讳，他将唐代宫廷中供奉的玄武神像改称真武神，并将唐太宗所建的五龙祠升级成道观，对真武神顶礼膜拜，宋朝孝宗时，改赐观名“灵应观”匾额，从此，香火绵延不绝。

由于宋代诸帝虔祀真武，屡封尊号，吸引了众多信徒的朝拜，武当山成了世人崇奉的真武道场。但没过多久，江汉大地就遭遇到了金兵的侵略，武当山的殿宇也让贼兵催毁一空。绍兴十一年（1141），上清派茅山宗道士孙寂然率徒来到了武当山，兴复五龙诸观，传上清五雷等法术，在武当山影响很大。在当时，上清五雷诸法又称“茅山法”，而上清派是传承最久的符箓派道教之一，其符箓与龙虎山正一、阁皂山灵宝合称三山符箓。符箓实际上是一种具有抽象意义的书法，也是道士用来召神劾鬼的一种手段，有着祈禳驱邪、符咒治病等法术，带着一丝玄妙的意味，透着一抹神秘的幽邃，在民间广为流传。

孙寂然（生卒年月不详），名元政，号寂然子，茅山清真观的住持。他丹功超群，尤其擅长画符，得上清五雷诸法之精髓，四方拜望他的人很多。孙寂然在民族矛盾尖锐的时候，来到距金宋边界不远的武当山传教，可见胆识非凡。为了筹集款额修复庙观，他更是不辞辛劳地走访民间，以符水治病，开祈禳法会，为当地的百姓去除疾苦。那时候，民间瘟疫流行，相传孙寂然每到一处，就用朱砂画符并投于井水之中，百姓饮了井水，瘟疫很快被解除。因此，信徒大众对神奇的“茅山法术”尊崇有加，踊跃募捐。如此经过数年，以五龙宫为首的武当诸宫观逐渐修复一新。而后，他又率领徒众披荆斩棘开拓香火道路，朝山进香的人越来越多，武当山遂成了香火旺盛的宗教道场。孙寂然由此名声风显四海，常常被宋高宗招去宫中祈用符法。皇帝龙颜大悦，又是赐物，又是封号，并亲自敕度道十人。孙寂然道长最终是在武当山仙逝的，他的道帽、宝剑都藏在桃源之东。

孙寂然之后，茅山道士邓真宫、曹观妙等均领敕住持武当山五龙观，并收了很多上清派徒弟。邓真宫，名安道，是孙寂然弟子，自幼随师傅来到武当，尽得其师父的上清五雷诸法之真传，远远近近的百姓一旦有了疾患，都来到五龙观求其医治。曹观妙，名侍德，岘山人，虽然他不是在茅山入的道，但他“道法阴阳，靡不博究”，继承的是上清五龙之派，崇拜的是“三茅真君”。在武当山修道的日子里，他有次梦到山神对自己说：“三茅真君来日降此，君宜远迎。”次日一早，他便领着众人在会仙峰迎接，等到天色渐晚，三茅真君才化作种田的农夫，着蓑荷锄，姗姗而来。然而，不识仙迹的凡人，自然对农夫没行敬拜之礼。曹观妙一行回到观里，觉得异香袭人，覆满庭户，才知道与神仙错过了。后悔之下，他告诫徒弟们说：“此间仙凡混居之地，自今已往，世世不受道俗礼拜。”至今武当道友不受俗拜，也就缘于此。宋朝理宗的时候，敕任曹观妙在五龙观做住持，后又派他到茅山崇禧观任职，从此开创了朝廷受职于武当道士之例。这就说明武当山和茅山道士宗派相同，道官之间相互可以调任，关系尤为亲密。

