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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家精神专一

《庄子》与道教、现代文明片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丁怀轸     时间:2015-11-21 22:59:26      繁體中文版     

作者简介:丁怀轸 中共淮北市委党校

本文拟就《庄子》书本身及其与道教和现代文明的关系谈一点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从《庄子》到《南华真经》

《庄子》是先秦思想家庄周及其后学的作品集,现存33篇,分成内、外、杂篇,其中内篇7篇、外篇15篇、杂篇11篇。根据历史上诸多注疏及今人的研究,内篇基本思想、文风较为统一,相互间有一种内在的、紧密的联系,可视为庄周本人的作品;外、杂篇无论思想内容还是文字风格皆不尽统一,非一人一时之作,可视为庄周后学的作品。但是,总括起来看,内篇与外、杂篇之间也存在一种内在的联系。外、杂篇的一部分篇章主要阐述内篇的思想,另一部分篇章则吸取儒、法各家思想,对内篇思想有新的发挥,还有若干篇章为猛烈抨击社会现实和统治者的文字。笔者窃以为研究《庄子》,宜把它看作一个整体,只是在讨论庄周及其后学的关系时,才有区分内、外、杂诸篇的必要。

据历史的记载,《庄子》一书在先秦便有流传。荀子在《解蔽》篇中曾评价百家之说,有过“惠子蔽于辞而不知实,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的批评之辞。且不论荀子对《庄子》的评价是否得当,但由此可知他对《庄子》思想确有了解,不是皮毛之见,而是阅读其书后一种总结性的意见,其批评也绝非毫无根据。成书于秦朝初年的《吕氏春秋》中引用过庄子的一段话,其间除文字略有差别外,文意是一致的。可见,秦初便有《庄子》之书的流行。此后,《史记》中曾对《庄子》书中若干篇章作过介绍,对其思想作为概括,并明确记载该书十余万言。《汉书·艺文志》则著录《庄子》一书为52篇。由这些记载可以得知:荀子、吕不韦、司马迁、刘向都曾读过《庄子》,《庄子》一书应该是当时的知识者可以读到的。

但是,庄子学说直至秦汉时期曾不十分流行,这是因为,其隐逸思想的特征不仅在统一国家的历史活动中于世无补,而且对治理社会的活动无大益处。秦始皇争战与治国偏爱法学理论。汉代初年流行有益于休养生息的黄老思想。武帝之后则专崇有益于大一统社会的儒家学说。直至魏晋时期,情况才有所改变。据《世说新语·文学》篇载:“初,注《庄子》者数十家,莫能究其旨要。向秀于旧注外为解义,妙折奇致,大畅玄风。唯《秋水》、《至乐》二篇未竟,而秀卒。”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载:“向秀注廿卷廿六篇。”并作注说:“亦作廿七篇,亦作廿八篇,亦无杂篇。”司马彪注《庄子》21卷、52篇。陆德明说司马氏注内篇7、外篇28、杂篇4、解说2,与《汉书·艺文志》载同。但这个注本早已散佚,现仅有两个辑本,一为孙冯翼辑本,存《问经堂丛书》中;一为茅泮林辑本,存《古逸丛书》中。目前通行的是晋太傅主簿郭象的本子,“注卅三卷,卅三篇”。这个注本实际是向秀、郭象二人的成果,不过由郭象总其成,而整理为内篇7、外篇15、杂篇11罢了。今人讨论庄子及其学说,主要依据的是这个注本。魏晋时期,道家思想大为流行,《庄子》一书被列为“三玄”之一。何晏、王弼、阮籍、嵇康、问秀、郭象等著名玄学思想家,都是庄子思想的爱好者。《晋书·王弼传》中说:“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由于庄子思想受到重视,学术界出现了由爱“黄老”到重“老庄”的转变,甚至出现了“庄老”的说法,把庄子抬到老子之上。如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说:“又读庄老,重增其放。”晋郭象注《庄子·逍遥游》中也说:“此庄老之说所以见弃于当涂。”《颜民家训·逸学篇》则称:“《庄》、《老》、《周易》,总谓三玄。”这都是《庄子》受到普遍重视的表现。有学者以为,《庄子》思想在魏晋时期得到重视和发挥,“是道家思想史上的一次壮丽的日出”。这话不无道理。

由于《庄子》书中含有一系列神秘而深刻的关于“道生万物”、“养生”及“逍遥而游”的思想,因而为道教所推重。自东晋葛氏开始,道教学者便大量吸收《庄子》思想。葛氏所著《抱朴子·畅言》篇对《庄子》思想发挥极为透彻,并将之纳入道教理论的体系。南朝道士陶弘景在《真浩·嵇神枢》中说:“庄子师长柔公子,授其微言,谓之《庄子》也。隐于抱犊山,服兆育火丹,白日升天,补太极周编郎。”这里把庄子作为道教仙人、教主加以尊崇了。到了唐代,不仅《庄子》思想直接影响、诱发了道教重玄理论的出现,而且直接由皇帝出面,把庄周其人合为南华真人,庄子其书命名为《南华真经》。天宝元年的诏书称:“册《庄子》宜依旧号曰《南华真经》,义取离明英华,发挥道妙也。”这也就是后人称《庄子》为《南华经》的直接根据。诏书上称“依旧号”,显然之早有“南华”这一说法了。据《隋书·经籍志》子部道家类著录:梁旷《南华论》25卷(原30卷缺),《南华经》3卷。《旧唐书·经籍志》道家类著录则说:梁旷《南华仙人庄子论》30卷。梁旷系茅山道士,生活大约于陶弘景同一时期。由此可知,早在南北朝时期,便有《南华经》和“南华仙人”的称呼了,不过仅限于道教上层道士之间罢了。

为什么要称之为“南华”呢?后人作为许多考证,有人认为是因山名而得,有的则说是因地名而成,皆不得其详。其中,南宋褚伯秀的说法值得参考。褚云:“南华之号,其来久矣。似是上天职任能司、犹东华、南极之类,不可以人间义理臆度,故诸解无闻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序)“此事只可天上找,可奈人间无处寻”,这就从道教信仰的角度,揭破了“南华”称号的由来,指认它是一种神化系统的司职,染上了仙灵之气,从道教的角度看,似乎有一定的“道理”。

由于唐代道教盛行,统治者自己推崇《南华经》,又由于《南华经》的理论较之《道德经》更贴近人生,更合乎人情,因而,它日渐成为道教经典系统中仅次于《道德经》的又一基本经典。此后,道教注疏发挥《南华经》者代不乏人,其中较著名者为唐代的成玄英、孙思邈、李含光,宋代的陈景元,褚伯秀等。在现存《正统道藏》中,洞神部本文类有《南华经》5卷、玉诀类有武林道士《南华真经义海纂微》106卷、林希逸《南华真经口义》12卷、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音义》14卷、贾善渊《南华真经直指》2卷、吴澄《南华有篇订证》2卷、罗勉道《南华经循本》30卷、陈景元《南华真经章句余事》1卷、王元泽《南华真经新传》10卷、《南华真经拾遗》1卷、郭象注、成玄英疏《南华真经注疏》35卷。所有这些注疏,都是从道教角度加以发挥阐述的,在道教思想史上有重要影响,从而对《南华经》思想的泛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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