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记载刘邦的话说：“运筹谋划于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这是子房的功劳！”大汉建立，分封功臣，刘邦对张良、萧何这些一直追随自己的功臣战将很感念，要对他们进行论功封赏！刘邦对张良说：“你自己在齐国选择三万户作为封邑”。张良是学黄老而修道的高人，他明白自谦、知止知足的道理。对于刘邦怀念昔日旧情的表示，他说：“始臣起下邳，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张良还说：“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位列侯，于良足矣。”张良这种谦下不争的胸怀，不仅值得我们道教徒效仿，也应该为仕途经济中人学习。大汉天下已定，刘邦也已老弱多病，张良“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赤松子是炎帝、黄帝时的人物，是道教的神仙。张良学神仙效法赤松子而“功成身退”，他真的就放下人间俗务，“乃学辟谷，道引轻身”。张良学道修道而并非痴迷，刘邦的妻子吕后把持朝政，她虽然封诸吕而诛功臣，但感恩张良出奇谋保太子的种种好处。吕雉当然不理解道家的“辟谷”方术，活生生的人怎么能不吃饭呢？于是她亲自去留侯的府第，她劝说张良进食用餐，硬是要求张良放弃了“辟谷”修道方式。张良只得正常用餐饮食！吕雉的面子不能不给、也没有必要驳回！这是道家尊上忠君的操守。这种放弃和恢复饮食方式的过程看似简单，实际体现了张良这位学道修道的人物，“事来则应，事去不留”的行为方式。大汉政权建立之后，张良提出隐修“辟谷”之道，称要追随“赤松子游”；这是尊太上道主“功成身退”之理念退隐修道的方式。

（二）、汉代黄老信仰对社会的贡献和对天师道创立之价值

刘邦建立的大汉王朝之中，有许多位人物都学修“黄老”，实为道教之内容：刘邦带领大家打下了大汉天下，上至皇帝而皇后大臣，下至庶民百姓，普天之下得以脱离战国的苦难，君臣都想休养生息，无为而治。正如太史公所说：“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多年的战乱，人心厌战，天下思治，这时黄老思想理念的价值充分体现出来！在刘邦部下的大臣中，萧何、张良之外，曹参、陈平也都是信奉黄老之道的人物：孝惠帝元年（前194）曹参被封为齐国的丞相，他把齐国的长老、读书人都召来，向他们询问安抚老百姓的办法。他听说胶西有位盖公，善于研究黄老学说，派人用厚重的礼金去将他请来，盖公来与曹参相见后，对他说：治理国家最好的办法就是清静无为，如此百姓就会自然地安定了，以此类推，详细具体地说了许多的道理。曹参尊重佩服得将府第的正堂让出来，请盖公居。曹参在齐国为相九年，治理齐国的政策纲要就是采用黄老学术，齐国百姓安居乐业，齐国全境都称赞曹参是位贤德的丞相。西汉王朝第一位相国萧何逝世前，向皇帝推荐曹参继任大汉朝的相国之位，曹参由齐入朝继任之后，“萧规曹随”，为相三年，天下安宁，百姓歌颂说：“萧何制定法令，如同划一地明白；曹参继承相位，遵守而不随意改变；贯彻清静无为的宗旨，百姓安宁国家一统。”司马迁评价说：曹参作汉朝相国，极力推崇清静无为的治国理念，这合乎道家的学说；老百姓脱离了秦朝残酷的压迫之后，曹参为他们提供休养生息、清静自然的环境和机会，天下的百姓当然要称颂他的美丽德。这是“黄老”道家之学，在社会现实中产生价值的表现。

关于陈平，曹参去世后任用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免职后，吕太后封陈平为右相，审食其为左丞相；吕太后的妹妹吕媭恨陈平为姐夫刘邦出主意捉拿丈夫樊哙，多次在吕太后面前进谗言说：“陈平做丞相不理政事，每天饮洒、玩弄妇女。”在吕太后当政的情形之下，陈平很害怕，更加装得无所事事，每天只是饮酒作乐。吕太后也不是等闲之辈的人物，她明白其中的缘由，就当着吕媭的面对陈平说：“俗话说：‘小孩子和妇人嘴里说出的话不可相信！’就看你如何为我办事。不要怕吕媭在我面前说你的坏话。”陈平表示听从吕太后的话，他对吕太后所要表达的意思心中有数。吕太后去世之后，陈平与太尉周勃合谋，诛灭诸吕，拥立孝文皇帝，积极推动无为而治的治政理念，使社会政治清明，经济发展。陈平在孝文帝二年（前178）去世，他曾经说：“我经常使用诡秘的计谋，这是道家所禁忌。我的后代如果被废黜，也是报应，这是我多施阴谋而种下的祸根。”司马迁说：“陈平丞相年少之时，原本就是喜爱黄帝、老子学说和方式的人。”后来刘汉时期治理国家的政治理念，也多与道文化的方式关系紧密，在文、景之时用道祖“无为”思想指导社会治理，这使西汉时期成功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社会盛世，这其中汉文帝刘恒在“文景之治”过程中，他偃兵务农、减刑节用、为政清明、从谏如流，根本在于他努力安定百姓，积极采取“与民休息”、“无为而治”的重要国策。

汉景帝刘启是汉文帝刘恒与窦姬之子，汉高祖刘邦之孙；在“文景之治”中景帝继承文帝的治国方略，在思想上他奉行“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维护安定大局，对内奉行轻刑薄赋的政策，发展农业生产、注重社会教化；对外积极和亲匈奴，减轻来自外部边疆的压力。“文景之治”是刘汉政权辉煌历史的表现，也是道文化对社会历史作出的重要贡献！“文景之治”也不是突然形成的社会气候，而是战国纷乱局面结束后必然的社会追求。“太史公曰：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不仅仅是汉代，中华民族对大道之学神仙思想，早已经融入炎黄子孙文化的血脉之中。已经不是简单从野史小说、以及演义故事中找资料，而是正史文献的记载之中，也是处处皆现相关文字的记载。史书引《括地志》云：“庄子云：‘广成子学道崆峒山，黄帝问道广成子。’”庄周是战国时期人物，他记载黄帝修道学仙的事迹应当更为可信，这最起码可以说明战国之前的人，对大道之学神仙思想，已经非常地认同了。史书引《抱朴子内篇》云：“黄帝西见中黄子，受九品之方；过空桐，从广成子受自然之经；”史书引《列仙传》说：“轩辕自择亡日与群臣辞。还葬桥山，山崩，棺空，唯有剑舄在棺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