到了元代，江南传统的“三山符箓”，除张天师龙虎宗得到皇室的优宠而兴盛外，茅山宗仍代有传衍。这其中，与皇室来往最密切的就是茅山名道杜道坚。杜道坚（1237-1318），字处逸，号南谷子，是茅山宗第三十八代宗师蒋宗瑛的嫡传弟子，宋度宗曾赐号“辅教大师”。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南渡，杜道坚宗师冒矢石，叩军门见淮南王伯颜，为民请命。他一生喜欢读书，储书数万卷，对道教理论深有研究，精通玄理，并著有《道德玄经原旨》、《玄经原旨发挥》等。忽必烈仰慕杜宗师的才华，遂抛出橄榄枝，但杜道坚宗师竭力推辞。在元代，茅山宗宗师翟志疑、许道杞、王道孟、刘大彬等都受过帝王的礼遇，尤其是茅山宗第四十三代宗师许道杞，至元十七年（1280），“世祖以臂疾召见大都香殿，令试以法，愈。复命祈雪止风，皆奇验。赐宝冠法服，降玺书大护其教，佩印志还，三茅山悉统隶之。”元仁宗延祐四年（1317），茅山第四十四代宗师刘大彬得“九天老仙都君”印，有司闻于朝，仁宗下旨还赐茅山上清宗坛，以传道统。

元末明初也有茅山派道士来武当修道。明代茅山派道士任自垣编纂的《敕建大岳太和山志》（以下简称《太和山志》）卷六《集仙记》录有茅山道士曹古松的传记：“曹古松，义兴(宜兴)人。生于元季，自幼入句曲山礼三茅君，出家元符万宁宮，道士蒋贵和度为道士。质朴恬淡，懒与人接。手不释卷，理性明白。后入武当煮石茹芝，韬光匿景，《黄庭》《大洞》，一以贯之。后还句曲省亲，复入杭之开元，又圆堵几年。一日，对王眉叟真人作颂辞谢，端坐而逝。不数日间，蒋君忽见古松，俨若如生，拜辞而去”。

地处南北交汇点的武当山，道教在兴起和发展的过程中，除了茅山宗，还传入过许多道派。六朝时在武当山活动的高道多属上清派。宋时的茅山宗在民间渗透力较强，但朝廷还是以武当山为本山，信仰真武大帝。随着元世祖忽必烈统一江南，武当山先传入北方的全真道，后传入南方的清微派。元末明初，张三丰到武当山择地修炼，收授弟子，传三丰派，后分衍为十余个支派。明中叶后，武当道又分衍出许多宗派。到了清代，全真龙门派仍在武当山占主导地位，同时并存的有正一派、清微派、华山派、静一派、玄武派、茅山派等，千百年来，各派道士在武当结友修炼，交参影响，武当道融汇了各派之长，并保持着从茅山宗那里汲取而来的思想精髓。

四

600年前，为了圆了一个帝国的太和之梦，明成祖朱棣大肆宣扬武当真武显灵阴佑自己的神话，开始了“北建故宫，南建武当”的浩大工程。他下诏令天下的高道大德来为武当山的道场设醮传道，为明朝的“皇室家庙”服务。于是，茅山元符万宁宫的当家住持任自垣宗师带着二十八位茅山高道，一路长途跋涉，来到了武当山。从此，武当道教又出现了二百多年的鼎盛局面。

任自垣，字一愚，号蟾宇，京口云阳(今江苏丹阳)人。生于何年代，无确切记载。宣德六年(1431)寿终于武当，还葬于茅山。任自垣的一生是传奇的一生，他是凡人，亦是高真。他于明洪武十六年（1383）至永乐三年（1405）修道于茅山，经过二十来年的精修苦学，精通上清教法旨义。据明《太和山志》载，他自幼与道有缘，通读六经，研究颇深。继而出家静修，清苦凡达二十余年，深得玄教之旨，精通太极拳。

任自垣宗师在道学方面造诣极深，永乐四年（1406），即被明成祖朱棣选中参与编修《永乐大典》；永乐九年（1411）授道录司右玄义，参于全国道教的管理事务；永乐十一年（1413），经第四十四代天师张宇清推荐，敕授武当玄天玉虚宫提点；永乐十七年（1419），奉旨诏购天下名山所藏道书，集学道之修法博习者，校正、类聚集，编修《道藏》；永乐二十年（公元1422）升任玉虚宫提督职；宣德三年（1428）升太常寺丞、上清五十六代宗师，提调大岳太和山，统管天下道教。宣德六年（1431），任自垣宗师撰修了明代武当第一部山志《太和山志》。它是中国名山志及志书界中有特色、分量重、影响大的一部志书，是明代继《永乐大典》、《道藏》后的第三大国家级文化工程。

