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把自己视作一个爱国爱教的“小道士”——回忆家大人陈莲笙道长二三事(2)

道教之音 陈耀庭

2015-09-22 18:34:12

他担任了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只能够在上海做些事情,发挥作用。所以,他从来没有僭越京城的想法,多次婉拒了要他去北京工作的呼声。担任上海政协常委以后,他自知只能为党和国家在道教界里发挥一点作用,因此,他从来不摆常委架子,不做不是道教的事情。尽管到了九十岁,他还是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小道士,只是在上海城隍庙的岗位上为党和政府工作分忧。

可以说,陈莲笙一生经过了新旧社会,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左”倾思潮的折腾,但是,陈莲笙始终保持着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热爱的态度,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论自己蒙受什么样的灾难和屈辱。

艰苦的道观恢复工作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逐渐落实。陈莲笙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恢复道教的工作。

恢复道教活动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恢复道观。当时上海所有原来的道观都被不同的工厂、企业或街道单位占用着,而且都各有各的理由不愿还给道教。于是,恢复道教活动就从争取收回道观开始。

要将一座座被占的道观收回,实在不容易,需要做大量细致繁复的工作。记得,那时我已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有一天他要我随他一起到浦东参加一个座谈会,同去的还有道协的徐家进道长。从民生路码头度过黄浦江,在烈日下走了很多路,来到一个乡镇工厂。在一个堆满工具的阁楼上,十多位浦东地区著名的道长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对于恢复浦东著名道观钦赐仰殿的意见。我担任会议记录,然后根据记录和《上海县志》中有关记载,整理了一份要求恢复钦赐仰殿的会议记录。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会议是在半秘密状态中举行的,当然,会议记录是送给浦东地方政府和上海市的有关部门。

对于恢复道观的困难,陈莲笙坚信总有一天党和政府会落实政策,会还回来的。他常常说只能不厌其烦地反映情况,等待时机,着急也没有用。在占据单位不能还的时候,他只要求在原道观里还一间房,让道教有个立足之地。他常常说,只要道教有个办公室,就会让所有人知道这里原来是道观,总有一天会还回来。上海白云观原来被友谊商店古董修理工场占据着,工场到处说每年为国家创汇几十万美元。道教开始只能在门房间旁边占着一小间办公。直到当时上海市委老领导、政协副主席杨士法视察了白云观,亲自说出宗教政策不能落实的损失远远大于几十万美元的话,指示工场尽快归还道教以后,友谊商店的工场才撤离了白云观。

记得当时上海宗教学会的副会长马人斌阿訇,每次开会见到我都要说,上海政协开会的时候,见到陈莲笙都不称呼他陈莲笙名字,或者陈道长,而是叫他陈城隍,因为,每次开会或者提案都是说的恢复上海城隍庙的事。当时,天主教金鲁贤主教在政协也呼吁大家一起帮助道教实现收回城隍庙。就这样连续八年的努力,最后得到中央和上海市领导的关注,南市区领导的支持,上海市宗教局的关心和协调,在豫园商城的帮助下,座落在寸金之地的上海城隍庙终于回到了上海道教的手中,经过连续二次工程维修,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和上海道教的窗口。

恢复道观工作,占用了陈莲笙晚年大约整整十年的时间。

在为恢复道观四处奔走的同时,陈莲笙常常问我道教应该怎么恢复。他常常说,上海道教如果能够恢复,一个是应该恢复得同过去有所不同,要创新。同时,道教一些优秀的东西可能会后继无人,一定要尽可能保存下来。因此,他从最熟悉和最喜欢的道教音乐文化入手。在连道观也没有、借地静安区政协办公的条件下,陈莲笙就开始组织道士中熟悉民族器乐的道士排练道教名曲。静安区政协礼堂里每周都会响起传统悠扬的江南丝竹风味的道曲,每次都让听了十来年革命样板戏音乐的人们蜂拥围观,鼓掌欢迎。他还利用二子陈大灿在上海音乐学院从事民族音乐教学的条件,获得学院领导和从事教学和摄影、录音教师的支持,在既无资金、又无场所的条件下,开始录制了上海道教音乐名曲,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迎仙客》音带,后来还拍摄了“进表科仪”等录像。这一保存道教优秀文化的工作,在道观逐渐恢复以后,在陈莲笙身后的今天,上海道教的青年道士们仍然在继续努力进行着。

