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中华宗教文化交流网 秩名

2011-08-19 14:37:26

道教在东汉末年产生后,就开始在北京地区流传。当时该地区是太平道的传教区域。太平道的领袖是河北巨鹿人张角。《后汉书·皇甫嵩传》记载:“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十余年间,徒众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应。”当时北京地区属幽州,太平道影响到这里应当是没有疑问的。不过,由于张角领导的黄巾军起义遭到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而很快失败,太平道也逐渐衰微直至最后销声匿迹,在北京地区没有留下什么影响。

北魏(公元420–534年)统一北方后,统治阶级鲜卑族拓跋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消除汉人的反抗,便实行了与汉人同化的政策。一方面,他们声称拓跋氏是黄帝的后裔,对此,《北史·魏本纪》记载:“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国,其处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另一方面,又考虑到道教是汉人的宗教,所奉之神均是汉民族人所崇敬的神,便也开始信奉道教,受道教符箓,表明自己政权是受上天意志建立的。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据称是东汉幽州上谷昌平著姓寇恂第十三世孙的寇谦之受到重用,并开始了他对道教的改革。寇谦之改革后的道教称新天师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十分欣赏,这样,新天师道就成了北魏的国教,因而也在北京地区得到了传播。

唐朝时,唐玄宗李隆基崇奉道教。《资治通鉴》卷216记载:“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选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在唐朝全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建有道观,北京地区也不例外。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91年),幽州建立了天长观,位于今北京白云观西,是白云观的前身。据《大唐六典》卷4记载,道观在每年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以及皇帝的诞辰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皇帝的诞辰日称千秋节,又称天长节,所以幽州的道观名天长观。天长观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北京地区的第一座道观。

金朝统一北方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北方广大汉族人民觉得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下,心灵上备受创伤。道教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抚慰汉族人民精神创伤的工具。金朝统治者也需要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在采用汉法的过程中,对道教也采取扶植和利用的政策。于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广大汉人居住地区,道教应运而起。

金熙宗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毗邻幽州的沧州人刘德仁根据《道德经》创立了“大道教”。《元史·释老传》记载:“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这很适合于社会下层民众的需要,因而大道教很快在河北一带流传开来,这当然也包括北京地区。金统治者承认大道教,这又促进了大道教更为广泛的传播。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大道教主刘德仁受到金世宗完颜雍的召见,赐居京师天长观。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金世宗又赐刘德仁“东岳真人”号。

大道教自金初创立后,在金代经历了四代祖师,进入蒙元,内部起了分裂,出现了以天宝宫(在燕京旧城春台坊)为中心的一派,和以玉虚宫(在燕京旧城仙露坊)为中心的另一派。两派的中枢都在燕京,可见燕京是大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

金元时期在北京地区流传的还有太一教。该教由卫州人萧抱珍创立,以道教“太一三元法箓”为人去灾治病,最初在河南一带流传,由于受到金统治者的承认,不久也传播到河北及北京地区。至元代,更由朝廷敕建太一道宫观于京城。据王恽《秋涧集》卷四《大都宛平县京西创建太一集仙观记》:元世祖诏太一道五祖萧居寿至京师,“特建琳宇,敕额太一广福万寿宫,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粮之给,一出内府”。

金朝统治下的汉族知识分子王重阳创立的道教全真派,在北京地区道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重阳曾收有七大弟子,分别是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王重阳仙逝后,这七大弟子在各地传教,其中就包括冀州和北京地区。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全真道在北京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逐渐为金统治阶级所了解。当时,金世宗已到晚年,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便“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术”(见《玄风庆会录》)。于是,全真道道士开始得以接近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王处一被召到京师,世宗亲问养生之道。第二年,丘处机又被召来京师,在万宁宫西筑庵居住,随时准备皇帝召见问道,又奉命准备万春节醮事。金世宗死后,被召来京的王处一还为世宗设醮求冥福。由于上述这些活动,全真道士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在民间的影响更大了。《元遗山集》卷35记载:“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接受,牢不可破。”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金章宗召见了王处一,赐号“体玄大师”,还赏赐了一所修真观。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金章宗又召见了刘处玄,赏赐观额5个。

公元1219年,金和南宋的统治者都派人迎请丘处机,但是他没有应召。不久,蒙古成吉思汗从西域征战的地方发来邀请,已经70多岁的丘处机,为救民于倒悬,乃欣然率领18个弟子前往。成吉思汗问以长生术,丘处机以全真道的清净无为、敬天爱民、戒杀回答。成吉思汗很满意,尊称丘处机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丘处机在公元1224年东归,住在燕京太极宫,以后,燕京就成了全真道活动的中心。元皇室对全真道非常赏识,不断对全真祖师册封。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崇的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五祖为“真君”,后人称为“北五祖”,又封王七大弟子为“真人”,世称“七真”。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元武宗又加封五祖为“帝君”,七真为“七君”,丘处机弟子尹志平等18人为“真人”。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在北京地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进入了极盛阶段。