《太和山志》保存了明代“南修武当”的完整史料，可以看出明成祖朱棣是武当山古建筑的总设计师。永乐十五年（1417），明成祖正式敕封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亦称“太岳太和山”，使武当山的名号地位不仅超过茅山、龙虎山、青城山等道教名山，还超过久享盛名的中岳嵩山、东岳泰山等五岳五镇，成了明皇室钦定的“天下第一名山”。 当时的任自垣是武当山道教工程建设总负责，为了顺利完成任务，他多次与皇帝沟通，协调，往返于京城与山路之间。

史书上有这样一段记录：“永乐十八年（1420）七月十五日，玄天玉虚宫提点任自垣于奉天门奏 ：‘龙虎山、茅山、阁皂山洪武年间都有印信管领，今武当山天下第一名山，提点有了，未有印。’奉圣旨，礼部铸印并交任自垣。”永乐十七年(1419)的正月，武当山三十三处敕建宫观大功告成，任自垣奏表到皇宫谢恩，并主持了北京洪恩灵济宫金箓大斋，永乐皇帝亲自来到法会现场， 七百名道士中，“而一愚获赏独厚焉”。 时年五十一岁的任自垣出色地完成了朝廷交给他的使命，皇帝嘉奖他的同时，并敕改武当山为大岳太和山，御制《大岳太和山道宫之碑》。

皇室的器重让任自垣在武当山的事业如临峰顶，内心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丰盛的抵达。辉煌之后，站在高处的他并没有飘飘然，依旧不辞劳苦、竭尽所能地协调武当山道教工程的建设。宣德元年（1426年）正月十七日，宣宗朱瞻一天就下三道圣旨，其中有两道都是敕玄天玉虚宫提点任自垣，参与诸葛平千户朱彝配合早日完成武当山宫观管理与修复事宜。任自垣宗师学修内外，与诸王、文臣武将、高道、名儒等都有非常深厚的感情交往，与成祖、仁宗、宣宗三朝皇帝关系甚密，分别得到下圣旨，赐御诗等殊荣。其中以明代仁宗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为他作的《蟾宇歌》最为经典，其中云：“早岁学道栖岩宫，葆和修真久乃成。虚室生白斯其征，皓如蟾魄涵晶明。”

从永乐十一年(1413)到宣德六年(1431) ，任自垣在武当山一呆就是十八年。这十八年来，他在武当山忙忙碌碌，无暇顾及其他。每当夜的刻痕加深，他对茅山的思念之情也在加深。忘不去的是思念，割不断的是乡情，任自垣对家乡的思念之情难以言表，写诗怀人，总以 “句曲蟾宇”为署名。茅山是任自垣前半生的修道之地，而武当山是则是他后半生工作的重点。毫不夸张地说，任自垣这个茅山道士，明王朝初期: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五朝宗师，最终为武当山奉献了一生，为中国道教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任自垣宗师纂修的《太和山志》目前有刻本传世，其目录分为十二篇十五卷，共五十六目。其篇名以三字为题，如“诰副墨”“括神区”“稽古迹”“金薤篇”这些篇目，都是仿照陶弘景所作的《真诰》书中的设计，大体上承袭了刘大彬所编《茅山志》格式，由此可以看出，茅山宗派对武当道教的影响之深。和孙寂然道长一样，任自垣来到武当山，同时也把茅山宗的一些的真经和礼仪带了过来。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立玄教院，茅山设正八品的灵官一名。也是从那时开始，茅山道教的宗师制改成了灵官制，最高道长称为“灵官”，武当山亦步步承袭。

在茅山钦选的高道中，李时中(？-1418年)道长也相当有名。《太和山志》卷七《采真遊》录有茅山高道李時中的传记：“李時中，江都人。早年入三茅山，从高士学。读《周易》、《文庚》、《庄》、《列》，诸子书无不涉览。洪武初年，奉命差往北京崇真万寿宫住持，后任道纪之职。永乐元年，皇上重其道法灵涉，有济人利物之功，钦授道录司右正一。四十四代天师张真人举荐奉敕赐兴圣五龙宫提点。永乐十六年解化，葬于桧林庵”。除李时中外，任自垣《太和山志》卷八《楼观部》还记载了二十八位元从茅山钦选的道宫、道士姓名。永乐十年(1412)敕建清微宫成，“钦授三茅山法师王崇进为住持，率钦选道士焚修”。同年，敕建回龙观成，“钦授三茅山法师王克辉，率钦选道士焚修”。在“钦选各布政司道众”名单表，录有“直隶应天府三茅山”道众二十六人的姓名。