把道教恢复的希望放在青年道士培养上

在上海的道观逐渐回到道教中来以后,陈莲笙考虑最多的问题是青年道士的培养。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自己已经 60 多了,其他道士也有 70、80 的了。现在是过一年就少几个。道观恢复得多,再过几年就会没有道士了,或者老道士已经跪不下去,跪下去也站不起来了。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后,道观收回再多也没有用,因为那时的道观就不是道观,只是博物馆,或者旅游点了。

80 年代初,他就特别注意来道观的青年人,热情接待想要当道士的人,但是,上海想进入道门的人并不多,即使有了,也遭到父母的反对而作罢。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从海安来了一位道士张先生,他愿意帮助上海道教组织一些青年来上海学道,其中还有不少是海安散居道士的后代,他们都有道教感情。陈莲笙听了非常高兴,同我多次说到张先生。接着,他就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筹划在上海白云观里举办上海道学班。安排十多名学生住一间房,在厨房旁边清理出一间破旧房子做教室,没有粮食计划和购粮的钱就要求学生自己带米来学习。步履艰难地落实培养青年道士的工作,为的就是满足陆续收回道观的需要。

对于如何培养青年道士的问题,他也多有考虑。他跟我说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速度要快。我回答说,学道青年来了就马上拜师,跟师父一年,基本上就可以念经拜忏做法事,顶上去了。他考虑一下说不行。他说他知道现在还在的道士的水平。什么样的师父培养出什么样的徒弟。靠师父教,水平越教越低,作风越教越差,难以培养出有新面貌的小道士来。加上这一方法培养出来的青年道士,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小帮派。所以,入学马上就跟师父学,不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我就说,那就学习基督教和佛教的办法,用神学院和佛学院的办法,先在学院里学习 2 年,然后再到宫观里拜师学习 1 年。他听我介绍了我在金陵神学院讲课看到的情况后,很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既保持了道教的师徒传统,又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开阔小道士的眼界,避免沾染坏习气以及结帮成派。对于青年道士培养的目标。他跟我说,不要要求很高。三十来个小道士毕业的时候,文化课及格,会写字画画,能够吹拉弹、唱念做,靠自己的本事做一天道场,就可以了。我当时一听就明白,那就是我爷爷陈荣庆说过的一个道士要会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既是一个儒生又能够做道场的标准。陈莲笙还说到,三十来个小道士不可能人人成才,能够培养出几个突出的就可以了。一个能够做高功,一个能够管理道观,一个能够写写文章、讲讲课。这就可以了。他的这些话讲得很实际,所以,当时我参与办学,也就没有很大的压力。

陈莲笙自己没有上过几十天的新学,他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是他做道士后自学得到的。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这一点从他依靠新社会的帮助重视子女的教育培养就可知一般了。对于青年道士的培养,他也不是办了一次道学班就罢手了,而是连续办二届、三届。然后在得到中国道学院的支持后,再挑选三届学员中的优秀人才办大专程度的班级,继续提高青年道士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陈莲笙已经八十高龄,退出领导岗位了。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要我继续做好培养道教人才的工作。“人才,人才,新世纪里道教发展的关键还是人才”。他还说过,“道教人才的培养不能只靠书本,道教人才的培养主要要靠道教自己”。他知道培养人才是一件“只有投入,看不到收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没有今天的投入,就不会有道教的发展和道教的明天,这跟国家办学是一样的。当时,道教协会经济很困难,在道学班开班以后,陈莲笙还受到当时教内某些短视的同道很大的压力。道学班甚至到了办不下去的境地。这时候香港圆玄学院的赵镇东先生在上海参访,得知情况,伸出援手。因此,陈莲笙对于赵先生的恩情始终铭感于心。当他得知赵镇东先生羽化先行一步时,他立即决定在上海城隍庙为赵先生做“献七”道场,邀请圆玄学院和赵先生家属到上海。在赵镇东先生灵前,陈莲笙亲自上香、斟茶,当年全体受恩的道学班学员为赵先生上香诵经行法,表达他们的感恩的心情。

