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清剿太平军时期的南阳玄妙观(10)

网络 admin 刘迅,宋学立

2014-06-10 11:19:58

反思:晚清时期的玄妙观

二百多年以来,玄妙观铸就了自己辉煌的历史,赢得了令世人仰慕的声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到十九世纪中期,一方面它已经确立了作为南阳和中原地区一座主要的全真丛林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成为晚清时期一座颇具政治、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道教中心。

1640年代清军征服中原以后,玄妙观在其早期历史上就曾积极参与、支持南阳城的重建和兴复事业。1860年代,全真道士参加南阳城的防御工作充分反映了玄妙观对南阳地区事务一如既往地参与和援助。和清朝初年全真道士收埋战争遗骸一样,他们对破损的玄妙观的修复和重建也有利于南阳城的稳定和重建。19世纪中期张宗璿方丈及其率领的全真道士的英勇事迹保障了南阳市成千上万名民众的生命财産安全。由此可见,全真道士参加南阳城的守卫工作并非仅仅是为了效忠于清帝国,同时也是全真道士参与南阳地方社会重建的体现。

张宗璿及其玄妙观对清政府是无限忠诚的,对南阳当地社会事务也是充满热情的。因此,上到河南巡抚下到南阳县令的大小地方官员都对他们心怀感激。同时也使这些官员有充分的理由请求皇室赏赐给张宗璿及其玄妙观大批银两和珍贵的《道藏》。1860年代,作为盐运使,傅寿彤肩负著守卫南阳城的重任。1867年,他曾经给河南巡抚李鹤年上报了一份奏章。其中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的感恩和钦敬之情。

傅寿彤敏鋭地认识到了南阳公众对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在太平军起义以来有关张方丈和玄妙观的传说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和引证。事实上,这位全真方丈及其玄妙观的英勇事迹和清皇室颁赐《道藏》一事共同构成了当地大量关于玄妙观的民间传说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和解释玄妙观在公众心目中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79]

玄妙观参与剿灭太平军、守护南阳城的工作并非仅仅源于张宗璿方丈对这股叛逆力量的敌视,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张宗璿及其玄妙观都一直参与南阳地方事务,为当地社会服务。这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而且他们参与或者提供服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赈济灾荒、定期的各种宗教仪式、惠及民生的借贷、土地租赁、提供就业岗位、与地方社会形成的密切的个人友谊和眷顾关系,等等。当然,他们之所以有能力从事这些活动,还是以玄妙观拥有的大量田産为基础的。

在研究当代北中国农村地区仪式生活及其结构的过程中,欧大年(Daniel Overmyer)教授和一些其他学者已经证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农村仪式活动的领袖们(香头)及其领导的仪式团体在组织和塑造当地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方面一直发挥著主导性的影响力。他们的集体活动表明,在国家和从古到今的精英阶层之外,这些乡村的香头们在北中国的农村社会中也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80]在笔者看来,上述的研究充分表明,当前我们必须对非传统精英人物在塑造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予以更多的关注。毫无疑问,十九世纪中期的南阳,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就是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过主导作用的非传统精英人物之一。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与帝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长期合作;其二,数个世纪以来对南阳地方社会、经济与仪式活动的广泛参与。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因此,在南阳城发展历史的关键时刻,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才能够站出来参加护城保国的行动,并发挥核心性的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南阳地区的近代化过程中,上述道德资本和物质资本同样能够激励玄妙观和全真道士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构建应对混乱时局的新方略,保持、创新、巩固全真教的身份认同和影响力,积极推动南阳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本文是笔者的在研专题项目“晚清帝国至当代中国南阳道教社会文化史与地方社会”的一部分内容。2007年11月,第四届道教研究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会上,笔者曾将本文的一部早期文稿提交会议小组讨论。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PHE)、香港中文大学(CUHK)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及与会同仁都曾细心评论这篇文章。此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高万桑先生(Vincent Goossaert)、莱顿大学(Leiden)的田海先生(Barend ter Haar)也为笔者提出了颇具洞察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另外,我还要感谢《通报》(T’oung Pao)的几位评论者为修改本文英文原稿作出的努力。本篇论文的中文翻译以在《通报》发表的英文稿为基础。在此,笔者谨向《通报》编辑部总编法兰西学院Pierre-Etienne Will 教授鸣谢。蒋经国基金会(The Chiang-ching Kuo Foundation)和法国国研会(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rcherche,简称ANR)为笔者的此项研究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援,使我能够完成在中国河南省南阳市的档案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工作,对于两家机构的支持,笔者深表谢意。最后,我也向本文译者中国社科院的宋学立博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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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中叶清剿太平军时期的南阳玄妙观(10)

    网络 admin 刘迅,宋学立

    2014-06-10 11: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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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九世纪中叶清剿太平军时期的南阳玄妙观(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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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晚清时期的玄妙观

    二百多年以来,玄妙观铸就了自己辉煌的历史,赢得了令世人仰慕的声望,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财富。到十九世纪中期,一方面它已经确立了作为南阳和中原地区一座主要的全真丛林的地位,另一方面,也成为晚清时期一座颇具政治、文化影响力和经济实力的道教中心。