五

信仰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任何一种信仰活动都与当时的社会组织、政治行为、经济形态密切相关，脱离于社会生活的信仰是不存在的。中国道教丰富的斋醮仪式，蕴含着道教文化的精粹，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而流传至今。“斋”在道教中的意思是斋戒、洁净，就是在祭祀前，必须沐浴更衣，不食荤酒，不居内寝，以表示祈祷祭祀者的庄严和虔诚。“醮”的原意是祭祀，本来是中国古代礼仪，后来被道教继承并发展，到公元7世纪以后，“斋醮”逐渐合称，相互融合。

斋醮科仪是通过设斋坛来祈请神灵的方法，也是沟通人神的途径。它的过程极为复杂，往往要通过建坛、设置用品、诵经拜忏、踏斗、掐诀念咒等来共同完成，而几乎所有的过程都是由道士来完成的，所以在道教中称道士为醮坛执事。建醮必须先设坛，称为“醮坛”，又称法坛。“坛”就是指在平坦的土地上，用土筑成高台，用来祭祀天神和祖先。不同形式的斋醮，亦建有不同规模的坛。大型斋醮活动，通常筑有若干个坛，其中一个是主坛，叫做“都坛”，其余的叫“分坛”。 斋醮仪式中，道士的称谓也不尽相同。位居各执事之首的称“高功”；还有“监斋”，属于“高功”的副手，地位仅次于“高功”；另一个叫“都讲”，与“高功”、“监斋”合称为“三法师”，主管唱颂导引。

斋醮科仪的修订，始终离不开茅山宗。上清派第七代宗师陆修静（406-477），字元德，吴兴东迁（今浙江吴兴）人，他是南朝改革、整顿天师道，使民间道教官方化的关健人物，亦是斋醮科仪的制订者、先行者。据《茅山志》记载，道教史上第一部道经目录——《三洞经书目录》就是陆修静编纂的，他所著的斋醮经书多达百余卷。他认为斋仪是可检查身、口、心“三业”的重要方法，斋直是求道之本，上可升仙得道，中可安国宁家，延年益寿，保于福禄，得无为之道等等。之后的杜光庭又修订斋醮科仪近二百卷，成为唐代以后斋醮活动的范本，影响深远。

茅山的斋醮活动，经过隋唐的兴盛，在宋、元二朝又受到宫廷的宠幸，明正统年间版《道藏》的《茅山志》以及嘉靖中《茅山志后编》等书中都有较详细的记录。贞观年间，唐太宗多次派中使赴茅山坛场，巡视斋醮，赏赐茅山修斋道士，令“依河图内篇，奉修斋谢”。贞观九年(626)，唐太宗敕文遣太史令薛碛，校书郎张道本、太子左内率长史桓法嗣等赴茅山送香油镇彩，金黄色龙玉壁于观所，为国祈恩。开元九年（721），唐玄宗为修国斋召司马承祯入京；天宝四年（745），又召司马承祯弟子、茅山宗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入京，并特敕回到茅山后的李含光住在杨羲、许谧的故宅紫阳观里；天宝七载（748）三月十八日，唐玄宗以李含光为度师，并赐衣一裘，赐号曰“玄静先生”，两人交往甚密。此外，唐玄宗还册封茅山宗的祖师们，对魏夫人的仙坛“祈祷不绝”。可以说，那时候的茅山道场，亦是祈愿江山永固，为国修斋建醮的唐室家庙，上清宗名扬天下。唐五代著名文士徐铉就赞茅山“华阳洞天，金陵福地，群仙之所都会，景福之所兴作，故其坛馆之盛，荐亨之殷，修奉之严，樵牧之禁，冠于天下。”