自丘处机从西域大雪山返居燕京太极宫后,燕京一直是全真道首脑机关所在地。他的许多弟子皆在燕京及其附近努力建造宫观,遂使这个地区成为全真道宫观和道士最集中的地方。据清《顺天府志》所引元《析津志》、《元一统志》所载,在元初,全真道士就在燕京建道观数十座,如:李守征建固本观,潘德冲建清逸观、宋道安建长生观、宋德方建清都观、王志明建洞神观,王慧舒建静远观、何志邈建兴真观、何守夷建清真观、李志方建真元观、霍志融建崇元观、陈慧端建玉华观、梁慧真建玉真观、陈守玄建冲微观、夏宗道建玄禧观、马天麟建玉清观等。

丘处机于1224年入住太极宫,1227年朝廷有旨将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以表示对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崇敬。(《甘水仙源录》卷二《长春真人本行碑》)丘处机仙逝后,其嗣教弟子尹志平营建一道院于长春宫东侧,名“白云观”,为长春宫附属观宇。1229年藏长春真人之遗蜕于白云观内之处顺堂。《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戊子(1228年)春正月朔,清和(尹志平道号)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四旬而成。”又元·陈时可《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记载:“长春大宗师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宫之东甲第为观,号曰‘白云\',为葬事张本也。越明年(1228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师殡于葆光,未安也。吾将卜地白云,构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于是普请其众,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云中河东道侣数百辈,裹赢粮来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丽,榜之曰‘处顺\'。既祥,奉仙骨而葬。”(《甘水仙源录》卷九)正是由于丘祖生前曾演教于此,仙逝后复藏蜕于此,故后世全真龙门派道士尊北京白云观为“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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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魏(公元420–534年)统一北方后,统治阶级鲜卑族拓跋氏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消除汉人的反抗,便实行了与汉人同化的政策。一方面,他们声称拓跋氏是黄帝的后裔,对此,《北史·魏本纪》记载:“魏之先出自黄帝,黄帝子曰昌意,昌意之子受封北国,其处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另一方面,又考虑到道教是汉人的宗教,所奉之神均是汉民族人所崇敬的神,便也开始信奉道教,受道教符箓,表明自己政权是受上天意志建立的。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据称是东汉幽州上谷昌平著姓寇恂第十三世孙的寇谦之受到重用,并开始了他对道教的改革。寇谦之改革后的道教称新天师道,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十分欣赏,这样,新天师道就成了北魏的国教,因而也在北京地区得到了传播。

    唐朝时,唐玄宗李隆基崇奉道教。《资治通鉴》卷216记载:“时上尊道教,慕长生,故所在争言符瑞,群臣表贺无虚月。”《旧唐书·礼仪志四》记载:“玄宗御极多年,尚长生轻举之术,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兴,焚香顶礼。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炼醮祭,相继于路,投龙奠玉,选精舍,采药饵,真诀仙踪,滋于岁月。”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在唐朝全社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许多地方都建有道观,北京地区也不例外。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91年),幽州建立了天长观,位于今北京白云观西,是白云观的前身。据《大唐六典》卷4记载,道观在每年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以及皇帝的诞辰日,都要举行祭祀活动。皇帝的诞辰日称千秋节,又称天长节,所以幽州的道观名天长观。天长观是历史上有记载的北京地区的第一座道观。

    金朝统一北方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北方广大汉族人民觉得在女真贵族的统治下,心灵上备受创伤。道教在这种情况下,成了抚慰汉族人民精神创伤的工具。金朝统治者也需要稳定自己的统治地位,在采用汉法的过程中,对道教也采取扶植和利用的政策。于是,在金朝统治的北方广大汉人居住地区,道教应运而起。

    金熙宗皇统二年(公元1142年),毗邻幽州的沧州人刘德仁根据《道德经》创立了“大道教”。《元史·释老传》记载:“其教以苦节危行为要,而不妄取于人,不苟侈于己。”这很适合于社会下层民众的需要,因而大道教很快在河北一带流传开来,这当然也包括北京地区。金统治者承认大道教,这又促进了大道教更为广泛的传播。正隆六年(公元1161年),大道教主刘德仁受到金世宗完颜雍的召见,赐居京师天长观。大定七年(公元1167年),金世宗又赐刘德仁“东岳真人”号。

    大道教自金初创立后,在金代经历了四代祖师,进入蒙元,内部起了分裂,出现了以天宝宫(在燕京旧城春台坊)为中心的一派,和以玉虚宫(在燕京旧城仙露坊)为中心的另一派。两派的中枢都在燕京,可见燕京是大道教传播的重要地区。