陈莲笙还说,趁这次恢复的机会,新培养的青年道士要能够改掉老道士身上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是道教恢复最大的障碍,也是道教今后难以在新社会生存的障碍。他说的陋习有知识水平的问题,例如,过去很多道士不读《道德经》,不知道道教的历史,弄不清什么是全真派,什么是正一派。这些问题在道学班课程设置中都要给以解决。另外还有一些陋习是作风问题,也就是道风问题,例如,不穿道服、歪戴道冠、肮脏不洁,抽烟酗酒,甚至赌博吸毒,男女关系,等等。因此,他认为道教恢复中要及时抓紧建设好的道风,在民众中和社会上树立道教良好的形象。于是,道风建设成了陈莲笙在恢复道教工作中第三件大事。他常常对我说,道观没有道士,也就没有道教,因为道观变成了博物馆或者旅游点。但是如果有了道士,而道士不像个道士,那么道观还是没有道士好,因为,道教的形象就被彻底损坏了,道教就失去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格,道士也犯了欺师灭祖的罪孽。所以,他在创办《上海道教》杂志一开始,就定下要写《道教徒修养讲座》。

  • 共3页:
  • 上一页
  • 1
  • 2
  • 3
  • 下一页
  • 关注道教之音官方微信
    |

    一生把自己视作一个爱国爱教的“小道士”——回忆家大人陈莲笙道长二三事(2)

    道教之音 陈耀庭

    2015-09-22 18:34:12

    |
    一生把自己视作一个爱国爱教的“小道士”——回忆家大人陈莲笙道长二三事(2)
    |

    他担任了中国道教协会副会长,但是,他知道自己的精力和能力,只能够在上海做些事情,发挥作用。所以,他从来没有僭越京城的想法,多次婉拒了要他去北京工作的呼声。担任上海政协常委以后,他自知只能为党和国家在道教界里发挥一点作用,因此,他从来不摆常委架子,不做不是道教的事情。尽管到了九十岁,他还是将自己定位在一个小道士,只是在上海城隍庙的岗位上为党和政府工作分忧。

    可以说,陈莲笙一生经过了新旧社会,也经历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左”倾思潮的折腾,但是,陈莲笙始终保持着对于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信任和热爱的态度,坚持走爱国爱教的道路,从来没有动摇过,不论自己蒙受什么样的灾难和屈辱。

    艰苦的道观恢复工作

    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也逐渐落实。陈莲笙积极配合党和政府做恢复道教的工作。

    恢复道教活动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恢复道观。当时上海所有原来的道观都被不同的工厂、企业或街道单位占用着,而且都各有各的理由不愿还给道教。于是,恢复道教活动就从争取收回道观开始。

    要将一座座被占的道观收回,实在不容易,需要做大量细致繁复的工作。记得,那时我已经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工作,有一天他要我随他一起到浦东参加一个座谈会,同去的还有道协的徐家进道长。从民生路码头度过黄浦江,在烈日下走了很多路,来到一个乡镇工厂。在一个堆满工具的阁楼上,十多位浦东地区著名的道长你一言,我一语地发表对于恢复浦东著名道观钦赐仰殿的意见。我担任会议记录,然后根据记录和《上海县志》中有关记载,整理了一份要求恢复钦赐仰殿的会议记录。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当时还不能被大多数人接受。所以,会议是在半秘密状态中举行的,当然,会议记录是送给浦东地方政府和上海市的有关部门。