宋代诸帝崇道，修国醮已蔚然成风。至道二年（996）二月，宋太宗诏免茅山九处道观三万亩水田田租。令金坛、句容两县籍入之岁，量供给外，余蓄藏，以备修葺及三元斋醮。每年的三元、诞节、皇帝本命日，都会大行斋醮活动。景德四年（1007），茅山宗第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奉诏为真宗祷嗣有验，赐号“国师”。 宋仁宗宋继位后，依旧推崇道教，他认为“但观三教，惟道独尊。”在位之时大建宫观，斋醮活动连连不断。众多的道教名山中，仁宗皇帝似乎对茅山情有独钟，他常常与茅山道士谈玄论道，并赐号朱自英道士为“观妙先生”。他认为茅山的道场有仙气，祷求子嗣也特别灵验，多次派人来茅山拜神求子。他还把力主崇道的王钦若举荐为丞相，王钦若去世后，特意命人到茅山为其塑像，置于仙官之列。

茅山宗第二十五代宗师刘混康也是倍受几代皇帝宠信，元祐元年（1086），宋哲宗的母亲孟太后不慎将银针吞于喉中，御医束手无策，哲宗遂张榜全国求贤。刘混康宗师应诏入宫，用茅山道教秘传符箓和丹药令孟太后转危为安。哲宗深感茅山道士医术神奇，赐号“洞元通妙法师”；绍圣四年（1097），哲宗敕江宁府改所居潜神庵为元符观，别敕江宁府句容县三茅山经箓宗坛；徽宗继位后，多次召刘混康宗师去宫中，赐号加至“葆真观妙部和”六字先生，并赐九老仙都君印剑。徽宗先后赐送刘混康宗师八样宝贝：茅山道教九老仙都君玉印一颗、合明天地日敕玉符一道、御赐宗坛玉圭一笏、哈砚一座、宣和御赐玉靶一口、上清大洞秘箓十二卷轴、上清大洞券简词十二卷轴、辽王诗简一卷。刘混康宗师去世后，特赠太中大夫，谥曰“静一”。如今，前四样宝贝已经失传，只有玉印、玉圭、玉符、哈砚四宝还珍藏于九霄万福宫，成了镇山之宝。其中的玉圭精美绝伦，顶部细小的花纹如蝙蝠欲飞，而底部恰似一幅袖珍泼墨山水图。玉圭不仅外观玉质莹润，光透澄澈，它还能随着四季节气的变化而变幻颜色，每到春秋天，圭身上就会渗出很多细密的水珠，尤为神奇。玉圭在古时一直被茅山道士奉为道教神物，唯有举行特大道场时才能用上一次。

宋徽宗认为：“夫至诚必通，精修有感，事具存于奥典，仪昭著于真科。”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道君皇帝”，热衷于为神仙人物加封赐号，对茅氏三兄弟、张道陵、陆修静、陶弘景、真武等或赐“真人”“真君”或加封二字。此外，他还爱制定道教节日，比如神降临玉津园之日为“天应节”；二月二十五日，太上混元上德皇帝老子诞辰日为“真元节”；八月九日，青华帝君生日为“元成节”。每到节日之际，都要请道士设醮建斋建道场，并作为一种制度固定下来，代代相传。

据清《茅山志》记载：南宋淳祐九年（1249）六月举行的《三茅真君加封事典》，“加封三茅真君圣号庆礼醮科仪”中详细记录了整个法事程序是“卫灵咒、发炉、各称法位、请圣、初献、宣词、亚献、终献、送圣”。嘉熙元年（1237）九月二十六日，“理宗金箓投龙玉简词”中记载：“……命道士三十二员于建康府元符万宁宫启建灵宝道场”；元至大三年（1310）五月三日“……遣玄教嗣师吴全节，在三茅山元符万宁宫上清宗坛修建金箓宝斋”。这些都是受皇命所举行的国醮。