    金元时期在北京地区流传的还有太一教。该教由卫州人萧抱珍创立,以道教“太一三元法箓”为人去灾治病,最初在河南一带流传,由于受到金统治者的承认,不久也传播到河北及北京地区。至元代,更由朝廷敕建太一道宫观于京城。据王恽《秋涧集》卷四《大都宛平县京西创建太一集仙观记》:元世祖诏太一道五祖萧居寿至京师,“特建琳宇,敕额太一广福万寿宫,命主秘祀,其香火衣粮之给,一出内府”。

    金朝统治下的汉族知识分子王重阳创立的道教全真派,在北京地区道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王重阳曾收有七大弟子,分别是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王重阳仙逝后,这七大弟子在各地传教,其中就包括冀州和北京地区。经过一二十年的发展,全真道在北京地区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并逐渐为金统治阶级所了解。当时,金世宗已到晚年,为了求得长生不老,便“博访高道,求保养之术”(见《玄风庆会录》)。于是,全真道道士开始得以接近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公元1187年),王处一被召到京师,世宗亲问养生之道。第二年,丘处机又被召来京师,在万宁宫西筑庵居住,随时准备皇帝召见问道,又奉命准备万春节醮事。金世宗死后,被召来京的王处一还为世宗设醮求冥福。由于上述这些活动,全真道士的社会地位提高了,在民间的影响更大了。《元遗山集》卷35记载:“南际淮,北至朔漠,西向秦,东向海,山林城市,庐舍相望,什百为偶,甲乙接受,牢不可破。”承安二年(公元1197年),金章宗召见了王处一,赐号“体玄大师”,还赏赐了一所修真观。承安三年(公元1198年),金章宗又召见了刘处玄,赏赐观额5个。

    公元1219年,金和南宋的统治者都派人迎请丘处机,但是他没有应召。不久,蒙古成吉思汗从西域征战的地方发来邀请,已经70多岁的丘处机,为救民于倒悬,乃欣然率领18个弟子前往。成吉思汗问以长生术,丘处机以全真道的清净无为、敬天爱民、戒杀回答。成吉思汗很满意,尊称丘处机为“丘神仙”,命他掌管天下的出家人。丘处机在公元1224年东归,住在燕京太极宫,以后,燕京就成了全真道活动的中心。元皇室对全真道非常赏识,不断对全真祖师册封。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忽必烈诏封全真道所尊崇的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五祖为“真君”,后人称为“北五祖”,又封王七大弟子为“真人”,世称“七真”。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元武宗又加封五祖为“帝君”,七真为“七君”,丘处机弟子尹志平等18人为“真人”。在这种情况下,道教在北京地区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传播,进入了极盛阶段。

    自丘处机从西域大雪山返居燕京太极宫后,燕京一直是全真道首脑机关所在地。他的许多弟子皆在燕京及其附近努力建造宫观,遂使这个地区成为全真道宫观和道士最集中的地方。据清《顺天府志》所引元《析津志》、《元一统志》所载,在元初,全真道士就在燕京建道观数十座,如:李守征建固本观,潘德冲建清逸观、宋道安建长生观、宋德方建清都观、王志明建洞神观,王慧舒建静远观、何志邈建兴真观、何守夷建清真观、李志方建真元观、霍志融建崇元观、陈慧端建玉华观、梁慧真建玉真观、陈守玄建冲微观、夏宗道建玄禧观、马天麟建玉清观等。

    丘处机于1224年入住太极宫,1227年朝廷有旨将太极宫改名为长春宫,以表示对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崇敬。(《甘水仙源录》卷二《长春真人本行碑》)丘处机仙逝后,其嗣教弟子尹志平营建一道院于长春宫东侧,名“白云观”,为长春宫附属观宇。1229年藏长春真人之遗蜕于白云观内之处顺堂。《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戊子(1228年)春正月朔,清和(尹志平道号)建议,为师构堂于白云观。……自四月上丁,除地建址,……四旬而成。”又元·陈时可《燕京白云观处顺堂会葬记》记载:“长春大宗师既仙去,嗣其道者尹公乃易其宫之东甲第为观,号曰‘白云\',为葬事张本也。越明年(1228年)三月朔,召其徒而告之曰:‘父师殡于葆光,未安也。吾将卜地白云,构堂其上而安厝之何如?\'……于是普请其众,以四月丁未除地建址,越四日庚戌,云中河东道侣数百辈,裹赢粮来助,凡四旬成。其堂制度雄丽,榜之曰‘处顺\'。既祥,奉仙骨而葬。”(《甘水仙源录》卷九)正是由于丘祖生前曾演教于此,仙逝后复藏蜕于此,故后世全真龙门派道士尊北京白云观为“祖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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