    对于恢复道观的困难,陈莲笙坚信总有一天党和政府会落实政策,会还回来的。他常常说只能不厌其烦地反映情况,等待时机,着急也没有用。在占据单位不能还的时候,他只要求在原道观里还一间房,让道教有个立足之地。他常常说,只要道教有个办公室,就会让所有人知道这里原来是道观,总有一天会还回来。上海白云观原来被友谊商店古董修理工场占据着,工场到处说每年为国家创汇几十万美元。道教开始只能在门房间旁边占着一小间办公。直到当时上海市委老领导、政协副主席杨士法视察了白云观,亲自说出宗教政策不能落实的损失远远大于几十万美元的话,指示工场尽快归还道教以后,友谊商店的工场才撤离了白云观。

    记得当时上海宗教学会的副会长马人斌阿訇,每次开会见到我都要说,上海政协开会的时候,见到陈莲笙都不称呼他陈莲笙名字,或者陈道长,而是叫他陈城隍,因为,每次开会或者提案都是说的恢复上海城隍庙的事。当时,天主教金鲁贤主教在政协也呼吁大家一起帮助道教实现收回城隍庙。就这样连续八年的努力,最后得到中央和上海市领导的关注,南市区领导的支持,上海市宗教局的关心和协调,在豫园商城的帮助下,座落在寸金之地的上海城隍庙终于回到了上海道教的手中,经过连续二次工程维修,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和上海道教的窗口。

    恢复道观工作,占用了陈莲笙晚年大约整整十年的时间。

    在为恢复道观四处奔走的同时,陈莲笙常常问我道教应该怎么恢复。他常常说,上海道教如果能够恢复,一个是应该恢复得同过去有所不同,要创新。同时,道教一些优秀的东西可能会后继无人,一定要尽可能保存下来。因此,他从最熟悉和最喜欢的道教音乐文化入手。在连道观也没有、借地静安区政协办公的条件下,陈莲笙就开始组织道士中熟悉民族器乐的道士排练道教名曲。静安区政协礼堂里每周都会响起传统悠扬的江南丝竹风味的道曲,每次都让听了十来年革命样板戏音乐的人们蜂拥围观,鼓掌欢迎。他还利用二子陈大灿在上海音乐学院从事民族音乐教学的条件,获得学院领导和从事教学和摄影、录音教师的支持,在既无资金、又无场所的条件下,开始录制了上海道教音乐名曲,出版了中国第一部《迎仙客》音带,后来还拍摄了“进表科仪”等录像。这一保存道教优秀文化的工作,在道观逐渐恢复以后,在陈莲笙身后的今天,上海道教的青年道士们仍然在继续努力进行着。

    把道教恢复的希望放在青年道士培养上

    在上海的道观逐渐回到道教中来以后,陈莲笙考虑最多的问题是青年道士的培养。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自己已经 60 多了,其他道士也有 70、80 的了。现在是过一年就少几个。道观恢复得多,再过几年就会没有道士了,或者老道士已经跪不下去,跪下去也站不起来了。如果出现这个情况后,道观收回再多也没有用,因为那时的道观就不是道观,只是博物馆,或者旅游点了。

    80 年代初,他就特别注意来道观的青年人,热情接待想要当道士的人,但是,上海想进入道门的人并不多,即使有了,也遭到父母的反对而作罢。有一天,他兴高采烈地告诉我,从海安来了一位道士张先生,他愿意帮助上海道教组织一些青年来上海学道,其中还有不少是海安散居道士的后代,他们都有道教感情。陈莲笙听了非常高兴,同我多次说到张先生。接着,他就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筹划在上海白云观里举办上海道学班。安排十多名学生住一间房,在厨房旁边清理出一间破旧房子做教室,没有粮食计划和购粮的钱就要求学生自己带米来学习。步履艰难地落实培养青年道士的工作,为的就是满足陆续收回道观的需要。