明代以后，“明洪武初额设二祭于茅山，每岁惊蛰于元符宫广济龙王祠，五月五日于句曲山神祠以祈岁丰，皆命有司亲诣行事……”其斋醮科仪依旧十分隆重，表现形式丰富多彩。到了清代，茅山道日趋衰弱。清末至民国间，战火连绵，茅山道教宫观庙宇遭受焚毁，仅存九霄、元符、崇禧三宫与德佑、仁佑、乾元、玉晨、白云五观，大都破烂不堪。新中国成立后，这三宫五观合并为“茅山道院”。到了文革期间，宗教活动被近中断，仅存九霄与元符两个宫观。后来经过三十多年的修缮与建设，形成两宫一观的格局，即九霄万福宫、元符万宁宫与句容葛仙观。

逢年过节，茅山道院的斋醮仪式照常举行，但不再像封建帝王举行的国醮仪式那样规模宏大，除了道教节日等重大活动，举行金箓和黄箓道场，平时都是为道教信徒所做的“正坛法事”与“亡度法事”。 茅山道院的法务团规模也逐渐壮大，乐器有笛、管、琵琶、三弦、扬琴、古筝、二胡、大中阮等，已多次受邀参加新加坡、马来西亚及中国台湾、香港等海内外重大法务活动。每年岁末辞旧迎新之时，茅山道院的法务团都会在葛仙观举行迎新年祈福撞钟活动，平日清冷的葛仙观在这天夜晚显得喧哗而又热闹。人们尽情欣赏着经乐团悠扬的道教音乐，庄严隆重的醮仪法事，在镗然的钟声里，进香祈福。

六

罗天大醮，是道教斋醮科仪中最隆重的大型宗教活动，也是规制高、格局大、含义深、祭期长、以祈协正星位、邦国安泰、盛极隆厚的道教斋醮活动。历朝不少帝王每逢国有大事或大灾，均召请道士在宫中或名山宫观设坛建醮祈福。除了茅山，嵩山、王屋山、天台山都有斋醮道场，武当山自然也不例外。但武当山形成大规模的信仰活动却是从元代开始。从《武当福地总真集》、《玄天上帝启圣录》等道教经书中可以看出，武当山道教教团势力日益扩张，世人崇奉的真武道场，元代的香火比宋时更旺。尤其是元仁宗生日与道经传说中的真武圣诞日（三月三）相同，朝廷每年都派遣使者到武当山建金箓大醮，有时一年要建四次金箓大醮，场面宏伟而盛大。

明代起，真武的信仰由皇室推崇而普及了全国，甚至影响到海外。明代历史记载：张天师为国斋醮八十余次。其中时间最长的一次斋醮法会是明成祖永乐五年（1407），张宇初在朝天宮举行荐扬玉箓大斋，为刚死去的徐皇后超度，这次大斋长达百日；永乐十七年（1419），张宇清在福建洪恩灵济宮建斋七日，集浙江、湖广、江西、福建四处道士七千余人参加斋會，创造了斋醮人数最多的历史纪录。次年所建的玉箓大斋，也有一千八百羽士的规模。到了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迎来了中国历史上斋醮香火最旺盛的时代。任继愈主编的《道教史》中第七章写道：“嘉靖之初，世宗听信太监之言，在乾清宮建醮，事无大小，系请于神，不验则请之再三，有验则行大醮以谢神佑，‘不斋则醮，月无虛日’”。

到了清代，道教明显呈现出一个衰落期。也许与清代帝王信仰萨满教，入关后才又信佛教有关吧。历代帝王都主张从三教一体的角度来看待儒、释、道三教，认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大型道教斋醮活动就很少见了。然而，斋醮仪式毕竟蕴含着道教文化的精粹，它的存在，既是经典的，亦是永恒的。经过十个甲子的玄妙轮回，沉寂了几百年的罗天大醮在武当山下、太极湖畔，终于焕发了新生。在来自北京白云观、四川青城山、江苏茅山、山东泰山、江西龙虎山和台湾、香港地区及新加坡等海内外著名道观的二十八个经团，九百余名经师，分别在武当山太和宫、紫霄宫、静乐宫、玉虚宫、南岩宫、琼台中观、太子坡设坛场，弘道扬法。为了庆贺这次“武当大兴600年” 的盛典，醮期从10月17日至10月26日（农历9月3日至9月11日），也算是清代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祈福法会了。