    1640年代清军征服中原以后,玄妙观在其早期历史上就曾积极参与、支持南阳城的重建和兴复事业。1860年代,全真道士参加南阳城的防御工作充分反映了玄妙观对南阳地区事务一如既往地参与和援助。和清朝初年全真道士收埋战争遗骸一样,他们对破损的玄妙观的修复和重建也有利于南阳城的稳定和重建。19世纪中期张宗璿方丈及其率领的全真道士的英勇事迹保障了南阳市成千上万名民众的生命财産安全。由此可见,全真道士参加南阳城的守卫工作并非仅仅是为了效忠于清帝国,同时也是全真道士参与南阳地方社会重建的体现。

    张宗璿及其玄妙观对清政府是无限忠诚的,对南阳当地社会事务也是充满热情的。因此,上到河南巡抚下到南阳县令的大小地方官员都对他们心怀感激。同时也使这些官员有充分的理由请求皇室赏赐给张宗璿及其玄妙观大批银两和珍贵的《道藏》。1860年代,作为盐运使,傅寿彤肩负著守卫南阳城的重任。1867年,他曾经给河南巡抚李鹤年上报了一份奏章。其中非常真诚地表达了自己对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的感恩和钦敬之情。

    傅寿彤敏鋭地认识到了南阳公众对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的深厚情感。这种情感在太平军起义以来有关张方丈和玄妙观的传说中也得到了较为充分的体现和引证。事实上,这位全真方丈及其玄妙观的英勇事迹和清皇室颁赐《道藏》一事共同构成了当地大量关于玄妙观的民间传说的基础。同时,也有利于塑造和解释玄妙观在公众心目中的文化传统和身份认同。[79]

    玄妙观参与剿灭太平军、守护南阳城的工作并非仅仅源于张宗璿方丈对这股叛逆力量的敌视,更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张宗璿及其玄妙观都一直参与南阳地方事务,为当地社会服务。这已经形成一种传统,而且他们参与或者提供服务的形式多种多样。具体来讲,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形式:赈济灾荒、定期的各种宗教仪式、惠及民生的借贷、土地租赁、提供就业岗位、与地方社会形成的密切的个人友谊和眷顾关系,等等。当然,他们之所以有能力从事这些活动,还是以玄妙观拥有的大量田産为基础的。

    在研究当代北中国农村地区仪式生活及其结构的过程中,欧大年(Daniel Overmyer)教授和一些其他学者已经证实,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农村仪式活动的领袖们(香头)及其领导的仪式团体在组织和塑造当地政治、社会、文化生活方面一直发挥著主导性的影响力。他们的集体活动表明,在国家和从古到今的精英阶层之外,这些乡村的香头们在北中国的农村社会中也一直扮演著重要的角色。[80]在笔者看来,上述的研究充分表明,当前我们必须对非传统精英人物在塑造地方文化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予以更多的关注。毫无疑问,十九世纪中期的南阳,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就是对当地社会的发展和繁荣起到过主导作用的非传统精英人物之一。他们的权威和影响力主要来自于以下两个方面:其一,与帝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长期合作;其二,数个世纪以来对南阳地方社会、经济与仪式活动的广泛参与。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积累了大量的物质财富和强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政治影响力。因此,在南阳城发展历史的关键时刻,张宗璿方丈及其玄妙观才能够站出来参加护城保国的行动,并发挥核心性的作用。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南阳地区的近代化过程中,上述道德资本和物质资本同样能够激励玄妙观和全真道士们广泛参与社会事务,构建应对混乱时局的新方略,保持、创新、巩固全真教的身份认同和影响力,积极推动南阳地区的近代化进程。

    (本文是笔者的在研专题项目“晚清帝国至当代中国南阳道教社会文化史与地方社会”的一部分内容。2007年11月,第四届道教研究国际研讨会在香港举行。会上,笔者曾将本文的一部早期文稿提交会议小组讨论。法国高等实验研究院(EPHE)、香港中文大学(CUHK)的劳格文(John Lagerwey)先生及与会同仁都曾细心评论这篇文章。此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的高万桑先生(Vincent Goossaert)、莱顿大学(Leiden)的田海先生(Barend ter Haar)也为笔者提出了颇具洞察力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另外,我还要感谢《通报》(T’oung Pao)的几位评论者为修改本文英文原稿作出的努力。本篇论文的中文翻译以在《通报》发表的英文稿为基础。在此,笔者谨向《通报》编辑部总编法兰西学院Pierre-Etienne Will 教授鸣谢。蒋经国基金会(The Chiang-ching Kuo Foundation)和法国国研会(Agence Nationale de la Rercherche,简称ANR)为笔者的此项研究工作提供了经费支援,使我能够完成在中国河南省南阳市的档案文献搜集和田野调查工作,对于两家机构的支持,笔者深表谢意。最后,我也向本文译者中国社科院的宋学立博士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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