    对于如何培养青年道士的问题,他也多有考虑。他跟我说的第一个要求就是速度要快。我回答说,学道青年来了就马上拜师,跟师父一年,基本上就可以念经拜忏做法事,顶上去了。他考虑一下说不行。他说他知道现在还在的道士的水平。什么样的师父培养出什么样的徒弟。靠师父教,水平越教越低,作风越教越差,难以培养出有新面貌的小道士来。加上这一方法培养出来的青年道士,会形成一个个小团体、小帮派。所以,入学马上就跟师父学,不是一个好办法。于是,我就说,那就学习基督教和佛教的办法,用神学院和佛学院的办法,先在学院里学习 2 年,然后再到宫观里拜师学习 1 年。他听我介绍了我在金陵神学院讲课看到的情况后,很高兴地说这个办法好,既保持了道教的师徒传统,又能够学到很多东西,开阔小道士的眼界,避免沾染坏习气以及结帮成派。对于青年道士培养的目标。他跟我说,不要要求很高。三十来个小道士毕业的时候,文化课及格,会写字画画,能够吹拉弹、唱念做,靠自己的本事做一天道场,就可以了。我当时一听就明白,那就是我爷爷陈荣庆说过的一个道士要会四书五经、琴棋书画,既是一个儒生又能够做道场的标准。陈莲笙还说到,三十来个小道士不可能人人成才,能够培养出几个突出的就可以了。一个能够做高功,一个能够管理道观,一个能够写写文章、讲讲课。这就可以了。他的这些话讲得很实际,所以,当时我参与办学,也就没有很大的压力。

    陈莲笙自己没有上过几十天的新学,他的阅读和写作能力都是他做道士后自学得到的。因此,他非常重视教育,这一点从他依靠新社会的帮助重视子女的教育培养就可知一般了。对于青年道士的培养,他也不是办了一次道学班就罢手了,而是连续办二届、三届。然后在得到中国道学院的支持后,再挑选三届学员中的优秀人才办大专程度的班级,继续提高青年道士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

    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陈莲笙已经八十高龄,退出领导岗位了。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要我继续做好培养道教人才的工作。“人才,人才,新世纪里道教发展的关键还是人才”。他还说过,“道教人才的培养不能只靠书本,道教人才的培养主要要靠道教自己”。他知道培养人才是一件“只有投入,看不到收入”的事情。但是他认为,没有今天的投入,就不会有道教的发展和道教的明天,这跟国家办学是一样的。当时,道教协会经济很困难,在道学班开班以后,陈莲笙还受到当时教内某些短视的同道很大的压力。道学班甚至到了办不下去的境地。这时候香港圆玄学院的赵镇东先生在上海参访,得知情况,伸出援手。因此,陈莲笙对于赵先生的恩情始终铭感于心。当他得知赵镇东先生羽化先行一步时,他立即决定在上海城隍庙为赵先生做“献七”道场,邀请圆玄学院和赵先生家属到上海。在赵镇东先生灵前,陈莲笙亲自上香、斟茶,当年全体受恩的道学班学员为赵先生上香诵经行法,表达他们的感恩的心情。

    陈莲笙还说,趁这次恢复的机会,新培养的青年道士要能够改掉老道士身上的一些陋习,这些陋习是道教恢复最大的障碍,也是道教今后难以在新社会生存的障碍。他说的陋习有知识水平的问题,例如,过去很多道士不读《道德经》,不知道道教的历史,弄不清什么是全真派,什么是正一派。这些问题在道学班课程设置中都要给以解决。另外还有一些陋习是作风问题,也就是道风问题,例如,不穿道服、歪戴道冠、肮脏不洁,抽烟酗酒,甚至赌博吸毒,男女关系,等等。因此,他认为道教恢复中要及时抓紧建设好的道风,在民众中和社会上树立道教良好的形象。于是,道风建设成了陈莲笙在恢复道教工作中第三件大事。他常常对我说,道观没有道士,也就没有道教,因为道观变成了博物馆或者旅游点。但是如果有了道士,而道士不像个道士,那么道观还是没有道士好,因为,道教的形象就被彻底损坏了,道教就失去了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格,道士也犯了欺师灭祖的罪孽。所以,他在创办《上海道教》杂志一开始,就定下要写《道教徒修养讲座》。

  • 共3页:
  • 上一页
  • 1
  • 2
  • 3
  • 下一页
  • 坚持道教中国化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