10月17日上午，玉虚宫前的广场上人声鼎沸，信徒满聚。各个派别的道士云集于此，或戴着道帽、系着道巾；或留着长须、头顶发簪，还有一些白皮肤、蓝眼睛，一脸虔诚的外国道人川流不息。随着中国道教协会会长任法融大师宣布罗天大醮祈福法会的开幕，五彩缤纷的烟花在空中瞬间绽放，阵阵轰鸣的礼炮声中，各地的经乐团排成队，一路一路地汇集在人海。应邀而来的茅山道院经乐团的二十多名经师，高功，身穿华丽的法衣，手捧如意、朝简、玉册等法器，神情肃默地从玉虚宫内徐徐走出。茅山的经乐团十天前就来武当山了，和其他经乐团一样，道士们每天集中在玉虚宫里设坛诵经礼忏，为社会和谐，国民安康而祈愿。

活动结束，参观玉虚宫的时候，杨会长感慨万端地说，十二年前，玉虚宫几乎是一片废墟，已被政府纳入重新规划的区域。那时候当家的是一位叫李诚玉女道长，老人家八九十的高龄，患有眼疾，却守着一片残垣修道，至死不离。如今，后人为了纪念她修道的精神，特意在武当大兴的日子里，玉虚宫前搭了个小小的棚子，备有点心，茶水，施舍给香客居士们，让每一个来者都会心生温暖，备感恩泽。而武当道正是有了像李诚玉老道长这样的传道精神，方才显得“异日必大兴”。张三丰早年的这句预言，使武当山悠远的道宗，绵长的道脉在历史的长河里积淀着，蛰伏着，等待着，终于迎来了新的鼎盛与繁荣。

七

如果说要给武当山两个喜欢的理由，除了道教历史，那就是自然风光了。道教历史是静，自然风光是动，动与静相结合，武当山便有了万种的风情。会议结束前的一个下午，现代化的缆车把我们送进了云雾深处的武当山。此时，时令已过立冬，武当山上依旧树木参天，满眼绿色，深深浅浅，如同徐霞客所言：“满山乔木夹道，如行绿幕中。”山上丰富的森林资源孕育着繁多的草木，像灵芝，天麻，蜂壳花，四叶参等中草药遍地可拾，连山道两边都长满了对枝对节的药用植物。说它是天然药材的“宝库”，一点不为过。

历朝历代，很少有帝王对一座山如此钟情虔诚。明朝皇帝独爱武当山，策划了上千栋气势恢弘的建筑依山而筑，绵延百十里，远远望去，如同一把与天相接的巨梯，在云雾中若隐若现。这些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的古建筑，与山头、峭壁、岩洞等险境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像一组凌空在悬崖绝壁上的宫殿，将至高无上的皇权和道教和谐的思想精髓体现的淋漓尽致。更为神奇的是，从空中俯瞰，这些建筑奇观千姿百态，金顶像极了龟的模样，而整个太和宫的围墙则如蛇一样缠绕在龟壳上，不禁让人联想起龟蛇合体的玄武神来。难道是巧合，还是冥冥中神意勾勒出的仙缘万象呢？

暗自惴恻间，已随台阶层层而上，来到了朝天宫，这个传说中离天最接近的地方。古人认为天高高在上，神秘莫测，朝天宫自然成了天庭与凡间的分界。在通往天界的神路上，修道者怀着虔诚，历尽了身体的伤痛和心灵的锤炼，就是为了朝拜屹立在云雾之中的紫禁城——他们心中的仙境。登临绝顶，在与天相接的地方修身问道才是他们最终极的向往。

山顶上的风很大，雾气茫茫。远处群山全被云雾吞没，仿佛真的置身于仙雾缭绕的天界了。水神玄武正在金殿里小憩，一对仙鹤门神一样守卫着，殿前的鎏金铜柱或许是被太虔多游人的手抚摸过，色泽斑驳，露出锃亮的青铜，像一段凝固了的历史，隔着交错的时光，给人无限的遐想。我轻易地把自己想象成了道人，在武当太和山上，悠悠打着太极。刹那间，身心俱轻，忧愁，烦恼，浮躁统统放下了，我感受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变化，身体发肤的每一寸都在放松，就这样融入到了大自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