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妙观与清政府对太平军的镇压

一方面，在保持和维系清政府对全真教的资助与合作上，私人的交情与眷顾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政治危机的爆发又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资助与合作模式。1851年至1864年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玄妙观再次站在清朝地方和中央政府的一边，帮助政府守护南阳城，抵御太平军和捻军的进犯。双方的合作再一次考验和加强了二者的紧密联系。[43]

1850年代初期，守卫南阳已经成为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1853年太平军佔领南京并在那里建都以后，捻军开始在河南和中国北部、中部其他一些省份大肆扩张。在巩固南京新政权的同时，洪秀全（1805～1864）及其统领的天朝决定发动一场针对北京清朝中央政府的北伐战争。他们派出两万兵勇向西北方向的河南东南部进犯，直逼北京。1853年5月至9月，骁勇善战的林凤祥（？～1855）和李开芳（？～1855）率领的北伐军一路挺进，迅速佔领了河南东部和中部。清中央和地方官员竭力从省外纠集援军，试图围剿这股叛逆势力。可惜，事与愿违，整个河南省一片大乱。当年秋天，太平军离开河南，向西北的山西省进犯。河南省的危机暂时得以缓解。[44]

如果说1853年太平军的首次北伐经河南中部和北部直逼北京，目的是为了颠覆清王朝的统治的话，那麽他们的第二次北伐则是因为1861年太平天国的西部要塞安庆的失守。为了缓解清军对太平天国都城南京的围困，太平军年富力强的将领陈玉成领导部众实施了第二次北伐。这支军队共三万馀人，他们按照预先制定的四条主要线路一路挺进，旨在推翻清王朝，恢复汉人的统治。从战略意义上讲，陈玉成希望自己所领导的部队能够直抵直隶和山东。在这两个省份，他的部队将与两千太平军的前锋特使汇合，后者已经秘密策动在当地举事。不过，北上的途中遇到的一些挫折使陈玉成及其部下们不能顺利地向京城地区挺进。为此，他的先头部队开始向西北进军，试图在陕西、甘肃等清军力量比较薄弱的省份站稳脚跟。1862年春天，就在太平军取道安徽东部向河南南部和西南部进军的时候，遍佈安徽东部和河南南部的捻军便开始在安徽、河南与湖北西北部的交界处大肆扩张势力范围。[45]

自1850年代中期以来，作为通向河南北部、陕西南部和其他地区的一座重要的商旅门户和枢纽，南阳城及其周边地区一直是清军与太平军、捻军的必争之地。对于清政府来讲，如果南阳失守就意味著，太平军和捻军可以不受任何制约地进入通向西北地区的各大门户和通道。一旦太平军进入到西北诸省，就会极大地牵制长江流域的清军。除此以外，正如孔飞力先生（Philip Kuhn）研究太平天国时指出的那样，南阳这样的城市被太平军视为“帝国合法性和领土的象徵，这些城市能够孕生他们那套与众不同的政治体系（symbols of imperial legitimacy as well as enclaves within which their distinctive institutions could be nurtured）”。因此，佔领或者损毁这些地区就意味著摧毁了清帝国的政治合法性和权力的根基。[46]

1860年代初期，清军和太平军在南阳地区展开了紧张而又至关重要的激战。期间，在守卫南阳城和维护清帝国的统治方面，南阳玄妙观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们成功协助清军守住了南阳城，确保了清政府能够继续统治河南和中原地区。不仅如此，更为重要的是，1630年代李自成（1606～1645）及其领导的起义军在进犯南阳时，曾杀戮了大批无辜百姓。玄妙观参与护城行动有效的防止了悲剧的重演。

在守卫南阳城的诸多全真教英雄人物当中，最为知名的当属张宗璿（字耕云，法名圆璿，号云樵子，又号种菜道人，1821～1887）。此人出身于山东半岛的福山。（张家一直世居此地）。据称，1840年，19岁的他就通过了会试科考。不过，由于张宗璿比较厌烦科举考试，因此放弃了举人的名号，只是选择了“张家之子”的名号。1852年，32岁的他在三官庙出家做了一名全真弟子，开始了修道生涯。据说，在青岛附近的崂山太清宫受戒之前，张宗璿阅读了大量的道教典籍，并广泛游历中国知名的全真教宫观（包括北京的白云观、苏州的玄妙观等）。[47]

在扬州天宝观挂单期间，张宗璿充满生机的弘道事业受到了长江下游地区太平军的阻挠。在天宝观，作为一名富有创新精神的宗教改革家张宗璿大力帮助这座道观回复和重振道教的生活方式与实践，并因此蜚声扬名。天宝观也因此吸引了众多全真道士到此挂单、学道。[48]不过，由于太平军全面损毁了整个江南地区的儒家书院、佛教寺庙和道教宫观，因此扬州天宝观也难逃此劫。在这个过程中，张宗璿蒸蒸日上的修道生涯和实践活动也因此受到迫害。当时，太平军残杀佛道大师的謡言四处传布。在这种情况下，像张宗璿这样的道教宗师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性命和其宫观的安危而担忧。1853年四月初一，太平军未动一兵一卒便和平地佔领了扬州城。随著太平军临近的消息传来，众多佛道徒众纷纷逃逸。在这种情形之下，和众多同道一样，张宗璿只好离开扬州。[49]

张宗璿自扬州一路西行，再次来到南阳，并在玄妙观挂单。在南阳玄妙观期间，张宗璿得到方丈吕永震 （字乾初）的激赏 ，后者对年富力强的的道教领袖张宗璿早有耳闻。据一部宗派仙传的记载，吕永震曾邀请张宗璿一起论道，二者的攀谈长达数天之久。吕永震对他的才学非常赏识，并向其“传龙门之大法”。这使得张宗璿有资格在一次全真教受戒仪式上担任传戒律师。此后不久，他便证明吕方丈对自己的信任是值得的，并开始在玄妙观领导充满活力的宫观复兴活动。

作为恢复玄妙观全真宫观生活第一批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张宗璿首先著手修复那些已经毁坏的殿宇。他到达南阳之后不久，便发现玄妙观已经年久失修。这使他内心充满无比的悲凉。为此，他立誓要重修这座全真道观，并与宫观的主事共商修缮之事，确定了修缮计划和重振宫观生活的计划。通过筹集和捐助善款，张宗璿最终完成了这次修缮工程。不久，吕永震方丈及其徒众便推选张宗璿担任玄妙观的监院（推监院之权衡）。据说，担任监院之后的张宗璿仍然日以继夜，励精图治。严于律己，宽于待人，为道众所推崇。在他的领导和管理之下，玄妙观的收入也有所提高。由于对田産管理有方，在财産和声望方面，玄妙观很快成为可以和京城白云观以及其他一些主要的全真丛林相媲美的全真教中心。[50]

张宗璿大力修复玄妙观、振兴宫观生活时期，也是清军镇压来自汉水流域的捻军以及稍晚的、爆发于南方的太平军的高峰时期。上文已经谈到，张宗璿是被太平军从扬州的天宝观赶到南阳的。因此，他对清政府和地方当局镇压太平军、守卫南阳城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如果当初张宗璿因为太平军逼近不得不离开扬州而对其有所厌恶，那麽随著太平军大规模摧毁江南已经扬州道观的消息传来，他的这种厌恶感也就日益加深。自从1853年张宗璿首次抵达南阳以来，这座城市已经多次受到兴起于南阳城郊及邻近区县的匪盗的侵袭。不过，第一次给南阳地区带来重大危机的却是从汉水流域进入南阳东部的捻军小股势力。这股起义者虽然人数不多，但反应迅速，对南阳城形成了极大的威胁。1861年农历二月，姜太凌、张总愚领导的这股捻军势力从安徽西北部经南阳东部的叶县向周口急速挺进，一夜的时间居然行军近百里。他们经唐县进入南阳市郊。先是向西部的邓州挺进。不过，很快又调转方向，从东北方向直逼南阳。在不到数天的时间里，他们渡过白河，从南阳城的南部包围了这座城市。整个南阳城四面受敌，被这股捻军势力紧紧围困。城内人心惶惶，整座城市都笼罩在恐怖之中。南阳城的城墙存在著一处缺口。这就意味著，如果捻军经此屠城的话，那麽，无论从规模上还是从严重程度上来说，都不会亚于闯王李自成及其部众在两个多世纪以前的1630年代对南阳城广大民众的屠戮和残害。[51]

当时，南阳城的城墙已经多处年久失修。自从明代初年的重修加固以后，这里的城墙就再也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修复。很多的地方已经严重破损。盐运使傅寿彤奉命负责南阳城的守卫工作。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情景说，自己担心和忧虑的并不仅仅是那些年久失修的城墙。1850年初，在清政府镇压太平军斗争的早期阶段，后来担任南阳知府的顾嘉衡（生活于1840年代前后）曾经号召南阳城里和附近的“乡保”修筑“砦堡”、加强城防。然而，当时大多数南阳人还未意识到从南方起兵的太平军究竟能够给南阳带来多大的威胁，因此几乎没有人在意这位知府的紧急号令。[52]

1860年代扩建之前的南阳城图，见于1904年《南阳县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